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回顾 |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下）

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的奠定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展开、五四运动的爆发与传播，无一不以北京大学为焦点，可谓开一时代之风气。

在激荡的时代风潮中，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在波澜壮阔的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合作、对话以及冲突、融通的复杂关系。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合力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转型。

去年，五四百年之际，文研院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协同举办“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回顾1917至1925年北京大学在学术与文化方面种种努力与进展，展示本校百年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并向那个时代意气奋发地建设新北大的师生们致敬。今天又逢五四，我们特此推出展览回顾，以飨读者。

2.4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题是新思潮与传统的关系。随着运动的深入，新旧之争开始出现。北大师生积极参与了这一文化论争，围绕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区别与联系，各学术与文化群体从不同角度反复辩难，促使新文化向更多元的方向生成发展。

· 新思潮的意义

1918年9月，《新青年》第5卷第3号刊登了主编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3个月后，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双方就“东西文明能否调和”展开论战。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4号刊登了胡适、陈独秀答易宗夔《论〈新青年〉之主张》，其中提到“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陈独秀与胡适联名

复易宗夔《论〈新青年〉之主张》

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些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刊出了《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揭示新思潮的本质意义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又指出，著名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可作为这种”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新潮》与《国故》

1918年11月，新潮社正式成立，社刊《新潮》创刊于1919年1月，刊名由蔡元培题写，其英文名“The Renaissance”意为“文艺复兴”。《新潮》杂志不仅聚集了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陈达材、孙伏园、俞平伯、康白情、冯友兰、朱自清等以北京大学学生，而且吸引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蔡元培等发表文章，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该社“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大力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反抗传统礼教，主张“伦理革命”。

《新潮》

《国故》

在刘师培、黄侃、辜鸿铭、马叙伦等老师的支持下，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北大学生俞士镇、薛祥绥等于1919年3月创办《国故》月刊，刘师培、黄侃为刊物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等为特别编辑。

· 林蔡之争

1919年2月17、18日，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讽刺新思想和新文学的领导人物，并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激起新文化人的愤慨。蔡元培在回信中驳斥了林纾的指责。

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登载《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并附载林纾致蔡元培的信，对北大的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及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当日，蔡元培即复函，信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表明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原文刊载于《新潮》第1卷第4号

1919年

05月

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办刊旨趣提出了尖锐批评，提倡整理国故。傅斯年为此撰写了一段编者附识，赞成毛子水的观点，并总结了自己对“国故”的看法。

当月，《国故》社编辑张煊也随即刊发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回应毛子水的批评。

10月

毛子水又在《新潮》上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并同时，录胡适8月16日《论国故学》一函，对张煊的观点再加批驳。

此后，由于《国故》社的解体，双方争论自然终结。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

——蒋梦麟《西潮·新潮》

2.5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五四后兴起的“整理国故”的努力，以其影响范围的广阔和参与者的众多，可以称得上是一场“运动”。整理国故就是整理自己的家业，然后在世界学术界争一个立足之地。以科学的方法、平等的眼光研究问题的北大学人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这期间各具特色的学术杂志与著作体现了北大学术传统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基石。

沈兼士《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经费说明书》节选

沈兼士（1887-1947），浙江湖州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922年1月，北大改组研究所，沈兼士为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图为沈兼士起草的《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经费说明书》，文中历数国学门整理古代器物、研究古代民族语言的困难和调查流传国外之书简文物的困难和必要性。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

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左二为胡适。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

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时与欢送者合影

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与瑞典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图为左8为团长徐炳昶、11为刘半农。

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同人摄影

1923年12月，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日，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在第三院所留影。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

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设国学门委员会规划国学门工作事宜等。图为1922年2月，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 

顾颉刚致钱玄同信函

1924年2月，顾颉刚为《国学季刊》、《国学门月刊》催稿致钱玄同函。顾颉刚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最久，负责学刊编辑与撰稿，编辑室和学会工作等。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

伯希和赠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著作列单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有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胡适、林语堂、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陈垣等，国际知名汉学家钢和泰、伊凤阁等也在国学门任教，伯希和担任考古学通信研究员，他首先将一批法文学术著作赠予国学门。

