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北大文研论坛67】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迄今已近百年。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光阴中，“五四”不仅是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始终与不同时期的“当下”相互纠缠，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尤其是知识人反复回想、致意、对话与反思的对象。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五四”既是进入与体察历史的门径，也是介入与关怀“当下”的依托。在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学界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是研究“五四”最勤与阐释“五四”最力的学者之一。关于“五四”，他先后出版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与《“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两部专书，并与夏晓虹教授合编有《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著作。新近问世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是他的第三部“五四”专书。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与陈平原此前的相关著作不同，“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带有论战性质的评论”。在他看来，“因五四而切入当下话题，乃责无旁贷”，因为“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该书既是陈平原研究“五四”的最新思考，同时也承继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人通过阐释“五四”参与“当下”思想论争与文化建设的传统，对于总结与开掘“五四”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鉴于此，在“五四运动”99周年初度之际，2018年5月25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主办了“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学术论坛。论坛由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主持。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教授应邀发表了题为《为何必须不断地与五四对话》的主题引言。在引言中，陈平原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五四”研究历程。早在1982年，尚在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他便发表有《论白话文运动》一文，一改学界此前讨论“五四”时大都关注其“思想革命”面向的做法，倡导从（语言/文学）“形式研究”的角度重新勘定“五四”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在此后完成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一书中，陈平原延续了这一思路，并且提出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思想与社会转型乃是出自“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的著名观点。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1998）一书中，他通过坚实的学术史研究再度凸显了“晚清”与“五四”的辩证关系。在此之后，陈平原的主要兴趣转向教育史研究，先后完成了“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对于北京大学与“五四”关系的考察贯穿其间。具体到“五四”研究，陈平原共计出版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与《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三部专书。
在介绍完自己的研究历程之后，陈平原集中讨论了“为何必须不断地与五四对话”的议题。在他看来，“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与“五四”对话的过程，正是陈平原参与当代中国历史的过程。1993年，他发表了《走出五四》一文，作为对于1980年代的精神遗产的自我清理。2009年，面对学界内外日益显著的否定“五四”的时代潮流，他又发表了《走不出的“五四”》一文，予以回应。2017年，时值“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他发表了《“五四”，永远的精神标杆》一文，主张从兼及“思想”、“文采”与“行动”的角度全面理解“五四”与光大“五四精神”。从“走出”到“走不出”，陈平原表面上“改弦更张”，不变的却是以“五四”为“试金石”观察与检验时代变迁，进而做出自家选择，并且有所担当的精神追求。
不过，在陈平原看来，在当代中国试图激活“五四传统”却殊非易事，不仅因为在“关于‘五四’的言说中，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新儒家论述以及国学热的兴起，加上大国崛起与民族主义思潮”对此也构成了巨大挑战。他认为，“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所以在其学术生涯伊始，他便致力与“五四”对话，非但至今不衰，反而“愈挫愈勇”。2019年是“五四”百年，在主题引言的最后，陈平原也就此做出展望。
【“陈氏‘五四’故事”的特征与魅力】
吴晓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陈平原的引言之后，吴晓东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五四”是一个被逐渐讲述出来的“故事”，而陈平原正是当代最主要的讲述者之一。“陈（平原）氏”的“五四故事”以其兼具历史感、现实性与远景意义的品格，在中国学界独树一帜。他具体概括了“陈氏”的“五四故事”的三大特征。首先是“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所谓“长时段”，是指在陈平原的“五四”论述中包含三重大的历史视野：一是他将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既从“五四”中发现“晚清”，也在“晚清”中勾连“五四”；二是他把“五四”以来的“百年视野”同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于“五四”言说史与接受史的系统清理，彰显了“五四”的“世纪意义”；三是他以未来三五百年的视野，将“五四”定位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以及知识人的对话原点，提出民族复兴应当从“五四”中汲取养分，而非将之排除在外。
