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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勒内·基拉尔:俄狄浦斯与替罪的牺牲

勒内·基拉尔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4-09-07

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祭牲与成神》,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基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凯卢瓦等人有关人类早期祭祀活动的调查,该书对广泛存在于初民社会中的“活人祭神”行为的逻辑和功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作者认为人类族群中普遍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杀死“替罪羊”可以将对内的暴力隐患释放到族群之外,从而保全族群内部的和平稳定。因此,暴力的祭祀活动并非宗教自身的产物,而源自族群化解内部矛盾的需求。祭祀行为是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思路对于进一步理解与阐释早期中国或可提供别样的启示。本期“世界”栏目摘录了第三章内容(原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俄狄浦斯与替罪的牺牲


文 / 勒内·基拉尔


《祭牲与成神》

【法】勒内·基拉尔著,周莽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4。


面对弑父与乱伦,还存在另外一个主题,它同样在掩饰祭祀危机,对危机的掩饰远大于对它的指示,这个主题就是瘟疫。


我们已经谈到过作为祭祀危机的“象征”的各种瘟疫。即便索福克勒斯曾想到过公元前430年的大瘟疫,但在忒拜的瘟疫中所寓含的东西是大于瘟疫这种细菌性疾病的,是与之不同的东西。瘟疫打断城邦的所有生活必须的功能,它不可能与暴力和所有差别的丧失无关。神谕本身让事情显而易见。神谕将灾祸归咎于一个凶手的具有传染性的存在。


悲剧向我们明确显示出传染与相互对等的暴力是一回事。三位主角轮流被暴力主导,这一机制与瘟疫的发展混同起来,瘟疫总是很快打垮那些自称控制它的人。文本并未发展到明确将这两个系列等同起来的地步,但文本让我们注意到它们的平行关系。歌队哀求俄狄浦斯与克瑞翁相互和解,喊道:


如果现在必须看着昨日旧祸之上加上你们俩造成的新灾,那么这个正在死去的国家让我心伤。


在悲剧的内外,瘟疫象征着祭祀危机,即同弑父乱伦完全等同的事。我们有理由质询为何必须有两个主题,而非一个,是否这两个主题真正起着相同的作用。


应当将这两个主题加以对比,看看它们彼此的异同,看看这种区别可能起着何种作用。在两个主题中都存在祭祀危机的完全真实的各个侧面,但这些侧面的分布不同。就瘟疫来说,只突显出一个侧面,那就是灾祸的集体性,普遍的传染性,暴力与非暴力被消灭。在弑父乱伦中则相反,暴力与非暴力尽可能地突显和浓缩,却落在单独个体身上。这一回被消灭的是集体的维度。


在弑父与乱伦的背后,在瘟疫背后,我们两次看到同一事物,即一种对祭祀危机的掩饰,但却并非同一种掩饰。弑父与乱伦所缺乏的用来完全揭示危机的东西,瘟疫为我们带来了。与此相对,瘟疫所缺乏的用来毫不含糊地揭示同一危机的东西,弑父与乱伦却拥有。如果对这两个主题进行融合,将实质问题平均分配给所有族群成员,我们就会重新发现危机本身。再一次,对于一个个人不论肯定或否定任何东西,都一定会对于所有其他成员肯定或否定同样的东西。责任是所有人平均分担的。


之所以危机消失不见,之所以普遍的相互对等被消除,那是借助于这个危机的那些非常真实的侧面的不平均的分布。一切都没有真正掩盖,一切都没有添加进来。整个神话建构都归于将暴力的无差别化进行转移,放弃了忒拜人,而完全聚集在俄狄浦斯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物变成围困着忒拜人的不祥力量的代理人。


《安提戈涅引导俄狄浦斯走出忒拜》

 Charles Francois Jalabert绘


对于四处蔓延的相互对等的暴力,神话用一个单独个体的可怕的违犯禁忌来加以取代。俄狄浦斯在现代的意义上是没有罪的,但他却为城邦的不幸负责。他的角色正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替罪羊的角色。