“整理国故”是1919年5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胡适将其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起草的《整理国故计划书》首页，共四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

《国学季刊》编委会成员合影

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这种学术平等的眼光把此前文人学士不屑的小说、歌谣的研究价值与儒家经典等同起来，大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向现代的转化。

——胡  适

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是对以往被人们遗忘的民间文学资料的发掘，是白话文运动的继续深化，也是以往贵族文学的对立物，反映出对民众文化巨大价值的重视。在研究对象上，歌谣运动以研究民众的生活文化为目标，将歌谣、故事、传说、戏曲等纳入研究领域，注重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正是在发现民众和认识自我的双向过程中，这批学人找到了探讨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切入点。

《歌谣》第73号“孟姜女研究专号”

《歌谣》第56号“婚姻专号”

1918年2月1日，刘复、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拉开了中国俗文学和民俗学运动的序幕。

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五个学会中歌谣研究会最早在红楼成立，出版《歌谣》周刊。起初《歌谣》是随《北大日刊》附送的，从1923年9月第25期起，改为单独发行。

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忽然在学问界中辟出这一个新天地来，大家都有些诧异。那时我在大学读书，每天在校中《日刊》读到一二首，颇觉耳目一新。

——顾颉刚

2.6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五四运动掀起了“期刊热”，不仅引起新出版物的诞生，也刺激了旧杂志和报纸的改革。北大学生在五四前后还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包括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画法研究会、体育会、雄辩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等，随后在全国各地得到呼应。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积极倡导平民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创办校役夜班，给学校工友提供学习的机会。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雷国能等为校役授课，所授国文以白话文为主，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参与社会改造的运动。图为1918年4月，校役夜班举行开学典礼时合影。

平民教育研究社成员合影

1920年1月，北大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夜校开学，为北大附近的工人和贫民子弟提供学习机会。1921年，学生会下属的平民教育研究社开办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夜校。图为1921年平民教育研究社社员合影。

1921年北京大学足球队在红楼门前留影

1920年11月，学校在红楼三层设置了体育会办公室，后改为体育部，陆续开展球类、骑术、溜冰、游泳等体育活动。

北大队球队和广东队球队比赛时的摄影

1921年4月，红楼前新建了排球（当时称队球）场，成立排球队，从此排球成为北大传统强项。

音乐研究会演奏中乐时摄影

蔡元培倡导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成立音乐研究会，设设钢琴、提琴、古琴、丝竹、昆曲五组，王心葵、萧友梅担任导师。图为该会会员演奏国乐时的摄影。

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合影

1922年8月，在萧友梅建议下，音乐研究会改组为音乐传习所，设址在西老胡同18号。音乐传习所为专门音乐教育机关，旨在以西洋音乐改造中国音乐，聘请刘天华、陈仲子担任导师。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音乐演奏大会中乐部歌词与说明》（1921年）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

李辛白创办的《新生活》周刊

1919年8月，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创办《新生活》周刊，这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小型通俗刊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都积极为该刊撰稿。该刊物文字通俗简短，结合实际，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生动活泼，售价低廉，深受社会欢迎。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

1924年4月，北大造型美术研究会第一周年纪念合影

北大戏剧研究会会员合影

1919年12月，北大英文系学生成立戏剧研究会，旨在改良中国戏剧。图为1921年，北大戏剧研究会会员在北大第一院红楼北面东侧门前合影。

1918年10月，国民社成立会纪念合影

画法研究会全体摄影

1918年2月，蔡元培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分中国画和外国画两部分，并出版《绘画杂志》。图为1920年9月，画法研究会全体摄影，前排左二郑锦，左四李毅士，左六贺良朴，左十胡佩衡，左十一盖大士（比利时画家）。

徐悲鸿刊登在《绘画杂志》创刊号上的“博狮图”

红楼地下一层的组字工场、印刷工场

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于1918年，出版印刷本校教职员讲义和学术著作等。1920年，该部在已有的售书课、讲义课基础上，增设印刷课，在红楼地下一层设立了小型印刷局，进一步完善了北大的出版系统。图为位于红楼地下一层的组字工场、印刷工场。

