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文研讲座136】王一丹：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
“文明之间”系列·文研讲座136
2019年9月17日晚，“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评议。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迎胜参与讨论。
主讲人王一丹教授
讲座伊始，王一丹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核心文献——《五族谱》（Shu‘b-i Panjgāna）。《五族谱》是13至14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的作品。拉施特是伊朗伊利汗王朝的宰相，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和史学家。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史集》（Jāmi‘ al-Tavārīkh）在伊朗学和蒙古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有中文译本，也曾被多位历史学家称为“第一部世界通史”。此外，拉施特有关中国的著作还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Tanksūqnāma-yi Īl-khān dar Funūn-i ‘Ulūm-i Khatāyī）和《迹象与复苏》（Āthār va Ahyā）等。可以说，《五族谱》是其史学著作的重要组成。
王一丹教授随后对《五族谱》标题的涵义和抄本进行了介绍。“五族谱”一词直译过来应该为“五世系”或“五系谱”，这里的“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指大致持有相同信仰的五个族群。《五族谱》现存的手抄本为孤本，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于1927年被土耳其学者（A. Zeki Velidi. Togan）发现。这位学者根据抄本字体特点和纸张特征证明该抄本写于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并将其称为《君王世系书》（Ansāb-i Mulūk），列入“拉施特作品目录全集”中《史集》的第三卷。在向听众展示《五族谱》的手抄本照片后，王一丹教授介绍了《五族谱》的研究状况。除了土耳其学者，日本学者对《五族谱》的研究比较充分，杉山正明、赤坂恒明等人都撰写过相关论文——有的论文专门讨论《五族谱》，而有的则和其他史籍进行对比研究。2011年以来，中国学者青格力、邱轶皓等人也加入了研究队伍之中。如今，北京大学《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研究》项目已结项，也为《五族谱》研究的推进做出了贡献。
《史集》原本及译本
“阿拉伯世系”（Shu‘ab-i ‘Arab）部分以先知穆罕默德为中心进行编写，并将其世系追溯到穆罕默德的第49世祖先阿丹（Ādam）。抄本自人类始祖阿丹起始，止于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al-Musta‘sim），包括六大世系：先知穆罕默德的祖先及其本人子孙的世系、四大正统哈里发世系、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世系、什叶派12伊玛目世系、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世系以及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世系。其中，穆罕默德的祖先及其本人画像以大正方形表示，阿里等12伊玛目的画像以双层圆圈表示，其他历代哈里发的画像以大圆圈表示。遗憾的是，该抄本中没有人物画像，仅有表示应当将画像置于何处的空白框。
“以色列子孙世系”（Shu‘ab-i Banī Isrā’īl）部分则以雅各（Ya‘qūb）及其十二子的后裔为中心。始于亚伯拉罕（Ibrāhīm）和以撒（Ishaq），迄至雅各第12子便雅悯子孙中最小的一位，即“波斯君王阿尔达希尔·巴巴康的大臣Markhāy”。世系中也包括出自这一族的先知、君主和名人等等。在对以色列世系的记录中，拉施特指出其记述依据的是以色列部族之人自身在书本中的记载，“他们代代相传下来，我们也据此记录”。拉施特认为记述历史的正确方式，是依据各民族自己相信的历史来做记录，而不能妄作取舍或增减。他的这种历史记述方式值得我们注意。
卜杜拉之子、封印先知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的画像及其子孙世系
“蒙古世系”（Shu‘ab-i Mughūl）部分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先祖和后裔的世系，其中心就是成吉思汗及四位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以及托雷的世系。在他的子孙之外，还记述了各人的哈敦、妃妾以及异密（哈敦和异密分别指皇后和将领）。记述开始于朵奔伯颜（Dūbūn Bāyān）及阿阑豁阿（Alānqūā），结束于伊朗伊利汗王朝君主合赞汗（Ghāzān Khān），年代约为1304年。该世系的记录中使用了畏吾体蒙古文，可以与波斯文相互对照。编纂中采用世系柱的方式分割四大世系，并以圆圈和方框的符号区分女性和男性继承人，直观地表现了谱系关系。
“基督徒及拂郎世系”（Shu‘ab-i Nasārā va Afranj）部分记述罗马帝国历代教宗以及其同时期的凯撒谱系。其起始页不幸脱落，遗失了标题以及第1至25任教宗和和第1至26任凯撒的谱系，现存内容始自第26任教宗狄奥尼修斯和第27任凯撒瓦列良，终于第202任教宗本笃十一世和第101任凯撒阿尔伯特，结束年代大约也是1304年。该部分的编纂特点是教宗世系从右向左写，而凯撒世系从左向右写，按年代顺序将同一时期的教宗和凯撒并排列出。关于“拂郎”的翻译，王一丹教授指出，在拉施特之前，《道里邦国志》（Ibn Khurdādhbih）、《世界境域志》（Hudūd al-ꜤĀlam）和《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 MaꜤādin al-Jawāhir）中都有相关记载，结合元代文献“拂郎、佛郎、富浪、发郎”的记述，可译为“拂郎”，以指代当时的欧洲人。
