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郭津嵩：发现“民间之本”——《九章算术》流传史新说

2021年6月8日晚，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第1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发现‘民间之本’——《九章算术》流传史新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孙承晟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郭津嵩老师首先提出本次讲座的主题：《九章算术》的流传中文本与实践传统的多样性。《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算学的核心典籍，共九个章节，是一本由二百四十六道题构成的习题集，成书较为复杂，约于汉代形成。随后，郭津嵩老师提及最近重版的两本重要著作，一本为钱宝琮先生点校的《算经十书》，另一本是郭书春先生的《九章算术译注》。本次讲座所讲是对以郭书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关于《九章算术》流传史的某些看法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他数十年校勘、整理工作的致敬。

郭津嵩老师指出，关于《九章算术》的流传，过往研究皆存在一个基本假设：《九章算术》的本文与三国时刘徽、唐代李淳风的注解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如郭书春先生所言：“传本《九章算术》集《九章算术》本文、曹魏刘徽注、唐初李淳风等注释三种内容于一体”。另一位长年研究《九章算术》、曾与郭书春先生合作译注《九章算术》法文版的学者林力娜（Karine Chemla）将这种“整体”论从一种立足于校勘的观点推向了一种历史的表述，强调本文和旧注不仅在文本形式上组合在一起，在历史语境中也拥有意义上的连贯性。她认为此一整体的形成是被塑造的结果，塑造的主体通常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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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及（三国）刘徽注

南宋鲍澣之刻本

在这个前提之下，过往研究认为，《九章算术》在宋代的流传虽可被划分为北宋官本-鲍澣之刻本、贾宪《细草》-荣棨刻本-杨辉《详解》两条路径，但它们属于同一系统，不但文字内容较为接近，而且都完整地保存了刘徽和李淳风的旧注。郭津嵩老师提出，这个观点其实与当时刊刻者本人的表述不相符合。郭津嵩老师发现，南宋最主要的刊刻者之一鲍瀚之曾在序中坦言，当时《九章算术》的“民间之本”并没有刘徽和李淳风的注，带有刘、李注文的版本反而是不常见的版本。且鲍瀚之在序中提及“细草”与“黄帝九章”等词的用法，很可能与荣棨、贾宪这条流传线索的特征相关。

那么，为什么过往研究皆认定两种流传路径中的《九章算术》都是原文与注释为一体的呢？郭津嵩老师认为，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是否可靠。随后郭津嵩老师通过对史料的具体辨析，论证杨辉《详解》残本并非该书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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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杨辉《详解九章算法》

编写于1261年

首先，卷首出现了刘徽、荣棨、鲍瀚之、杨辉四人之序，不符合南宋书籍惯例，且刘徽和鲍瀚之认为“九章”的用法源自《周礼》，而荣棨和杨辉则认为源自黄帝，两种定位相去甚远，故几篇序言不应同现一处。随后，郭津嵩老师提出《详解》中近半题目的形态，均为前面是正文及旧注，即“问、答——术（附刘、李注）”，后面又出现“解题——术（附贾、杨注）——草/细草——比类”的另一种结构。此处郭津嵩老师提出的疑问是：为何会出现两段术文，即为何解题方法要说两次？通过比对可以发现，许多算题下的两段术文内容大体重复，注文也并非叠加而是替代的关系，术文出现两次并无必要。残本中出现了用“古术”标记贾宪《细草》术文的情况，但对大量带有刘、李注的术文不加区别，也很不合理。由此，郭津嵩老师推断，带有刘、李注文的术并非杨辉原书所有。

郭津嵩老师还推测，杨辉撰写《详解》时用宋人习惯的表述方式替换了《九章》旧本可能源自汉代的表述方式，《详解》所附《纂类》中的题目才是杨辉撰写时的面貌。后人在重编《详解》时，先将题目部分删除，再取《九章算术》其他版本的题目和带有刘、李注的术文置于杨辉解题部分之前。这一点可以从重编者偶然删略未尽留下的线索探知。题目与解题部分直接相连才应是杨辉《详解》的原有结构。

综上，郭津嵩老师认为杨辉《详解》的原貌并不带有刘、李旧注。相应的，过去主要用来校勘刘、李注的“杨辉本”并非一个独立版本，而可能与《永乐大典》所引《九章算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结论将对前人建立的《九章算术》版本系统产生较大冲击，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本-鲍刻本和贾宪-荣棨-杨辉这两条线索并非同一个系统里的两个分支，而是在文本上、观念上、功能上都有所区别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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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成书于1450年

鲍瀚之所言的“民间之本”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即从贾宪到杨辉等人的传本，它们不仅在鲍澣之所处时代，而且在整个流传系统中都有较大的影响。相较鲍刻本的有限流传，“民间之本”在知识传播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民间之本”对《九章算术》的认识也不同于官本和鲍刻本。虽然民间之本与官刻之本存在殊异，郭津嵩老师发现，两种流传传统之间有互相引用的证据，这说明，两种传统之间在当时存在交流。

最后，郭津嵩老师对以上内容作出总结。对两个传统的讨论可以反映出南宋书籍与知识的一些特征。由于北宋时期更为符合国家推动知识发展的传统叙事模式，以往的科学史、思想史会更多着墨于北宋。实际上，民间编辑者和刊刻者发挥的作用在南宋各类书籍中均有迹可循，我们会发现有更为多样的传统在发展。 士大夫与民间知识分子的努力和互动共同促进了知识的发展，知识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其社会边界可以跨越的时期，南宋刚好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应该以新的眼光看待之。

讨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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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分别为郭津嵩、史睿、李霖和孙承晟（逆时针方向）

孙承晟老师随后发表看法。孙承晟老师对郭津嵩老师的发现作出肯定，将其视为破除历史谜案的“文献法医”，从《九章算术》纷繁复杂的文献中追寻关键线索与矛盾之处，厘清了《九章算术》作为重要文献的流传轨迹，对版本学、文献学而言都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孙承晟老师用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的《问题集》作出类比，该书流传至阿拉伯及欧洲的版本中皆略去了亚里士多德对问题的详细论证，只给出标准答案，提供某种确定的知识而非辩证的思维。孙老师认为，此种书籍的流传史与《九章算术》流传史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霖老师就《九章算术》的流传进行了基础知识的补充，如以《周髀算经》为例谈到书籍流传时由抄本向刻本演进的历史过程，对郭书春先生认为李籍是晚唐人士的判断表示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进一步讨论了鲍瀚之刻本与其参照底本之间的关系，并在杨辉传本与荣棨传本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于郭津嵩老师观点的可能性。

最后，史睿老师对本次讲座作出总结。史老师认为，过往的校勘学主要围绕早年间的经史子集，核心文献群之外的农学、算学等往往不在传统校勘学的视野之内。相较于样式完整的传本，我们所面对的现存诸残卷，其特殊之处在于保存了一些书籍体例传承的样态，我们得已从中窥探书籍样貌的中间形态，发现许多自相矛盾的线索，才会有进一步的探索和追问。在这个方向上，郭津嵩老师提出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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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