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展览 | 顽石会不会点头 ——考古视角下的中国古建筑巡礼（上）

前言：建筑可以见证历史吗？

1829年3月23日，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与友人的一次对话中说：“我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建筑上流淌出的力量，像音乐一样影响着人们的举止。那天以后，这句话被数不清的人误读。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建筑之力”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那就是西方学界几个世纪以来的设问与求索——建筑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让我们回看往昔？

意大利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 /摄影：崔金泽

对于这个问题，第一次有文字可考的思辨来自于拉斐尔（Raffaello Santi）。1515年8月27日，教皇利奥十世（Leo X）任命他为罗马古代建筑保护专员。这位年轻的画家对罗马古迹进行深入考察，他发现，建于公元315年的君士坦丁凯旋门上，存在着风格和“品质”迥异的两种浮雕——位于两侧拱圈上方的水平饰带“毫无艺术性和巧妙构思可言”，而更上方的圆形浮雕和顶部雕塑则“绝对精彩，风格极其完美”。

君士坦丁凯旋门局部，可见小拱门上的水平饰带及上方的圆形浮雕 /摄影：崔金泽

15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崇古思想认为，基督教偶像破坏运动以及日耳曼蛮族的入侵，造成恶趣味对拉丁文化的残害。“艺术的终结”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相辅相成。拉斐尔断言，那些优美的装饰物是从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两个世纪的纪念碑上拆卸、挪用而来，它们属于图拉真（Trajan）和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的时代。

建筑师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1568年提出商榷，他认为艺术的演进不一定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解释。通过更为严谨的证据，瓦萨里发现雕塑的急剧衰落在哥特人进入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开始。他改写了对君士坦丁凯旋门的解读——在拱门上置入早期作品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君士坦丁时代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工巧匠。

君士坦丁凯旋门局部，柱子顶部的雕塑被认为是图拉真时代的作品，表现了被俘的达契亚战士形象。 

/摄影：崔金泽

君士坦丁凯旋门局部，可见小拱门上的水平饰带及上方的圆形浮雕。

/摄影：崔金泽

不同的意见还包括——凯旋门的建造时间太短，无暇全部新造装饰，或者是君士坦丁大帝有意为之，以彰显自己的功绩比肩古今……由此开始，关于如何用建筑见证历史，或是用历史来阐释建筑，从拉斯金（John Ruskin）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到马克思（Karl Marx），数不清的伟大思想者轮番登场，各抒己见……

人类创造了建筑，又反过来被建筑所塑造。回想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笔下的建筑起源，人类从仰望星辰到回看往昔，从对外部世界的具身认知步入自我存在的孤独思考，迎来精神世界的全面蜕变。

山西晋城泽州县河底村成汤庙大殿 /摄影：崔金泽

第一章

管中窥豹

微观层面的建筑历史考察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19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西郊游历考察时，曾以浪漫的笔法记录下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带给他们内心的触动。这种被称为“建筑意”的感悟，少不了美的品读，还需要时间上的疏离感以别“古”“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附着在建筑上的时代变迁，真的都漫不可信吗？

古代建筑经过累世的重修、添建与改建，往往会形成多重历史信息的“叠压”，在西方建筑考古学术语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可复写的羊皮卷”（palimpsest）。 “原构辨析”也是中国建筑考古的一项基本功。东亚传统木构建筑由大量可以剔补、更换、再利用的构件相互勾联交错而成，像一座具象而立体的“数据库”。人们可以攀爬其中，对构件逐一辨查，像侦探一样寻找时间的蛛丝马迹，还原建筑面貌的古今变迁。

北京门头沟区灵水村南海火龙王庙 /摄影：崔金泽  ▲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摄影：崔金泽  ▲ 

1932年4月，梁思成来到独乐寺，用建筑考古的眼光打量这座千年古刹。这是他第一次野外考察。

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为辽代统和二年（984）遗构，是当时所知的中国最古木构建筑。在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梁思成敏锐地观察到，两座建筑上还存在不少“清式化”构件，与辽代意趣迥然不同——如山门的立柱和雀替（位于垂直相交的梁柱之间，稳固、美化结点），以及观音阁支撑檐角的细柱等。结合州志研读，他判定这些构件见证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高宗皇帝对独乐寺所做的整体改建。

独乐寺山门 /摄影：邱琼仪  ▲ 

独乐寺山门檐下特写，可见清代维修时添加的雀替，与上部的辽代抖栱（关键性部件，传递屋顶荷载并承挑屋檐）和梁架共存，形成跨越八个世纪的“叠压”关系 /摄影：崔金泽

 独乐寺全景摄影链接（长按识别二维码）

梁思成192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同年他与林徽因结婚，一同壮游欧洲，想必参观过古罗马斗兽场旁的君士坦丁凯旋门。独乐寺建筑的微观考察，因其刚刚结束对《清式营造则例》的研究，得以比早一年到访的日本学者关野贞更加科学，开创了中国建筑考古“原构辨析”的先河。