索福克勒斯让俄狄浦斯在结尾时说出最能够让忒拜人放心,最能说服他们的话,那便是仅仅由替罪的牺牲为城邦所发生的一切负责,替罪的牺牲必须独自为后果付出代价:


啊!相信我吧,别害怕。我的不幸属于我自己,没有任何其他凡人应该背负这些不幸。


俄狄浦斯是绝佳的责任人,实际上他的责任如此之大,以至于别的任何人都不再有责任。瘟疫的想法是这种责任缺失造成的。瘟疫便是祭祀危机在倒空了所有暴力之后所遗留下的东西。瘟疫已经将我们引入现代世界的细菌医学的氛围中。只剩下病人。没有人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当然俄狄浦斯除外。


要想解除整个城邦所负有的责任,要想让祭祀危机通过倒空所有暴力而变成瘟疫,必须做到将这种暴力转移到俄狄浦斯身上,或者更普遍地讲,转移到一个单独个人身上。在悲剧的辩论中,所有主角都努力进行这种转移。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拉伊俄斯的调查,正是关于祭祀危机本身的调查。所涉及的始终是将灾祸的责任钉在某个个人头上,用回答“是谁先开始的”这个绝佳的神话问题。俄狄浦斯未能做到将指责落在克瑞翁和特伊西亚斯头上,但克瑞翁和特伊西亚斯却成功将这一罪责落在俄狄浦斯头上。整个调查就是追捕替罪羊,但最后调查却反过来对发起调查者不利了。


《俄狄浦斯告别妻子的尸体》

Edouard Toudouze绘

Paris,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藏


在三个主角间左右摇摆之后,决定性的指控最终落在他们中一个的头上。这指控原本同样可以落在另一个头上。指控同样可能根本不成立。成功地决定指控的神秘机制是什么?


此后,指控将被人当作“真实”的,其实却与那些将被当作“虚假”的指控毫无区别,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出声来进行任何反驳。事件的某个版本成功被确立起来,这个事件版本丧失了它的论争性,而变成神话的真相,即神话本身。神话的确立必须被定义为一个众人共同赞同的现象。当两个、三个、千百个对称而且相反的指控交织,唯一的那个取得胜利,围绕着它一切沉默下来。大家彼此的敌对让位给所有人反对单独某个人的联盟。


这个奇迹是什么?完全被祭祀危机破坏的族群的统一如何能够突然重新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危机的高潮:情况看起来极端不利于这种突然的翻转。无法找出两个人对所有问题都意见一致,每个人都努力将集体的包袱甩给他敌对的兄弟来背负。在燃烧起来的整个族群里,似乎笼罩着一种无法描述的混乱。似乎没有任何主线串联起所有冲突、所有仇恨、所有个人的执迷。


在一切都似乎无救的时刻,在无意义通过相互矛盾的意义的无限多样性而获得胜利的时刻,解决办法却相反就要来了。整个城邦将一下子倒向暴力的集体一致,从而将整个城邦解救出来。


《俄狄浦斯与安提戈涅》

Aleksander Kokular绘

华沙国家博物馆藏


这种神秘的集体一致从何而来?在祭祀危机中,对手双方全都自认为存在某些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将他们分离开。而实际上,所有差别都在逐渐消失。到处是同一欲望,同一仇恨,同一策略,到处是越来越完全的均一性之中的对巨大差别的同一种幻想。随着危机加剧,族群成员全都变成暴力的孪生子。我们可以说他们彼此是彼此的分身(double)


在浪漫派文学中,在初民宗教的万物有灵论的理论和现代精神病学中,分身这个词总是指一种臆想和非真实的现象。而这里并非如此。虽然分身们的关系带有一些虚幻的侧面,我们在后文将进行考察,但它们绝非臆想。悲剧的对称性作为对此的绝佳表述,同样绝非臆想。