1915年11月，北大开始设立评议会，每科选出评议员二人。当选评议员的有：文科陈黼宸、辜鸿铭，理科冯祖荀、俞月奎，法科张耀曾、陶孟和，工科温宗禹、孙瑞林，预科朱锡龄、张大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请夏元瑮任理科学长。他是首位向国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在陈独秀和夏元瑮的帮助下，蔡元培成功地将北大学术研究的方向从文理法商工并立转变为文理为重的新局面。

夏元瑮

(1884-1944)，字浮筠，近代物理学家、教育家，专长于理论物理学。1912年，他应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之聘，任理科学长和物理学教授，讲授理论物理等课程。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他继任理科学长。

颜任光

(1888-1968)，又名颜嘉禄，字耀秋，191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对北大物理学系的教学和实验室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星拱

(1887-1949)，安徽怀宁人。他早年留学英国，获帝国理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支持并参与对北大的改革。同时，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撰稿，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著有《科学概论》《科学的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等。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扶吾、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后，内容始以渐充实。

——蔡元培

任鸿隽《建立学界论》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湖州。1914年他发起成立“科学社”，1915年《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1920年他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原文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2期。

《自然科学季刊》

蔡元培在北大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促进了学术繁荣。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的三种学术刊物《国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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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年刊》1921年发行

b，王星拱《科学方法论》1920年4月发行

c，夏元瑮译《相对论浅释》1922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由夏元瑮介绍到中国

自从蔡孑民先生到北京大学后，大学里的各部分，都极力得要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才，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

——王星拱

物理实验室（左）与化学实验室（右）摄影

选自1918年北大二十周年纪念册

送别生物学讲师李石曾

1918年12月，蔡元培与文科哲学门三年级学生送别生物学讲师李石曾赴法，在红楼北面西翼楼门口前留影。李石曾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赴法的勤工俭学生，提前安排在法国学习、做工的事宜。

1918年10月8日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给北大校长蔡元培投书主张哲学应入理科。

1919年4月，北大废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北大第一任教务长是马寅初，随后是顾孟余、胡适等。1919年，北大废去了文、理、法科之名，改科为系，共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学系、哲学系、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等14个系。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因故离开北大，由王建祖、胡适、黄右昌、沈尹默、张大椿等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协助工科学长温宗禹暂时代理校务。

马寅初《中国国外汇兑》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州人。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中国国外汇兑》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小史》

高一涵（1885-1968），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专业，1916年毕业回国，1918年起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委员。他曾与李大钊同办《晨钟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

陈映璜《人类学》

陈映璜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1917-1919年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教务主任，讲授人类学、动物学、生理学等课程。1920年起他在北大历史学系开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

陈大齐，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心理学、哲学等课程。他曾为《新青年》撰稿，与鲁迅、许寿堂有交。所著《心理学大纲》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精神之回响

五四无论对于北京大学，还是对于现代中国整体的学术与文化历程，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兼容并包”的精神，为形成北大学术传统注入了不竭的活力。此一时期的理念、制度和人才，为在中国创建“学术社会”与进行“文明再造”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五四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现代中国民族革命和文明复兴引领了方向。

这回五四运动，如疯狂怒潮的扫荡了全国，我们大家觉得几年里边，终有一个大事业生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敢预言，但我们可预决终有一剧好戏演出来。我们现在所欲讲的是近来青年心理的态度。从这个态度，可以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这个态度我们可叫他做“心的革命”的态度。政治革命是外面的，心的革命是到了人自己的身上来了。

——蒋梦麟

从1922年北大国学门的创设，到1928年后全国各专门研究机构的次第成立，中国学术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逐渐组织化、制度化与专业化。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禹贡学会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团体，若追溯其人事渊源，其中的核心人物及研究骨干，多出自北大。这些学术机构或团体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独立人格的传统。

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耐不住不用求真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在这个学术社会里，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的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

——顾颉刚

《1929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

要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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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甲鸣、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