这也激发了梁思成对遗产修复的思考。他在调查报告末尾畅想，如果证据确凿，应该撤去清代构件，恢复观音阁的辽代原貌。

梁思成独乐寺观音阁复原渲染图，可见去除清代擎檐柱并复原平座层辽代栏杆之后的效果 /图片来源：网络

正如夏铸九所言，梁思成源出欧美建筑史学院派，体现了黑格尔人类文明“单线进化论”的价值观，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1990年代，在历时八年的独乐寺维修工程中，历代的“叠压”信息大多得到保留。

与梁思成由清而宋的法式研究相类似，建筑考古学也应由近及远，渐进回溯往昔。在北京故宫御花园内，有一处关于雀替的经典案例，是北大古建本科教学的“入门级”踏查对象。

北京故宫御花园澄瑞亭 /摄影：王藏博  ▲ 

澄瑞亭位于御花园的西北角，与东北角的浮碧亭相对称。两组建筑的主体部分均为建于石桥上的攒尖顶（四条屋脊汇聚在顶部，形成四棱锥）方亭，横跨水池之上，南侧入口处衔接一座悬山顶（两坡屋顶，侧面悬挑出山墙之外）抱厦（贴附于主体建筑外的小型房屋）。澄瑞亭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抱厦为清雍正十年（1732）添建。

两段建造经历，在建筑本体上表现得清清楚楚——方亭和抱厦衔接处，相邻的雀替和绦环板（横梁之间带有雕饰的木板）无论形状还是纹饰都细微相异。明代方亭一侧的雀替，三瓣曲线柔和如蝉肚，绦环板的卷草花饰空灵古雅；而清代抱厦一侧的雀替，带有鹰嘴状的凸起，绦环板也略显壅塞。

故宫御花园澄瑞亭，明代方亭与清代抱厦衔接处细部 /摄影：崔金泽

经由考古学“解锁”，建筑蕴藏的历史信息在眼前绽放，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历久弥新。

 斗栱：古建筑年代的密码 

在一座座古建筑“数据库”中，信息含量最丰富的是斗栱。作为东亚传统木构建筑的关键部件，这些由小型的斗（多为方形带凹槽，像支点一样抓持、垫托上下构件）、栱（条状构件，类似悬臂梁）、昂（斜向条状构件，类似杠杆）层层交织而成的构件组合，既有结构功能，又承载审美特征，是建筑断代的重要考量点。

斗栱组装视频

宋式抖栱

清式抖栱

北京孔庙竣工于元大德十年（1306），元末明初荒废，明永乐九年（1411）重修，历经元、明、清三代位置未曾改易，是曲阜以外等级最高的孔庙建筑群。第一道建筑先师门，虽然饰有典型的清代雀替和霸王拳（额枋端头装饰），但斗栱硕大，角科（转角位置的斗栱）尤显古制，比明代永乐迁都所创建的系列皇家建筑更为古老。

北大古建徐怡涛教授判断，先师门斗栱应为永乐初年遗物，代表元明交替期的北方官式做法，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木构斗栱之一。元大都城已不复存在，唯有深藏闹市的三两遗构尚可扑风捉影。

北京孔庙先师门 /摄影：崔金泽  ▲ 

先师门斗栱局部，古今信息“叠压”，见证首都三个独特的历史片段 /摄影：崔金泽

围绕斗栱还大有故事可讲。同样是一座古老的大门，河北正定隆兴寺天王殿（山门）所暗藏的历史记忆更为生动。

 差异化的共存 

隆兴寺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北宋一代经由皇室多次维修扩建，累至明清经久不衰，一千五百余年的修修补补留下丰厚遗产。寺内摩尼殿主体结构和抖栱大部仍为北宋皇祐四年（1052）原物，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早期木构标尺。

河北正定隆兴寺天王殿 /摄影：崔金泽  ▲ 

隆兴寺摩尼殿 /摄影：崔金泽  ▲ 

隆兴寺天王殿斗栱仰视，加亮部分为细小的祥云斗栱 /摄影：崔金泽

天王殿的斗栱殊为奇特——远观，硕大而理性的栱臂自柱头伸出，稳稳托住深广的屋檐；近看，栱臂下还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细小斗栱，遍雕祥云，像“弹幕”一样穿行在立面之上……拉斐尔如果目睹此情此景，也会说其上部“极其完美”而下部“毫无艺术性可言”吧！