如果暴力让人们真正变得均一,每个人都变成对手的分身或“孪生兄弟”,所有分身都是相同的,那么他们中任何一个都随时可能变成其他所有人的分身,即成为普遍的执迷和仇恨的对象。唯一的牺牲品可以代替所有潜在的牺牲品,代替每个人都在努力驱除的所有敌对的兄弟,即代替无一例外的族群内部的所有人。要想让每个人彼此的怀疑变成所有人对单独一个人的确信,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必要条件。最可笑的征兆,最微不足道的预示会在人与人之间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几乎立刻成为一种无可辩驳的证据。确信像雪球越滚越大,在摹仿作用之下,每个人都从他人的确信中几乎立刻推导出自身的确信。所有人坚定的信念并不要求集体一致之外的别的验证,集体一致因其自身的非理性,是无可抗拒的。


《遇见自身》(1864)

Dante Gabriel Rossetti绘


分身变得普遍,差别的完全消失激化仇恨但同时让仇恨变得完全可以相互置换,这构成了暴力的集体一致性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要想让秩序能够重新产生,首先必须让失序到达顶点,要想让神话能够重新建构,首先必须让神话完全被分解。


刚刚还是千百个个体的冲突,还是彼此孤立的千百个相互敌对的兄弟,现在重新存在一个共同体,整个族群统一于族群的唯一成员引起的仇恨之中。分散在千百不同个体身上的所有怨恨,各不相同的所有仇恨,从此将汇集到一个单独个人那里,即替罪牺牲那里。


现在这个假设的整体方向似乎明确了。成为暴力的猎物的,或者被自身无法解救的某种灾难压垮的整个族群,自愿投入对“替罪羊”的盲目追捕。出于本能,人们寻求对无可承受的暴力的一种暴力的和即时见效的解药。人们想说服自己认为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一个单独的责任人,而这个责任人是容易摆脱的。


这里,我们立刻想到那些在处于危机中的族群中自动爆发的那些集体暴力的形式,想到类似私刑的现象,沙俄对犹太人的屠杀,“群众执法”的草菅人命(justice expéditive)等。这些集体暴力常常用俄狄浦斯式的指控来为自己辩解,弑父、乱伦、杀子等,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拉近对比仅仅具有有限的价值,却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无知。对比阐明了表面上彼此无关的悲剧文本之间的隐秘的亲缘性。我们不知道在写作《俄狄浦斯王》的时候,索福克勒斯对真相的察觉到达了何种程度。前文引用的文本让我们难以相信我们的无知如此之深。悲剧的灵感可能与某种对某些神话主题的真正源头的怀疑是分不开的。这里,我们可以援引《俄狄浦斯王》之外的其他悲剧和索福克勒斯之外的其他作家,尤其是欧里庇德斯。


安德洛玛刻是皮鲁士(即涅俄普托勒摩斯)的侍妾,赫耳弥俄涅是他的正室。这两个女子是真正的互为仇敌的姐妹,她们有一场悲剧论辩。与日俱增的恼恨让受到羞辱的正妻对她的对手发出了典型的“弑父与乱伦”的指控,正是忒瑞西阿斯在另一悲剧的同样关键的时刻对俄狄浦斯发出的指控:


不幸的女人,你的迷途到了何等地步?杀死你的丈夫的那个男人的儿子(即皮鲁士,他父亲阿喀琉斯杀死了赫克托耳),你竟敢跟他同床,跟这个凶手生子。蛮人的整个种族就是这样生出来的,父亲跟女儿睡,儿子跟母亲睡,姐妹跟兄弟睡。最亲的人同样互相杀戮,没有任何法律加以禁止。你不要把这些习俗带到我们这里来。


“含沙射影”是显而易见的。外来的女人本身就是威胁着城邦的整个祭祀危机的化身。他们宣称她所犯的恶行构成一份真正的神话主题清单,也是希腊世界的悲剧主题清单。“你不要把这些习俗带到我们这里来”,最后一句话是不祥的,它已经暗示着赫耳弥俄涅的仇恨可能引发针对安德洛玛刻的集体恐怖。这里初步显露出来的是替罪牺牲的机制。


难以相信欧里庇德斯在写作这一文本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难以相信他对于他作品的主题与他在此暗示的集体机制之间的紧密关联没有任何意识,难以相信他不是在暗自警示观众,以期引起观众所拒绝的或者永远无法加以明确和消除的一种不适感。


