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文研论坛121】近代经学的功能转化

文研论坛第121期· “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

2020年11月25日晚，“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二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近代经学的功能转化”。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壁生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华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出席并参与讨论。

陈壁生老师指出，经学功能的转化也就是经学教化形态的转化。传统的以注疏为核心建构起的经学形态在晚清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了系统化的过程，并进行理论的建构。不同的经学理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理论形态探究经学功能的变化。与之相关的是经学的传播和教育功能的变化。晚清以来学制不断变更，教育方式的变化导致经学在教育体制中的位置成为一个问题。经学的教育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经学体系和经学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分科体制反过来也塑造了经学体系。章太炎、曹元弼是坚决不愿意进入大学的，他们认为大学教育体制难以真正地讲好他们的学问——这也构成了现在反思大学体制的重要思想资源。经学功能转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陈壁生老师首先介绍了经学在传统上的功能。经学在传统的政教功能的基本表达涉及中国如何成为中国的问题，正是经学使得中国文明体的基本性质得以集中表达。如今的通识教育所要求的中国文明史的内容难以为文史哲各个分科所承担，经学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核心地位。经学的定位就是塑造文明的基本价值。川籍经学家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认为经学是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是中国文明的“大宪章”，在这一意义上，经学成为中国传统的共同价值、生活方式、政治理论的建构者。而在经学瓦解后，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性理解，也因为学科分立带来的隔膜而丢失了。21世纪初大规模提倡经学研究的基本背景，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要完整地理解中国，现有的资源不够，需要回到传统中去理解传统。

晚清经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就是产生了文明的危机。文明的危机，导致维系这个文明的学问自然也随之发生危机。时人对此有一些细致入微的体察，比如康有为认为只有国家强大，孔子之学才能立于地球。对儒家思想而言，像基督教那种国亡教在的情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文明的危机

因此，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信念的转折点，是甲午海战。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转化。比如，谭嗣同在书信中提到，陈三立告诉他，已经开始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陈寅恪学西学了。1903年前后，在大清还没有亡的时候，经学大师俞樾已经开始准备如何藏书了，他的应对策略是在杭州的一个池子里挖洞，把做好密封措施的书埋在里面，以待百年后后人重启。陈壁生老师总结，1895年之后，经学随着文明的危机已经走向了衰败。

而后，陈壁生老师介绍了经学功能转化的第二个方面，即在晚清以来经学是如何理论化的，并以康有为、章太炎、曹元弼为例分别说明。在晚清的文明变局中，经学成为经学的条件逐渐消失，其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西学的到来。传统注疏已经无法回应系统化理论化的西学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经学要证明自身就需要理论化来论证自身，这就要求把群经整合成严密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重新回答经学是什么的问题。一旦开始进行这种本质性问题，也就意味着经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意味着经学内部的更新，理论的自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针对的就是清代的学术，乃至是针对从汉到清的学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晚清会有这么多的思想派别。除了系统化理论化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家普遍群经系统化，而非单经系统化，虽然他们对经有真伪辨析，但是将群经统合为一个经学结构，是章太炎、康有为等人共同的追求，而《春秋》学和礼学都是典型的能够统帅群经的学问。所以晚清很多有名的人物都是做《春秋》学和礼学出身。

康有为和早期廖平的特征就是以哲学和孔教讲经学。康有为以春秋学为基础，凸显孔子改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解释群经。在辛亥之前，康有为理解的经学有宗教功能，比如康有为要求废除民间祭祀，建孔庙，让清政府派人去海外传教。而他之所以能够有宗教特征，是因为晚清的政治框架仍然存在，经学还能够通过政教发生作用的。只是康有为对经学的理论改造，是对传统经学的巨大革命，在三世说的框架中，到了大同之世，经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是康有为思想最大的危害。这个思路的基础是康式的《春秋学》。

第二个思路是从张之洞到曹元弼，这一脉以人伦明经。这是一个主流的传统，只要不认同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基本都属于这一派。他们把经史一体化，以人伦的方式讲经学。张之洞在《劝学篇》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就是指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就是五伦，核心是三纲。这在经学上的表达最明确的是曹元弼。对曹元弼来说，推翻君主制就是回到了伏羲之前，只有伏羲之前才没有君主，但当时是蛮荒时代，不是文明时代。以此经学体系出发，理解晚清的教育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理解经学的功能变化的时候，曹元弼、张之洞有自己的想法。曹元弼在张之洞委托下做十四经学正是为了在学堂讲经学。因为曹元弼和张之洞都看到，在学堂这种具有现代化特点的教育体系中，需要将学生变成技术人才，但是也需要经学使得他们能够把做为中国的“体”的人伦，内化为自己内心的品德，通过这样教育培养的工程师才会和西方的工程师不同。

