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雅集｜张治：书斋内外的钱锺书（3）

线上雅集

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文研院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里，宅居在家，“雅兴”依然。虽暂时无法相聚于静园，文研院特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今日我们继续推送《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分享的第三期，“钱锺书对胡适文章‘八事’的批评”。本系列共六期，由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张治撰稿并讲解。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并非躲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与他身处的时代多有联系。在动荡、艰难的年月，读书有何作为？张老师在钱锺书身上看到从不避重就轻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痛快直白的批评态度，这是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以下的视频节目里，张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

钱锺书对胡适文章“八事”的批评

五四百年的纪念活动已经过去了，有关“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却是可以常谈常新的。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白话文学革命的若干具体要求，这被视为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宣言，简称为“文章八事”。后来有很多文学史和研究论文进行过总结、分析和辩难。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钱锺书的意见。

众所周知的是，胡适此时的认识依据是他留学时掌握的一点粗浅的欧洲文艺复兴知识。并将被他误解的历史规律设计成文学革命的立论依据和发展方向。过去很多学者已经详尽指出其中的问题。钱锺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站在白话文学合法地位的基础上加以论述，而是借用他所擅长的中西汇通的方式，深入理解中国和西方各自的固有传统，继而提出不拘语体新旧的文学发展思路。

图1：胡适

先说分歧大的几条，首先是“不摹仿古人”。胡适认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依据进化论，他提出今天的文学不需要学习古人。这个认识当然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批评这种简单的设想。钱锺书的看法则是建立在很早就形成的独特历史观上。1933年，钱锺书在一篇书评里，涉及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历史学里的反映，他说：

形成现代的因子，早潜伏在过去的时代中。

比较半个世纪后思想史家们提出传统内部的发展理路，在实质上有一致之处。而更妙的是，钱锺书进而说“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仿佛在揭示一个不易察觉的规律：随着当下境遇的变化，我们的认识和过去的关系也会不断变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脱离了传统的自由发展，是一个谬误的幻觉。假如时间的认识上脱离了进化论的那种现代自信，也就很难认为不应该学习古人了。何况钱锺书的打通，不仅是时间、地域上的，也包括了文体上的互通，因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不妨碍不同形式之间的互相借鉴和学习。

“不用典”。胡适在此用了很大篇幅解释他的主张，准确针对的是狭义的“用典”，指作家不能自造言语，于是借用前人的陈言故事来含混过去。这个包括了工拙之分，用典拙劣，当然就不值得提倡；但用典工切也无益处，会使读者忘记原本的创作意图。胡适这个判断的出发点当然是为启蒙民智、普及文艺而考虑，但他最大的问题是预设作者是才力不济，眼前之事道不出才去用典的。钱锺书显然也不同意这个观点，首先他提出用典是常见的修辞方式，以类比推理之法道出，最考验作家才力。此外，他又指出用典用得好，并不是胡适所说的工切，而在于“不隔”。就像盐融在水中，你能体会它的味道，却看不见它的形态。钱锺书喜欢席勒讲的一句话，文艺大师的诀窍在于用形式消灭了创作时用的那些资料。假如材料和你的作品两者之间还是隔阂的，读者也必然会对于作品感到隔阂。这并不是化难为易，而是说把自己所感受和思考的准确传达给读者。这样来说，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不用典。

图2：胡适抄录早年旧体诗词手迹

“不讲对仗”，胡适针对的是骈文和律诗里的对偶句。这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声调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骈俪。钱锺书早年讨论中国文学批评里的“固有”特点，就提出对于中西的异同不能冒然下结论，两种不同的理论有可能是遵循着同一原则。举例就是中国文学讲平仄，西方文学讲重音或是古典时代的音长，都是追求声调和谐的原则。另外，他也谈到刻意追求文辞骈俪对仗，会难免出现强硬拼凑、不成义理的问题。但如果运用得当，骈偶文辞可以发挥出更精妙的效果来。其实双方都认为通篇骈俪的骈文可以消亡，但胡适对骈偶句式的功能认识不及钱锺书丰富，尤其是《谈艺录》、《管锥编》里的文言对偶句，钱锺书是认为这可以更好地进行学理论述，这是胡适所没有考虑过的，他晚年还说“骈体文有欠文明”、“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依然偏见很深，这是现代语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误区。