我们自以为很了解集体暴力的机制。我们仅仅了解确保俄狄浦斯神话这样的神话建构的那些集体机制的一些退化形态和浅淡倒影。暴力的集体一致性在下文中将作为初民宗教的根本现象向我们显现出来。在暴力的集体一致性起到关键作用的所有地方,它都完全或者几乎完全隐退在它所产生的那些神话形态背后。我们永远只能企及一些边缘的退化的现象,它们在神话和仪礼层面是无所作为的。


我们以为集体暴力,特别是所有人针对单个牺牲者的联盟,在社会的存在中永远仅仅构成一些多多少少具有病态的脱离常规的行为,对它们的研究无法为社会学提供重要的贡献。我们的理性主义的天真——对此可以有很多话可说——仅仅赋予集体暴力一种临时的和有限的效力,一种“宣泄”作用,充其量类似于我们在前文中从仪式献祭中所辨别出来的那种作用。


《安德洛玛刻悼念赫克托尔》(1783)

雅克-路易·大卫绘


俄狄浦斯的神话持续几千年,神话主题的永不磨灭的特性,现代文化继续围绕着这一神话的近乎宗教性的崇敬,这一切都已经暗示出集体暴力的后果被人们可怕地低估了。


相互对等的暴力的机制可以被描写为一种恶性循环。一旦族群陷入其中,就无法从中摆脱。人们可以将这个恶性循环用复仇和报复来定义,可以对其给出各种各样的心理描述。只要族群内部存在着的仇恨和怀疑不断的积累资本,人们就会持续从中汲取资本,并让这资本壮大。每个人都准备对抗邻人可能的进攻,并将邻人的准备措施理解为对其侵略意图的确认。更普遍地看,应该承认暴力具有一种摹仿性,这种模仿性很强劲,以至于暴力一旦根植于族群之中便无法自己消亡。


要想摆脱恶性循环,就必须付清暴力用未来作为抵押的可怕债务,必须让人们摆脱所有的暴力样板,这些暴力样板会不断繁殖并产生新的摹仿。


如果人们全都做到了信服他们中间单独一个人对全部的暴力摹仿负有责任,如果他们做到了将这个人看作感染所有人的“污秽”,如果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达成一致,那么人们的这种信念将会得到证实,因为在清除了那个人之后,在族群里将不再有任何暴力样板可供人追随或者让人加以拒绝,也就是说不再有样板是不可避免地供人摹仿和不断增殖的。通过消灭替罪牺牲,人们会认为自己摆脱了不幸,实际上他们的确摆脱了,因为在他们之间将不会再有令人执迷的暴力。


《被俘的安德洛玛刻》(约1886)

Frederic Leighton绘

曼彻斯特艺术馆藏


赋予替罪牺牲的原则以有效性,这看似荒谬。只要将本文所定义的意义上的暴力代之以这个牺牲者被人们认为所负有的恶或者罪,就能够理解我们可能始终面对着一种虚幻和一种故弄玄虚,但这却是人类的整个冒险中带来后果最多的、最重大的虚幻和故弄玄虚。


因为我们如今坚信知识总归是好的,所以我们对于替罪牺牲者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给予极小的重视,甚至根本不予重视,而这个机制却掩盖着人类暴力的真相。我们的这种乐观主义可能构成最糟的误解。之所以集体转移罪责的有效性真的很大,正是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的一种知识,即人们对于人类暴力的知识,人们从未成功做到与这种对暴力的知识的共存。


整个祭祀危机中,俄狄浦斯与特伊西亚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对暴力的知识不断增加。但这种知识远未带回和平,暴力总是被投射到对方身上,被看作来自于对方的威胁,它助长并激化着冲突。对于这种不祥的而且具有传染性的知识,对于这种本身就属于暴力的清醒,集体暴力用最完全的无知来加以替代。集体暴力一下子抹去对过去的记忆,这便是为何祭祀危机在神话和仪式中从来不以真面目出现。这正是我们在前两章中已经多次看到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来加以验证。人类的暴力总是被作为外在于人类的东西提出来,这便是为何暴力与那些真正从外部作用于人类的力量,如死亡、疾病、自然现象等,被融合并混淆在了神圣之中。