吴晓东总结的“陈氏”的“五四故事”的第二大特征是其现实感与介入性。在他看来，在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有两位是典型的“五四式的学者”：一位是承传了鲁迅的精神遗产的钱理群教授，还有一位便是践行了章太炎与胡适的思想方案的陈平原教授，他们分别彰显了“五四”的不同面向。吴晓东认为，陈平原可谓“温和的激进派”（或者“激进的温和派”）。
“陈氏”的“五四故事”的第三大特征是其大局观念。在陈平原的“五四”阐释中，不再将“五四”与“传统”简单对立，而是借鉴传统中国的文化资源深化了对于“五四”的理解，同时把思想、学术、文化与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更为全面地把握了现代中国转型的丰富面向与内在机制。陈平原的“五四”论述既秉持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立场与方法，同时又不为所限，别开新境。
贺桂梅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教授从《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的“思想操练”这一关键词入手，考察了陈平原的“五四”论述的核心关怀。她注意到，陈平原在1990年代从事学术史研究与创办《学人》集刊，旨在反对学界对于西方潮流的过度追随，希望通过接纳传统资源，为现代中国学术“正本清源”。如果说他彼时的努力目标主要在于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打破西方想象为“现代”的唯一远景的话，那么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他的追求则更为明确，即凸显“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性的正面价值，以回应日益盛行的文化保守主义论述。
在贺桂梅看来，陈平原的“论战”对象既包括并世的时代潮流（例如1980到1990年代的西方想象，以及2000年以来的“国学热”），更指向自己。她认为，陈平原不断调整谈论“五四”的方式，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寻求一种“知识主体”（或者“知识分子主体”）的自我定位。而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处理这一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思考“学术”与“政治”二者的复杂关系。贺桂梅指出，陈平原在1990年代强调“学术”的自律性，致力把“学术”从过度政治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却反复重提“学术”的政治性。这说明陈平原并非是在“学术”与“政治”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谈论二者的关系问题，而是希望达成一种“学术内含政治”的积极状态。在她看来，陈平原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与鲁迅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界定十分接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怎样的自我定位，是陈平原思考的关键所在。陈平原所谓“学术”，其意涵既大于“纯学术”的意识形态，又不致于使之过度政治化。他最终找到的一种半自律性的文化政治空间，是知识分子在当下可能拥有的最理想的对于社会发挥作用的位置。而这一“知识主体”（或者“知识分子主体”）正是通过不断地谈论“五四”被建构出来的。这是陈平原的“五四”论述的最大价值。
孔庆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提出陈平原的“五四”研究因其文字明白晓畅，背后的痛苦感反而不易被人察觉。与钱理群在著作中呈现了更多“可见”的痛苦不同，陈平原的“痛苦”通常是“不可见”的。但“中间物”的意识同样贯穿在他的思考中，其“五四”论述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杨联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联芬教授表示，反思“五四”不等于否定“五四”，陈平原19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但对于“五四”，他的情怀并无任何改变。陈平原的“五四”研究打开了“五四”的丰富意涵。杨联芬以他的《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一文为例，指出鲁迅与胡适都是“五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在承继与发扬时不必人为制造对立，顾此失彼。
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季剑青研究员总结陈平原的“五四”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点是在历史感与现实性之间始终保持了某种张力。在陈平原的论述中，“五四”并非完全作为一个历史化的对象而存在，而是与当下构成了紧张关系。他的研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使得两者可以在“思想操练”中相互支援。
【“五四”百年，应当如何谈论百年“五四”？】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同为长期关注“五四”的北大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欧阳哲生介绍了自己的“五四”研究的三个分支领域：一是“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尤其是儒学）的关系问题，二是“五四”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蔡元培、胡适与傅斯年），三是现代中国的“五四”话语系统。他继而梳理了“新时期”以降大陆历次“五四”纪念的基调：1979年的纪念强调“五四”是一场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潮流的思想解放运动；1989年的纪念在延续这一方向的基础上，更为凸显“五四”具有的建设性一面；1999年的纪念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为主调，侧重讨论“五四”的历史影响，而对于“五四”的多元化认识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2009年，学界已经无法就“五四”的评价问题达成一致，“五四”纪念也转而进入各个具体的专业领域中进行，例如该年陈平原教授在北大中文系主持召开了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型学术会议，而北大历史系则举行了题为“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的学术会议；2015年，学界纪念了《新青年》百年，2017年，学界又纪念了“新文化运动”百年，但与此前的“五四”纪念相比，如是纪念并未提出太多新的议题。欧阳哲生在发言的最后表示，期待年轻一代学人可以在“五四”百年纪念时做出与前人不同的论述，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考方向。