曹元弼

第三个思路是章太炎的以史学明经。章太炎从六经皆史的经学观出发，从朴学入手的。朴学后来变成了方法论。用国粹激扬种姓，把国粹理解为汉种的历史源头。

而后，陈壁生老师总结了经学功能的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转化。辛亥革命后，传统的政教体系崩溃，如何讲经学成为急需面对的问题。此前张之洞、章太炎等人都是在君主制的政教架构中讲经学的。章太炎在某种程度上不排斥君主制的，只是君主到底是满人还是汉人的问题。到了辛亥之后，传统政教结构崩溃，曹元弼等人都变成了清朝遗老。经学家开始找新的理论载体，比较典型的是孔教会。前涉的三个派别，到了民初合流，其合流的原因就是晚清的政治架构消失。1912年建立的孔教会，是由两拨人共同构成，首先，发起人是康有为和陈焕章，之后参与的有沈增植、陈三立等人。只有政教体系消失后，才会有孔教体系的出现。我们不能把孔教会仅仅理解为一种宗教机构，它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机构，机构设立目标包括了经学在民国时期的基本功能，这些是孔教会认为的秉承孔教应该履行的功能。孔教会一直在争取把孔教立为国教，这是新的政教建立的努力。而孔教会的人虽然对经学理解有不同，但在政治上都支持君主制。可以看到因为传统作为政教体系的孔教的消失，才有了类宗教、类政党的孔教会的出现。后者会更强调文明问题和政教问题。正因此，陈独秀在反张勋复辟的时候，才说，主张宗孔就会立君，就会要求复辟，这是自然的发展。

陈壁生老师指出，到民国，经就变成一种知识性的学问。作为知识系统，经学作为整体瓦解崩溃了，变成了一种不充分的，碎片化的古典知识。在各大高校，经学教育已经崩溃。我们如今在谈经学，总有一种百年从头来过的感觉，不是去接续一百年中的某些传统，而是去接续晚清来的传统。如今我们讨论经学在已经非常现代的中国的处境的时候，这些都是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接下来论坛进入讨论环节。吴飞老师将陈壁生老师的讲座内容梳理为三个线索，分别是经学内部的线索，学术外政治文化和历史形态的线索，以及教育体制和大学体制的线索。这三条线索的交织，才有了我们熟悉的现代的状况。现代大学体制，从四库之学到系课之学。经学在大学体系中分散到各个学科中，文史哲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原来为经学处理的材料，经学作为整体就没有了，那些不能为现代学科容纳的东西也得不到处理。而如果不认真思考经学在现在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或许也就丧失了吸引力。

华喆老师指出，历史上中国遭遇了大量的失败，为什么没有产生像甲午战败后那样大家普遍具有的挫败感。回到当时的人的处境，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讨论。华喆老师根据自己对清代乾嘉学术的研究，认为如果没有后来政治上外在格局的变化，不是突然过度到系课分科的状态，乾嘉考据作为学术研究方法，也能在思想上为向近代学术过渡铺垫。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看待，经学重新分散到文史哲的过程。此话，华喆老师认为，作为新学术代表的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他们与老一辈学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学也就在现代生活逐渐退场了从今天看来，更是如此，我们很难想象经学时代的学者的生活状态，在没有了这种生活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学在现代社会复归，而能做的工作更多的是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生活。我们很难接续那种传统，但是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回应。

高波老师指出，经学的转型和经学的衰亡基调是不同，转型有一种连续性的假想，这就必然把晚清的处境类比于从先秦到汉，从先秦到汉不到一百年，依靠承载经学的人经学就复兴了。那么在陈壁生老师提到的三种线路之外，是否还有一种记诵派呢，仅仅依托于能够背诵经典的人以求他们在百年后复兴。第二，高波老师指出经学的复兴除了汉代，还有宋学和清学，他们几乎都诉诸断裂和继承道统的话语。我们现在的经学处境比起这三次复兴都要差很多，但是诉诸的却是继承的话语。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讲成是断裂的呢？第三，张之洞、康有为等人都倾向于弱化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紧张，尤其是从三代到秦汉的断裂，但是如果三代被无形的放弃了，那么经学如果离开了三代的典范性，是否能够自存？经学的复兴伴随着对三代的典范性的挖掘。如果要复兴三代的典范性，就要把汉代的经学、子学、史学有创造性的结合，才有可能激活经学。

陈壁生老师

陈壁生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针对华喆老师的问题，陈壁生老师指出顾颉刚的方法或许与乾嘉考据有类似的地方，有借鉴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立的体系，并与现代西方学术存在亲和性，而对中国传统文明没有认同感。那么，哪怕他的方法或许是发展自乾嘉学派，也可能成为乾嘉学派的反面并侵蚀它。针对高波老师的问题，陈壁生老师指出断裂的情况是存在的，没有哪个时候比现在更不重视传统文明了。张之洞等人对商代的重视与他们的经史传统有关，需要关联孔子制礼作乐或述而不作与商代的关系，商代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今文经学、白虎通、郑玄等人的解释都不一样。这需要在经学文本中重新进行考察。

“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

系列论坛

第一场

主题：近代文史视野下的古典文体传统

主讲：成玮（华东师范大学）

与谈：谢琰（北京师范大学）、张治（中国海洋大学）

主持：孟琢（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场

主题：章太炎的小学、文学与哲学

主讲：孟琢（北京师范大学）

与谈：林少阳（香港城市大学）、周展安（上海大学）

主持：陆胤 （北京大学）

第三场

主题：近代经学功能的转化

主讲：陈壁生（清华大学）

与谈：吴飞（北京大学）、华喆（北京师范大学）、高波（中国人民大学）

第四场

主题：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兼谈对中国近代制度史研究的思考

主讲：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

与谈：安东强（中山大学）、韩策（北京大学）、孙明（北京大学）

主持：高波（中国人民大学）

第五场

主题：近代译学与文章形式

主讲：张治（中国海洋大学）

与谈：李奭学（台湾中研院）、高峰枫（北京大学）

主持：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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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锐霖、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