人类如果面对着他们自身暴力的丧失理智的赤裸裸的真相,不可能不面临堕入这种暴力的危机。他们总是误解它,至少部分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可能正依赖于这种误解。


《替罪羊》(1854)

 William Holman Hunt绘


前文中,我们所解构和解释的俄狄浦斯的神话,依赖于一种结构机制,就是替罪牺牲机制。现在,必须弄清楚此中所涉及的这个机制是否存在于俄狄浦斯神话之外的其他神话中。我们大可怀疑这个机制构成一个重要手段,或许是唯一手段,借助这种手段,人们能够将自身的暴力真相驱除,将对曾经的暴力的知识驱除,如果人们无法摆脱这种暴力,无法将暴力完全推到唯一的“罪人”头上,那么这种暴力将毒害人们的现在与将来。


对于忒拜人,救治就是采用神话,就是让神话成为刚刚经历过的危机的唯一的和无可争议的版本,成为重获新生的文化秩序的宪章,换言之,即坚信族群只不过是罹患了瘟疫。这种操作要求人们坚定相信替罪牺牲负有罪责。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即突然重新恢复的和平,证实了对唯一罪人的辨识是正确的,这让这种诠释永远流传下去,即让危机变成一种从外部来的神秘疾病,它是由丑恶的秽行造成的,唯有驱除了那个病菌的携带者才能够中断疾病的传播。


拯救机制是真实的,如果切近观察,我们会发现拯救机制丝毫没有被人掩盖。实际上,人们不断地涉及到这个机制,而使用的语言和主题是这个机制本身所催生的。当然,这个机制与克瑞翁带回的神谕是一回事。要想治愈城邦,必须辨识出并驱逐那个不洁之人,他的存在感染了整个城邦。换言之,必须让所有人对于唯一罪人的身份达成一致。在集体层面上,替罪牺牲起着萨满们声称从病人体内取出然后称作整个疾病成因的那种东西的作用。


我们在后文将看到,这两种情况中所涉及的是同一种东西。但这种隐喻的两个侧面并不均等。暴力的集体一致性的机制并不仿照萨满的技巧,它丝毫不具有隐喻性。相反,有合理理由推测,萨满的技巧是仿照暴力的集体一致性机制的,这种机制被他们部分地察觉,并用神话的方式来加以诠释。


《忒拜风光》(1819)

Hugh William Williams绘


弑父与乱伦为族群带来的正是族群所需要的用来消除祭祀危机的东西。神话文本向我们证明,这虽然是一种故弄玄虚的操作,但在文化层面却是非常现实和持久的,它奠定了一种新的真相。显然,这种操作与庸俗的掩盖,与对祭祀危机的内容的有意识的操弄无关。因为暴力是集体一致性的,所以暴力恢复秩序与和平。集体暴力所产生的欺骗性的寓意因此获得一种无可动摇的力量。集体一致决议随着祭祀危机隐退到这些寓意之后。集体一致决议构成神话的结构机制,只要这结构保持不受触动,这机制就是隐身的。如果没有咒逐(anathème)便不会有神话主题(thème) 。咒逐的真正对象并非俄狄浦斯,他仅仅是许多主题中的一个,咒逐真正的对象是暴力的集体一致性本身。要想保持有效,真正的咒逐的对象必须免于任何可能的接触、观察、操纵。这种咒逐在我们的时代仍然延续着,它所用的形式是集体暴力所引起的遗忘、漠视,是人们在发现集体暴力时所预先假定的无关紧要。


直到今天,神话的结构还未受到动摇。将神话结构完全投射到想象世界,这并非撼动它,而是相反,它比以往更加难以分析了。没有任何解读触及最本质的东西,甚至弗洛伊德的解读也是一样,它是最有天才的也是最有欺骗性的,它无法触及神话的真正的“被抑制的”的东西,被抑制的并非弑父和乱伦的欲望,而是隐藏在这些过分显著的主题背后的暴力,是被替罪牺牲机制所解除和掩盖的整体毁灭的威胁。