解志熙
清华大学中文系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解志熙教授指出，“五四”是一个层累造成的“历史神话”，当对其做出评价时，有必要首先反思“五四”是否真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在他看来，“五四”固然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但更是知识分子群体最辉煌的历史时刻，所以知识分子讨论“五四”难免会不自觉地夸大其意义或者进行过度的自我投射，这是值得警惕的。
程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关于“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研究员提出，在通常的认识以外，应当特别关注两点：一是理解“五四”的关键是理解其中的“危机意识”。“五四文学”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文学”。“新文学”在与其时的通俗文学的竞争中得以胜出，原因即是其更能击中危机环境中的现实感觉。而当下理解“新文学”的困难便在于“危机意识”的消退。危机感不仅是“五四文学”的核心所在，而且也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学界以往多以“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四文学”相比附，但如果从“危机意识”的贯穿与展开的角度来看，1950到1970年代的文学反而与“五四文学”具有更深层次的关联。同时，从危机感出发，也可以更好地考察“五四”式的启蒙方案的复杂意涵，即不是一个从启蒙者到被启蒙者的简单过程，而是一种涟漪式的运动。正是这一运动方式，使得“危机意识”转化成为了“社会改造”的有效力量。
二是在程凯看来，“五四”的本质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大“母体”。他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便是一个以“文化革命”为根基追求“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过程，其中“政治革命”的深度通常与“文化革命”的实现程度相呼应。几乎所有在现代中国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力量都遵循这一逻辑。程凯认为，只有充分理解“危机意识”与“文化革命”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五四”。
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提出在讨论“五四”时，学界的职责应当是对于“五四”究竟是什么做出尽可能充分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反复论述，“五四”在当下已经高度经典化，而经典化的另外一面就是符号化。在他看来，已经高度符号化的“五四”其实在很多方面距离“五四”本身相去甚远，有的“五四”论述甚至与“五四”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张丽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丽华副教授将“五四”比喻为一个尚未闭合的“文本”，提出在研究“五四”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五四”的历史定位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迅速自我经典化相关，二是考察“五四”必须考虑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她认为，“五四新文化人”的自我经典化并非研究的前提，而恰是应当反思的对象。陈平原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文中对于胡适《尝试集》的经典化过程的讨论，便是此类研究的典范同时，张丽华表示研究“五四”不仅是为了“触摸历史”，还需要有一种与历史“搏斗”的精神，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然。
【在与“五四”对话中确立一代学者工作的意义】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
论坛最后，陈平原教授做出回应与总结。他说，“五四”是一个既比较空洞，又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的话题。一代又一代学人之所以不断谈论“五四”，乃是因为有“压在纸背的心情”存焉。他认为，人文学者在从事专业研究之外，一定要具备介入更大议题讨论的能力，如果一个学科长期不与外部世界对话，其萎缩便不可避免。“学术”的意义应当是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而一代学者必须在与历史和当下的对话过程中才能最终确立自己工作的意义。作为人文学者，其价值不应当完全系于发现了新材料，或者填补了某项研究史上的空白，而应当在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的方面认真做出贡献。
在陈平原看来，“学以救弊”是学者的使命所在。无论是在1990年代倡导“学术规范”，还是在2000年以后主张“思想操练”，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言都有其现实针对性。他回忆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出版以后，有台湾学者批评此书的专业性不够，但多位大陆学人读后却十分感动。陈平原认为，这一接受的差异源自该书触及了当时大陆一代学人共同的困惑、挣扎与追求，而由于语境不同，台湾学者对此是比较隔膜的。
陈平原说，现在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1980年代的选择，还是学界1990年代的努力，其间都不乏偏颇，甚至“误判”，因为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很多时候都是“饥不择食”的。年轻一代应当以“后见之明”为标准，反思当初走过的道路存在何种局限，但也应当理解当初选择与追求的针对性何在。他期待年轻一代可以做出与前人不同的“五四”论述，并在与“五四”对话的“思想操练”中实现自我成长。
（此文以《对话“五四”：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为题，刊于《北京青年报》2018年6月30日）
责任编辑：陈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