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 | 走近袁复礼——展览背后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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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新疆”专题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考查团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授担任学术顾问。

朱玉麒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并兼任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主任，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在朱老师的推动下，文研院于2017年12月举办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进疆90周年纪念展”，今年春季我们接续推出了袁复礼先生旧藏西北科考摄影展。策划之余，朱老师回忆起四段袁复礼先生少为人知的往事，为呈现一个丰富立体的袁先生增添了令人回味的掌故。

今天我们推出其中二则，以飨读者。下周我们将伴随展览第三期推出另外两则故事，敬请期待。

走近袁复礼

展览背后的故事（上）

文 | 朱玉麒

掌故（一）

策划的过程中，文研院要我写一些关于这些照片的故事。直到现在展览上线，我想起来的，还都是些照片外的故事，只好写在这里，做个引子。

昨天的一条消息说武大东湖边的樱花寂寞盛开，令人感慨。北方的春天来得晚些，未名湖畔的迎春花也刚刚在无人欣悦的寂寞中开到了二分。按照原来的计划，今天我本应当站在静园二院展厅的楼梯口，担任文研院的编外，备你垂问这个实体展览中那些摄影家眼里是作品、科学家眼里是样品、历史学家眼里是文献的西北科考团的老照片。至少九成以上的照片，你都没有见到过。

你可能会发问：怎么雪藏了90多年才拿出来？是的，这个断层，很容易在历史文献学中成为证伪的依据。

这时候我要答疑：2017年是科考团九十周年，我们在文研院办了纪念展；2018年是科考团进疆九十周年，我们在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办了纪念展。科考团中方成员的后人们看到学界确实还重视前辈的成果，因此把珍藏的资料无偿捐赠出来，希望能够有用于西北科学考察、现在也是一带一路的事业。袁复礼先生的藏品非常丰富，但也异常坎坷。1932年他考察归来，开始了采集品的整理工作，东部天山恐龙发现等等的成果不用说了，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成果等着发表，但是抗战开始了。延续的战乱直到1949年结束。新中国当然重视袁先生的学术贡献，1950年代希望他尽快完成科考团工作的研究，也派了助手。你看到那个时候他的胶片都用统一的纸袋分别包装，并洗出样片，逐一根据回忆做出记录——当然，有些也记不起来了，时间、地点都打了问号。他在三十年代末期就撰写了《蒙新考查五年记》，但是抗战中偏偏被杂志社把新疆考察的第二卷给丢失了，只留下往返行程的记载。五十年代，他在留下来的油印本上分别标志了照片的编号，希望出版图文并茂的考察记。还没有来得及，66年就到了。现在看到照片袋中有64年抽出用于教学的记载，此后就没有了。当然也不会有了，抄家了啊！十年之后发还，袁复礼先生已经80多岁，老病侵寻，根本无法完成后续的工作。他还是写了《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来弥补《五年记》失落的新疆考察内容，总算留下了完整的考察记。

袁复礼先生在三十年代末期撰写的《蒙新考查五年记》

袁先生留下的文献资料，头绪繁多，我们首先是做了照片的清理工作。中古史中心为此买了专业扫描仪，图书馆的方老师以专业像素的要求，做了一个学期，才扫出了个大概。面对成千上万的照片，整理工作也只好分离“西域”和“塞北”两个部分，逐一处理。现在你看到的，确实只是冰山一角。后续的工作，当然是要完成袁复礼先生的心愿，把这些图片还原到《五年记》和《三十年代》中，不让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专美于前，虽然在时间上确实晚了很多。

袁先生晚年撰写《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子女都上阵帮忙，跑国图借书、从野簿抄录资料，不一而足。现在让他们回顾那个时候父亲争分夺秒的情形，都是记忆犹新。