原来，这些不合拍的细小斗栱，是乾隆皇帝加盖的“印章”。与蓟县独乐寺一样，隆兴寺也为清代皇帝的驻跸之所，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寺西增建行宫。为庆祝高宗皇帝七十大寿，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修寺院，将原本“癸丁向”的天王殿与牌坊、照壁一道调正，迁到中轴线正南。

工匠们重新组装了天王殿北宋时期的主体结构，却撤去了柱头铺作（斗栱组）第一跳华栱（底层向外伸出的栱），别出心裁地添饰了一圈当朝风格的祥云斗栱，造就了乾隆古稀留给华北大地的独特“纪念碑”。

天王殿抖栱细部，可见清代添加的抖栱将北宋立面“打破”，两种体系的抖栱体量对比悬殊 /摄影：崔金泽

但是，这种差异化的共存，是基于价值认知而有意为之的吗？换句话说，清代迁建天王殿的工匠们，是为了节省工料，还是因为珍视古物，而将北宋斗栱保留至今？在没有思辨记录的情况下，透过其它类似案例，也许可以一窥究竟。

被“翻修”的斗栱 

山西太谷安禅寺位于一所小学校内，主体建筑藏经殿为一座三开间歇山顶（四坡屋顶，侧面露出三角形山花）小殿，今天已经被改造为书画厅，因后世“伪装”，原貌久无人识。

山西太谷安禅寺藏经殿远景 /摄影：崔金泽  ▲ 

藏经殿脊槫（最上方的檩条）上有北宋咸平四年（1001）重建题记，可惜殿内屋架被全部遮挡，不得一见。粗略观察，外檐抖栱也无甚奇特，如麻叶头（叶片形状的端头做法）等是晋中明代以来的常见形制。

然而，一些濒临脱落的构件却暴露了大殿的本来面目——原来，大量的麻叶头、蚂蚱头（蚂蚱头形的端头做法）装饰都是单独的木块，像补丁一样添加到抖栱构件上。进而可以判明，后檐和补间铺作（柱子之间的抖栱）均为晚期维修所增添。“补丁”木块，是为了掩盖不同的形制，以统一维修后的建筑面貌。排除晚期干扰以后，藏经殿被篡改的原貌得以显现，恰恰反映了北宋特征，距今已逾千年。

安禅寺藏经殿，以及2011年古建踏查中的北大师生 

/摄影：崔金泽  ▲ 

藏经殿东北翼角抖栱细部，涂红部分为明代维修所添加 /摄影：崔金泽

由安禅寺可见，晚期的工匠在维修前代建筑时，虽然注意到了形制的不同，却通过种种方法进行矫正，与“当代”相统一。回头再看隆兴寺天王殿，嵌入清代抖栱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历史与风格的认知，直到1930年代确立“建筑是美术”以后才在中国出现。

当然，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任何笼统的文化理论，都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存在。陈师道在《后山丛谈》提到，北宋初著名木工喻浩曾对开封大相国寺唐代门楼的翼角如痴如醉：“每至其下，仰而观焉，立极则坐，坐极则卧，求其理而不得。”在河南济源，有一座古代建筑也许可以印证喻浩的痴迷。

河南济源济渎庙寝宫 /摄影：崔金泽  ▲ 

济渎庙“小北海” /摄影：崔金泽  ▲ 

 被“致敬”的斗栱 

济渎庙的主体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前殿渊德大殿和中间的穿廊仅存遗址，唯有寝宫保存至今。这座建筑气势不凡，屋顶平缓，出檐深广，被广泛认定为宋开宝六年（973）重建后的遗物。其斗栱节奏疏朗，尤其是偷心造（华栱上不施任何构件）、泥道单栱（底层只用一道横栱）且与令栱（最外跳上的横栱）等长，在河南地区确属宋初特征。

济渎庙寝宫抖栱及屋顶细部 /摄影：崔金泽  ▲ 

然而移步殿内，但见凌乱的梁架纵横交接，许多构件上还能看到截断、挪用、拼凑的痕迹，逻辑甚为混乱。显然，寝宫的内部结构是清代打散重修的结果，唯外檐抖栱被刻意保留。

寝宫内部结构 /摄影：崔金泽  ▲ 

据北大古建助理教授彭明浩研究，山西太原晋祠献殿、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上也可见到类似的“拟古”现象——即早期特征在后代维修中得到保留或模仿。因为喻浩与大相国寺的传说，这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古代的工匠们，真的会跨越时空向同行致敬吗？

*参考书目：

《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考古研究》

《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主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策展

徐怡涛  崔金泽

撰稿

崔金泽

展览支持

曹全友

责任编辑：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