图3：《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

“不避俗语俗字”，胡适这里又抬出他对欧洲文艺复兴的错误认知，对立雅俗文学为“死文学”与“活文学”，殊不知但丁、薄伽丘以后的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兴起，与复兴古典语言文学大有关系，而且此时还有新拉丁文出现和繁荣。钱锺书不仅更熟悉西方古典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文学的发展，他也不赞成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里的雅俗语体对立起来看待，并且指出雅俗之间在宋代以后往往是互相借重共同发展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其中俗语文学的一条线拎出来为新文学张本。实际上他根本不认可“活文学”、“死文学”的对立方式，而另外提出一个“弹性”的概念，就是雅俗语体之间互相启发的能力。他将之实践于自己论述中西文学比较的著作里，为的是让汉语更积极生动地容纳外来的新内容，这可以视为钱锺书写作语体的一种理想要素。

图4：《中国文学小史序论》 钱锺书

“务去滥调套语”，这一条本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在胡适看来，“滥调套语”和用典及摹仿古人一样，是文学家懒惰不肯创新的表现，这就很不恰当。因为，一定程度上的“套语”在创作里是不可避免的，成为文学形式里坚固的一种习得之物。就连在荷马史诗里，为了在固定的诗律格式下填充诗行，也会有常用的词语组合，比如“玫瑰色的黎明”或“带翅膀的言辞”等等。钱锺书的才学最擅长之处就是发现大家名作里实际存在的滥调套语，比如他认为《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其他书籍特别多，认为《红楼梦》对美人的描述陈词滥调千篇一律，认为陆游的诗里很多苏轼的句法格式，元好问则暗袭了黄庭坚的很多套路，陶渊明《闲情赋》的“十愿”，原本是汉魏时期同类赋体的常见写法，陶渊明的好处是在套语中有所创新，令后来的摹仿者都无法做到这么出色。而在带有时代距离的诗文批评中，会忽视了“套语”、“格式”在原作里的影响，批评者因无知而误以为是创格而进行表彰。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套语格式是很难轻易突破的，有时标举不学习古人，闷头创造出的新意，只不过是我们不自觉的“滥调套语”而已。

图5：晚年读书消闲时的钱锺书

“须言之有物”与“不作无病之呻吟”。这说起来一般都不会觉得有问题。但钱锺书在二十多岁写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偏偏认为都不能作为一种文学建设的原则。他说只有能无病呻吟而使得读者信以为有病，才是文艺之佳作，而“言之有物”在文艺上也属于大可不必的。到底是否无病呻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过批评家和读者的关。这个看法后来还生发出了新意。半个世纪后，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诗可以怨》，又在爱知大学讲《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两个题目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和共同的时代背景，是从当时的“伤痕文学”而感发的。钱锺书说，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么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但憔悴、断肠这些经历太难受了，能不能不捱穷受苦，只说“穷苦之言”呢？“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于是出现了乔装打扮的思想和情感。此外，《谈艺录》中钱锺书分析明代人学唐诗点缀地名的做法，说这是有声而无字，并引证以西方神秘主义诗学的观点，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言之不必有物的结论。因此，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也无法作为保证文学进步的方向。

图6：《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Noam Chomsky （左） 

图7：《The Word and Verbal Art》 

Jan Mukarovsky（右）

还有一条“须讲求文法”，胡适对这个问题并没考虑清楚，因此没有展开表述。但我们在钱锺书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几乎是相同问题的讨论。比如《管锥编》里借用乔姆斯基提出的“语法程度”的概念，认为论诗词曲赋不同文体中的语法要求是不同的，因为各自的声律规则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本来就戴着镣铐跳舞的文艺形式，不能用通常的语法或是散文的语法来进行要求。此后钱锺书在补订《谈艺录》时，又援引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穆卡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来解释诗歌语言对标准语言规范的违反。这些当代西方的著名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后逐渐为国人所熟知。

一般很少有人会将钱锺书的思想和学问和五四传统联系起来看，但实际上他平生治学许多思考的出发点都是在不断和五四新文化在进行对话，在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正如林毓生先生曾说的那样：“我们要以迈出五四的工作来光大五四的精神”，因此，五四精神的继承，不是有样学样地照着说，而是得其精神地接着说。由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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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论“神道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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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   雪

视频剪辑：陆沉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