1952年春，全家在清华大学照澜院10号门前。前排右起袁复礼，廖家珊，袁刚，袁方；后排右起袁扬、袁疆、袁伟、李有章、袁鼎。

这次疫情严峻，文研院只请了袁刚老师做了个回忆视频，其实他们兄弟姐妹都是说故事的高手，因为生活积累实在太丰富了。记得有次在五道口餐叙，袁扬老师说：抄家的东西发还的时候，父亲的那些文献丢失的不是很多，那些底片肉眼也根本无法分辨有什么封资修的内容，都很幸运地保留下来了。丢失的反倒是一些生活用品。我有次看到我妈穿的还是一件旧棉袄，就问：您的那些毛衣呢？她说：发还的时候，那些讲究一点的衣服都没了，可能是抄家的人留下自己用了吧，只有一件清朝的官服没法穿，还回来了。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孤庄营村）袁氏家族，在清朝仕宦，留下旧时代带补子的袍褂，自然也不稀奇。也正如此，民国时候所谓“宋氏三龄、袁氏三礼”中的袁复礼、袁同礼、袁敦礼兄弟，虽然籍贯徐水，却都在北京南横街祖宅长大，此后留洋归来，在学界各树一帜，这是后话。袁复礼先生的夫人廖家珊女士是上海嘉定人，父亲廖星石曾任民国京奉铁路局局长。大家闺秀的廖家珊是“民国初年的新知识女性”，但跟着袁复礼，为了西北科考团事业也没有少吃苦。

1931年廖家珊于哈尔滨

袁复礼先生西北考察一去五年，袁家的大姐袁疆和二姐袁刚就差了六岁，这是学界很苦涩的掌故。抗战爆发，袁家漂泊西南，廖家珊想起了江南一种喜庆的“定升糕”（“鼎盛糕”），便和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潘光旦夫人赵瑞云三人合伙，制作了更名为“定胜糕”的小食品在昆明变卖，以此改变入不敷出的战时生活，现在上海的糕点也跟着沿用了这个名称，清华夫人们的这种辛苦，被称为“苦难中的高贵”。

今天是妇女节，线上展览开始的时刻，在庆幸这些照片失而复得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晚年的廖女士，因为抄家而丢失了她的体面衣服。如果可以，我会替袁先生在他西北考察经过的鄂尔多斯，买最体面的羊绒衫送给她。然而，时光流逝，已经让这些都不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把留下来的这些珍贵遗产，做到更好。

1983年袁复礼、廖家珊在北京家中

策划的过程中，文研院要我写一些关于这些照片的故事。直到现在展览上线，我想起来的，还都是些照片外的故事，只好写在这里，做个引子。

2020年3月8日

掌故（二）

在我们定位他是“地质学家”的称号时，也只是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高光点。

天山恐龙的发现，对于门内门外的人来说，三言两语都能够说出它的显性价值，因此成为袁复礼甚至整个西北科考团考察成果的高光点。其实科学考察期间他们所做的所有工作，还远远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和继承。譬如说袁复礼的北庭考古。

天山奇台白骨甸恐龙化石

北庭考古是一次意外。这个意外的原因，在我们“共克时艰”的此刻，一定会首先吸引了你的眼球：“5月25日，我们在水西沟西侧的大隆口遇见旧土尔扈特两位年轻王子。他们说：山中正患瘟疫，那里的蒙族都要搬到北塔山东南居住。必须等到夏秋季节高山新雪部分融水下冲后，河水变清，才好进山长驻。我们感谢他们相告的厚谊，随后就改道去邻近的唐北庭遗址，进行考古工作。”

1928年天山北坡的一场疫情，使得山里的牧民自动采取了与世隔绝的方式，也告知外人远离疫区。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卫生防疫方面，当然也走在了西北科学的前沿。科考团远征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时候，随队医生就给每个团员不止一次地打了多种防疫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袁复礼自然深知疫情的危害。本来，沿着水西沟东行，袁复礼在大龙口的恐龙发现要提前半年，现在只得前往平原地带从事考察工作。