《化身女人的特伊西亚斯》

Pietro della Vecchia 绘    

南特艺术博物馆藏


我们现在的假设绝对不要求在神话文本中存在一个判刑或者驱逐主题专门被用来直接提及这种根源性的暴力;而是正好相反。这一主题在某些版本中的缺失并不影响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假设。集体暴力的痕迹可能而且一定会被抹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痕迹的影响没有力量了,这些影响比以往更加有力。要让咒逐产生全部效果,咒逐本身应该隐去并让人忘记。


如果我们未领会到悲剧的灵感是在对神话进行部分解构,那么在悲剧中,可能造成问题的并非咒逐的缺失,而更多是咒逐的存在。悲剧对于宗教性的咒逐的挖掘利用,应该被视作一种“考古”,而非一种残存,一种古风的标记。应该将《俄狄浦斯王》中的咒逐列入索福克勒斯对神话的批评的元素里,这种批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激进。悲剧作家让主人公的口中说出极其有启示性的话:


快些,以诸神的名义,你们把我藏在远离此地的什么地方——杀死我,或者把我投进海里,丢到一个你们永远看不到我的地方。


诗人对神话及其起源所达到的理解程度,在此处仅仅构成一个次要问题,并未对神话的解读造成反响。这种解读将悲剧用作手段,但它完全依赖于悲剧自身的结果,依赖于它从相互对等的暴力中分解出这些主题,并按照单方面的集体一致的暴力,即按照替罪牺牲的机制,来将它们重新组合的能力。这一机制并不依附于任何特别主题,因为正是这一机制催生了所有这些主题。我们无法从单纯的主题或结构解读出发来达到这一机制。


丛书信息


20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与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十余年间出版包括福柯、德里达、雷蒙·阿隆等名家名作近30种,开一时风气之先。时隔20余年,中国的人文学术面貌已发生极大改变,2017年起三联书店与北大再度携手,重启丛书出版。新丛书延续强思想性风格,立足汉语学界迫切需求,关注全球法语区思想动向,注重学术价值、强调翻译品质,力求将更多优秀的法语学术作品高质量地引入汉语世界。目前新书系已出版10种,并将陆续推出包括布尔迪厄、保罗·利科、弗朗茨·法农、安托万·孔帕尼翁等人作品在内的新一批社科经典。


丛书书目

《内在经验》

[法]乔治·巴塔耶 著 程小牧 译

《文艺杂谈》

[法]保罗·瓦莱里 著 段映虹 译

《梦想的诗学》

[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刘自强 译

《成人之年》

[法]米歇尔·莱里斯 著 王彦慧 译

《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法]安托万·贝尔曼 著 章文 译

《罗兰·巴特论戏剧》2021新书

[法]罗兰·巴特 著 罗湉 译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2021新书

[法]勒内·基拉尔 著 罗芃 译

《1863,现代绘画的诞生》 2021新书

[法]加埃坦·皮康 著 周皓 译

《入眠之力:文学中的睡眠》

[法]皮埃尔·帕谢 著 苑宁 译

《祭牲与成神》

[法]勒内·基拉尔 著 周莽 译

《文学第三共和国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2022即出)

[法]安托万·贡巴尼翁 著 龚觅 译

《保罗·利科论翻译 附:本雅明<译者的任务>》(2022即出)

[法]保罗·利科 著 章文 译

《论国家:法兰西公学院课程1989—1992》 (2022即出)

[法]布尔迪厄 著  贾云 译

《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2022即出)

[法]达尼埃尔·阿拉斯 著 马跃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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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神圣》(待出)

[法]罗杰·卡卢瓦 著 赵天舒 译

《犹太精神的回归》(待出)

[法]伊丽莎白·卢迪奈斯库 著 张祖建 译

《人民的本质》(待出)

[法]黛博拉·高恩 著

《18世纪欧洲思想》(待出)

[法]保罗·阿扎尔 著

《17世纪的道德》(待出)

[法]保罗·贝尼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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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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