纪要 |【未名学者讲座30】文人之物：从苏轼像中的‘杖’谈起
2018年4月3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李溪作题为“文人之物：从苏轼像中的‘杖’谈起”的演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评议。
本场讲座以“杖”为切入点，谈论了文人如何对历史中业已形成了“物”的意义进行不断省思，从而涤洗出一种深蕴哲慧的“真实之物”。这种省思主要是在诗和画中完成的。这些文学和艺术“作品”并非是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再现——它表达的是“物”和人的生命相蕴荡的一种永恒的存在状态，或说通过一个“持物者”的形象、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格才能被最真实地呈现出来。
李溪副教授从不同版本入手，认为《苏轼像》在后世流传的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子瞻按藤杖坐磐石图》，现主要有清朱野云摹李公麟、翁方纲跋本；二是《东坡拄杖图》，最有代表性的是台北故宫藏元赵孟頫《前赤壁赋》本，为赋前小像；三是元代以后流传的《坡公笠屐图》，版本众多。
图为三种主要的苏轼像形象
这三种形象都曾被认为是“摹李公麟”，而以艺术史的考证看，“笠屐图”应不是李公麟原作。但是，这只是历史的考据，而李、赵两位画家的苏轼像曾被李日华评为“非公麟不能作，非魏公不能摹，非眉山公亦不能发二公之佳思也”。“文人画”是文人根据对生命真意的理解而作，而文人画像更需要画家对被画者身上这一真意明晰的领悟和天成的表达。苏轼评李公麟《山庄图》时，说他“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又说在他手中的“物”既形于心、又形于手。这个思想可谓文人画的圭臬。绘画是直观的表达，必然会“留于一物”。李公麟以及赵孟頫的苏轼像又特别强调了“杖”这一物。那么，他们为何又是如何通过“杖”这一“物”来表达那个优游通彻的精神世界呢？这是本次讲座的主要问题。
李溪副教授认为，若要真正理解“杖”对苏轼的意义，要从他的诗词中看他对杖的态度。在苏轼黄州时期的诗中，杖已经具有了一种自由和自我的意义。这种看似“天成”的自由状态并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经历了“去蔽”杖的意义的过程。从形体上看，“杖”既具有可用性，也具有指向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天然就容易被权力所“利用”。
最初，杖只是作为单纯的用具使用，随着文明发展，在汉代以前的考古遗物和传世文本中则成为了权力的象征。一方面，它是西南地区传至中原代表祭祀和权力象征的器物；另一方面，中原的敬老观念本身又令其将“年龄”同“权力”结合，从而形成著名的王杖制度。武威汉墓曾出土了授予老人的鸠杖的实物，在其上悬挂《王杖》简中，明言“王杖”的效力，仅次于节，是权力鲜明的指示。但是，当年龄借助一个符号性的“物”成为僵化的律令时，它既以权力遮蔽了“物”的自身，也遮蔽了一个人“存在”于世的真性。年老应意味着经验累积而形成的德行，以及“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状态，而非一种被规定的权力。杖也应是扶助衰老而免于依靠他者之物，它是独立存世和自由精神的表征，而非彰显权力的符号。这一点，苏轼在送给弟弟的“黄子木杖”诗中曾明确地表达过。
李溪副教授表示，远在东晋，陶渊明的“策扶老以流憩”“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便已经显露出一个孤独又自由的身影；在唐代，白居易在“东坡”上“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晚年寓居时的“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则更加清晰地表达了“杖”所给予和断弃的生命状态。这两位是苏轼生命中的精神知己，对他的诗歌和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海棠》诗中的“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还是《东坡》诗中的“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都让人感到他在被贬谪流离生涯中对世俗名利的清醒，对独立人格的坚守以及对人在世状态的旷悟。
陶、白、苏三人对“杖”的观念，显然同他们钟爱的庄子哲学有直接关系。庄子“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正体现了杖和文人的相处方式，而那没有意图的“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也正是策杖文人要归去的地方——这一意义也鲜明地呈现在这几位文人的形象当中。李公麟在《归去来图》中对陶渊明“不在田园松菊，而在临清流处”的描绘奠定了其超然自立文人形象的基石，而这也是他图画子瞻的想法之一。元赵孟頫的《东坡拄杖图》也曾为苏轼《海棠》诗所绘，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在黄州时期的生存状态。
苏轼对“杖”的另一重认识来自其破除名相、截断思维的禅宗意旨，主要展现在他晚年被贬惠州以后的诗文中，这也是他同前代文人的不同之处。他在《和陶<归田园居>》中说“坐倚朱藤杖”，好友白居易则云“空倚紫藤杖”。这一意象可能受到了李公麟画的启发，但从根本上讲源于禅僧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形象。
在禅宗中，“拄杖”不止是一种用具，更是接化弟子的方式。临济宗义玄参黄蘗禅师时常被“拈起拄杖便打”，云门宗文偃则对弟子“拈起拄杖便问”。其打、其问，都是为了破除“名相”对世界的障蔽。在禅宗看来，杖可“尽十方世界乾坤大地”，这一“物”不是“某物”，而是整个世界、宇宙万物的呈现。
苏轼在《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中云“众中惊倒野狐禅”。这一“惊”，惊破了对名相与名物的执着，显现出超越万古的人生气魄。这样的气魄，在李公麟于元祐时期所画的《子瞻按藤杖坐磐石图》中已展露出来。后世文人在题此像或此像摹本时，亦已识得其中真意。北宋邹浩题“大海中央谁与邻，万事一条横榔栗”，又如金代赵秉文题“盘礴万古胸，入此一藤杖”。
接下来，李溪副教授以苏轼黄州时期著名词作《定风波·莫怕穿林打叶声》为例表示，在苏轼生命中，“竹杖芒鞋”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揭示他生命情调和人生旨趣的最重要的“物”之一。这些“物”与作为权力符号的鸠杖不同，甚至与在苏轼像中常常使用的母题“笠屐”也不同。它既不是一种身份的指涉，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事件的再现，而是真正地“进入”到了他的生命境界中，与其“共在”一个脱离尘梓而又逍遥无碍的世界。
而李公麟、赵孟頫以及后世文人画的作者，同样是深领其慧的诗人，这个隽永的形象被他们捕捉下来，成为了后世文人画像的典范。并且，一位踽踽独行的“策杖”者，或是默对远方的“倚杖”者，也是元代以后山水画中常见的身影。在沈周《策杖图》的层峦青嶂中，有一个笔墨渺小简要的策杖者身影，沈氏配诗“笠屐不限我，所适随丘墟。独行因无伴，微吟韵徐徐”。无论从画题还是配诗看，读者都无法了解此图所画何人，这看似不重要的“点景人物”，却是这幅画的意旨所在——作者要表达的是一个可以令“我”安居徐行而无所牵绊的泉石之所。
评议阶段，张鸣教授表示，苏轼的的一生是在颠沛当中度过的，而杖成为了这种生命历程的绝佳象征。张鸣教授还提到，有“杖”的作品均来自他被贬谪时期的名作。苏轼离开黄州去庐山时，发现很多山中人说“苏子瞻来矣”。于是，他在给山民写诗时把自己的形象写成“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应是有意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责任编辑：王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