察合台的画像及其子孙世系
“中国世系”（Shu‘ab-i Khatāy）部分记载中国历代帝王谱系。其记述始于盘古，终于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宁宗（Nīnkzūn）及金朝最后一位君主，历36朝，共305位正统君王。关于中国皇帝世系的记载和《史集》的记载基本保持一致。
关于《五族谱》和《史集》的关系，拉施特在序言部分提出，《五族谱》是作为《史集》的一部分进行编纂的。他在编纂完成《史集》后，认为该书卷帙浩繁，需要编纂一部便于人们在需要了解各民族的世系及概况时，能够查阅起来一目了然，因此才撰写了《五族谱》。因此，《五族谱》是对《史集》内容的概述和谱系式摘要。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五族谱》更像是《史集》的一个检索版。
在对《五族谱》的内容进行概述之后，王一丹教授介绍了《五族谱》及对其研究的意义。王一丹教授首先指出，《五族谱》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在蒙元史的研究方面，《五族谱》提供了波斯文与蒙古文之间的对照，有助于正确辨识和拼写人名，对于了解当时蒙古语的发音特点具有语音学的价值。同时，《五族谱》以谱系的方式编制了一张关系网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伊利汗国政治进程的切入点，将关系网络收拢于其合法性的根源——成吉思汗处。这种方式体现了用谱系编纂来接续政治合法性的做法，是“突厥-蒙古式”历史编纂实践过程中的一环。而《五族谱·拂郎世系》则揭示了罗马帝国与东方各民族的关系以及罗马与欧洲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从中能够看出罗马教宗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得以梳理出1304年之前罗马基督教发展史——包括七次大公会议、聂斯脱利派的诞生等事件在《五族谱》中都有所体现。此外，“拂郎世系”与13世纪欧洲的拉丁文史料《马丁编年史》（Chronique de Martinus Oppaviensis）也有诸多形式上的相似性，从这种对比中也能获得相应的研究价值。王一丹教授接着指出，《五族谱》“中国世系”部分的史料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能够弥补《史集》中的一些缺失或失误，例如《史集·中国史》中尽管提到了中国古代的纪年方法，且没有出现相关图示，而《五族谱·中国世系》中则出现了《六十甲子》（Jadval-i sāl-hā-yi shastgāna）示意图，补充了《史集》中的记述，关于中国纪年法的描述也要比《史集》中更为准确。
六十甲子图
王一丹教授表示，《五族谱》所反映的史学创作理念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在拉施特之前，波斯或伊斯兰的写史传统是将世界历史的起源纳入到波斯神话或《古兰经》的传说体系之中。而拉施特则违背了这一传统，他在编纂《史集》时尽量直接利用各民族的第一手资料，利用熟悉历史的对象国学者的帮助，同时利用通晓对象国语言文化的本国学者当翻译。《五族谱》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特色与《史集》一脉相承，它体现了13至14世纪波斯知识分子对于欧亚大陆持不同信仰的五大族群的认知，体现了当时欧亚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它在反映了波斯人认知水平的同时，更反映了一种态度：开放、包容、多元，对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抱持客观、尊重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和预设的标准。有学者评价拉施特具有一种“早熟的多元文化主义”，“第一次具有了‘世界史’的宏大视野”。王一丹教授指出，这种开放包容态度的出现是与当时蒙古帝国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当时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是一个欧亚大陆上国际性的大都市，是多民族、多信仰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欧洲和东亚之间发挥着桥梁式的沟通作用。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下才能够产生拉施特这样的史家。
王一丹教授最后展示了古代波斯书籍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元代《秘书监志》记载的包括《星纂》在内的诸多天文学、星象学书籍，以及明朝流传的《回回药方》等波斯著作都体现了蒙元时期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
《秘书监志》卷七“司天监”所列“回回书籍”目录
随后，张帆教授对《五族谱》的相关状况进行了补充。他指出，该书的形式与普通书籍不同，更像是一张“组织结构图”，与元朝的彩画宗枝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该书所反映的开放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封闭、自我中心式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部“全球史”。刘迎胜教授则认为拉施特为不同民族统治者做记录，这一编纂体例的“根”可能存在于中国。中国史家有编纂“四夷传”的传统，而拉施特的著作写于波斯与中国产生空前接触的时期，如果说其写法存在一种先例的话，那么可以从中国找到。刘迎胜教授指出，元朝政府颁发给伊利汗国的“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方印等史料能够为波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
讲座最后，王一丹教授就元代波斯文的发音问题和《五族谱》的材料信息量问题等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交流。
责任编辑：曹全友
摄 影：陈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