袁复礼的北庭考察，是北庭现代考古的第一次。一个重要的检验品，就是第一张1∶10000的《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在1928年7月经由袁复礼测绘完成。今天，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由北大的校友、社科院考古所的郭物接掌，他多次告诉我：袁复礼的北庭图是目前所见最好的。我一直期待郭物兄做前期研究的时候，抽空把袁复礼的北庭图和他在北庭的收集品写一写，他太忙了。

袁复礼测绘的《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

是的，不是因为了疫情，袁复礼就找了一个没有疫情的地方开始票友式的挖宝。在我们定位他是“地质学家”的称号时，也只是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高光点。寻找袁复礼的求学经历，会看到1915年他从清华学校理科毕业之后，就获得庚款赴美深造，先在布朗大学从事了两年生物学、植物学、世界历史及考古学的科班训练，然后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地质学、测量学等学科。那个时候真正的学者，都无所谓读学位、拿文凭，而是哪里有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就到哪里去学习。1921年作为孝子的袁复礼因为母亲病重而辍学归来时，除了一身的真功夫，丝毫没有整一张“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的兴趣。斯文赫定写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称袁复礼“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优秀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形测量学家”，这才是学界的定评。如果斯文赫定懂得中文，他还会惊异地发现，1923年袁复礼陪同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也是瑞典人的安特生去甘肃考察的时候，还采集了当地30多首花儿，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发表，被歌谣界称作了“花儿研究第一人”呢！

袁复礼回国以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其实就是考古。1921年，他和安特生挖掘了仰韶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史前文明，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袁复礼的第一张测绘图，是《仰韶遗址地形图》，堪称“中国考古第一图”。到了北庭的袁复礼，在一个半月的考古工作中，在也是仰韶考古就开始合作的采集员白万玉的协助下，画出至今难以超越的北庭测绘图，无疑是牛刀小试。考察时期主要跟着袁复礼做技工的白万玉，后来也成为考古学界的一把好手，新中国以后，他成为定陵考古现场的指挥。这次在袁复礼的旧照中，我们看到多张白万玉年轻时候的工作照，真个是意气风发！

西北科考团的地学考察，一个人管一摊，北大的丁道衡去了南疆，袁复礼就分管了北疆，地域再大、门类再多，你也得拿下。袁复礼除了在准噶尔盆地北侧的低地白骨甸、元湖等处从事考察外，东部天山的最高峰博格达也留下他从事冰川测量的数据。

丁道衡

和我同年的刘卫东从小在外公袁复礼家中长大，现在是海淀区CDC的理化检验师，特殊时期担任疫情分析家。两三年前，他延续了上一辈从事袁复礼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一天好奇，他拿起外公九十年前测绘的天池图放到谷歌地图上作比较，结果太神奇了，硫酸纸上的天池正好把谷歌上的天池轮廓严丝合缝地覆盖上了。

袁复礼绘天池与谷歌地图所见高度重合

我猜想，那天刘卫东如果仰望星空，一定能看到外公在远处看着他，笑吟吟说：卫东，这个你就别费劲了，早有人检测过我的数据了：1937年我和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去西南，路过长沙，马廷英从南京赶来攀谈。按他的理论，推算出天山东段雪线的标高是3700米，问我是否恰当。我告诉他：1930年7月我第二次上天山考察，从四个地点测定了常年不化的雪线，3700米是确切的高程。注意那是1937年，现在天池的水位是没有变化，但雪线高度发生了变化。人体的温度一百五十年间也降了0.4℃，对吧？这个你懂的。

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曾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对台湾海峡地区石油资源的考察与研究有重大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从此留在宝岛，成为台湾大学、文化大学地质系的创建者。

我相信，1937年他和袁复礼的交谈，也是两人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一个从冰川理论的角度、一个从实地考察的角度，竟然得出分毫不差的数据！

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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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秋怡、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