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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文研讲座155】叶少勇:口诵与书写——印度文化载体的流变与东传

文研讲座155

2019年11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口诵与书写——印度文化载体的流变与东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主持。


关于“文明”的衡量标准问题,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界定方法,曾有西方历史学者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的一大标准,而这一说法备受争议。在本次讲座中,叶少勇副教授围绕古代印度文字的出现和传播问题,向大家提供了一个认识古代印度文明的新角度。讲座内容按照时间线梳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前文字时代、文字的诞生、文字的发展和东传。



 

叶少勇副教授



一、前文字时代


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度文明的发端是吠陀(Veda)文明,是从西北部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建立的。直到公元前300年,这一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才出现文字。这意味着,过去的1200年间,吠陀文明的知识组织形式均为口耳相传。叶少勇强调,这一千多年绝非印度古代文明的黑暗期或后退期,而是印度的文化、宗教、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时期,是印度文明基因的定型时期。一方面,祭祀文化逐渐转变为哲学内省,曾经垄断天人沟通特权的婆罗门祭祀阶层逐步转变为职业思想家;另一方面,非主流意识形态阵营对婆罗门阶层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越发不满,各种自由思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涌现,出现沙门思潮。我们现在谈起古印度所津津乐道的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教派的文献经典主体均出现在文字诞生之前,且通过人们口耳相传、背诵的方式传承,例如,“三藏法师”最初意为“熟练背诵佛教经律论三藏的法师”。


在文字诞生之前,即公元前4世纪前后,印度产生了精密、系统、完备的语法学——《波你尼语法》。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系统语法学著作,被称为“人类智慧的伟大里程碑”。这部语法产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不懂梵语的人学梵语,而是让已经懂梵语的人理解梵语是如何作为一个语音语法系统而运作的。在印度知识传统中,一个青年学子必然要研习《波你尼经》以及与其配套的注释体系,老师传授、学生学习的过程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叶少勇认为,正是这种口耳相传的知识组织形式,塑造了印度文化的特殊气质,深深印刻在古印度的文化基因之中。叶少勇指出,口耳相传使得印度人格外重视音声的精确度,他们认为语言就是音声,音声有着神秘的力量,只有准确地发出每一个音才能操控这种力量。除了对音声精确度的重视之外,口耳相传的知识组织形式对古印度文化的影响还深入到哲学层面。印度人认为,语音结构一定和另外一个存在层面的结构隐含着某种对应关系,通过特定的音声能够调动另一个层面的事物。音声对应存在,音声是“能指”,存在是“所指”。由此可见,以语言学为导向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印度哲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西方哲学讨论的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印度哲学讨论的是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总体而言,印度口耳相传的文化基因,对我们深入理解印度文化、思想、哲学至关重要。



二、  文字的诞生


印度文字有两大起源,一个是佉卢文,另一个是婆罗米文。


佉卢文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印度西北部(吠陀文明的核心地带)被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阿拉米人曾一直担任该王朝的书记员,负责使用阿拉米文书写行政文书。在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之交(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印度首次出现了一种文字——佉卢虱底文,简称佉卢文。这种文字所记写的语言不是梵语,而是西北印度的一种方言俗语——犍陀罗语,以其核心地带位于犍陀罗而命名。佉卢文字借用了许多阿拉米字母,且同为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向。这两种书写在外观上很相似,但是细致对比会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同。首先,佉卢文字母表的排列与阿拉米文不同;其次,佉卢文和阿拉米文有不少字形同字不同音,或者同音不同字。另外,佉卢文有一项天才的创造,即标示了元音,它在阿拉米辅音的基础上添加笔划,标示了阿拉米文原本所不具备的元音。佉卢文发明后很快被社会底层所接受,用以解决一些实用问题,而社会上层对文字仍持排斥态度。


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治下开疆扩土,他也有意改变印度的文化版图,成为婆罗米文产生的可能推手。婆罗米文不同于佉卢文或阿拉米文,它采用了希腊文的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向,字形的间架结构也接近希腊字母,呈现出横平竖直的几何化形象,显得较为端庄大气。同时,婆罗米文采用了佉卢文的上下左右添加笔划的元音标记方式,还增加了一些精确区分发音的表示方法——上述举措使得这种文字适合于记录印度几乎所有的语言,包括高精度的梵语。这恰好说明发明这种文字的人精通梵语,极有可能是婆罗门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文字当时并不受主流社会的认同,因而知识分子极有可能是奉国王之命参与发明婆罗米文。然而,文字发展的过程十分漫长,且口传心授的传统从未被书写所替代。例如,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义净去印度时看到的画面仍为:“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于纸叶”。


依据现存的考古证据,直到阿育王之后两三百年的贵霜王朝时期,文字的使用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贵霜是一个多元文明交融的帝国,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许多国王都是佛教的支持者,佛教因而也成为最早拿起书写这一武器取得成功的宗教。叶少勇认为,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印度的主流的婆罗门文化传统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在不友好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之中产生的一种异质文化。


桦树皮上以佉卢文书写的佛教文献


阿育王石柱上的婆罗米文法敕


二、  文字的发展和东传


在贵霜王朝时期的西北印度,佉卢文的使用曾经非常广泛,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佉卢文突然在西北印度消失,当地的书写完全被婆罗米文所取代。随后,佉卢文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被新疆和田的尼雅一带沿用数个世纪之久。


有学者将佉卢文的消失归结于贵霜帝国的衰落,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梵语正在作为印度的标准语言逐步兴起,而佉卢文因不能胜任梵语精确的发音系统在竞争中输给了婆罗米文。公元3世纪,印度人逐渐脱离了贵霜的外族统治,建立了笈多王朝,印度随后进入了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梵语为标准语言的婆罗门教收复了一度被佛教等沙门流派夺走的思想阵地,佛教教徒也逐渐开始将自己的经典梵语化。因此,直到阿拉伯文字到来之前,婆罗米文成为印度次大陆上唯一的书写系统。“婆罗米系文字”是对之后印度文字书写体系的统称。


经过笈多王朝的发展壮大,印度的文字完成了在本土的耕耘,开始向外传播。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段,是连接中国与印度的纽带。随着佛经的抄写,印度的字体在这里生根发芽,几个世纪以后,丝路南道和丝路北道分别演化出“丝路南道婆罗米文”和“丝路北道婆罗米文”。我国西藏地区与印度文化的联系也很紧密,藏文字母即仿照笈多后期北印度的字体而创制,且字母表的排布也受到了梵语字母表的影响,因而藏文字母既能写藏文,也能写梵文。除此之外,流行于我国唐代的“悉昙体”、宋代的“城体字”、元代的“兰札体”梵字均属于婆罗米系文字。


丝路南道婆罗米字体
梵语《法华经》于阗本 (约8世纪)


丝路北道婆罗米字体 


印度的语音系统对其他国家和文化体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前文所提到的那些仿照婆罗米系文字所创制的语言,其字母发音顺序、对语言的分析和认识也深受印度语言的影响,甚至连日语五十音图的顺序也参考了梵语字母的发音顺序。除此之外,印度语音学对中国的音韵学也有不小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研究。






责任编辑:周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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