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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韩笑:困学中的弦歌——春夏之间的文研院

几天前,文研院举办了2022年春季学期邀访项目(第十二期)欢送会,同即将结束访学的各位师友话别。虽然只有短短四个月,但因为北京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本期驻访学人的学术工作和日常生活始终与各种的不确定性并行,也曾一度商讨过中止项目的可能,但最终坚持下来。在艰困的时刻,大家彼此扶助支持,共度时艰。离别之时再回首,无论是大家张扬的学术激情与现实关怀,还是学者之间相濡以沫的情义,都为文研院这片精神的园地种下新苗。这篇小文,就是从个人视角出发,对这个春夏之交的一些记录与随感。


困学中的弦歌

春夏之间的文研院


文 / 韩笑


【视频】曲终人不散:致十二期的未央歌

2022年3月7日,是个周一,文研院第十二期的邀访学者陆续自各地来校报到。故事的开端就有些戏剧性:武汉的三位学者因为政策黑洞,买不到高铁票,错过了欢迎会。待到当晚瞅准一个放行的时机,才连夜买票、打包,第二天下了高铁就奔赴静园,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第一场报告会上,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而在三月初已经抵京的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院士,则需要在距离我们32公里的隔离酒店度过他的前三周,再搬到北大附近的酒店进行一周的健康观测,方能“归队”。欢迎会当天,他在线上报到,和大家打了招呼。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历史人类学者,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首位到访文研院的台湾学者。他的到来,让大家格外振奋和感动。总的说来,对于运转已近六年,迎接过两百余位海内外学人来访的文研院,这个开局虽小有曲折,基本平稳。后来的波澜,是谁也不曾料到的。


欢迎会现场,王明珂先生等未及入校的学者

通过线上的方式与同期学者见面


也许是“当时只道是寻常”吧,站在北京酷热的夏天回望,这个初春尚有些绮丽,有些梦幻,正如同三月中旬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院中的玉兰原本已经盛放,腊梅还俏立枝头,却因为漫天飞雪,扬扬洒洒,交织出一番“故穿庭树作飞花”的奇景。大家讨论散会,出得院门,走入踏雪的学生人群里,都焕发一些少年的英气,有上海来的学人慨叹“十年没见的大雪”,也有文学中年披雪到未名湖边,回来填得一首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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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过后,春天也迅猛地到来,诸多计划都在循序渐进的展开。考古学者焦南峰和梁云,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出土文献中心合作推出“秦汉考古与文明”系列八讲,引得校外的朋友心痒痒。两位还帮助设计了针对陕北多个重要遗址的考察路线,看上去万事俱备,眼下就差一个合适的时间档期,文研院的第四次西北史地考察就能直上黄土高原;刘文飞则要召集一批诗人和翻译家,借着初夏的夜晚,办一场多语种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朗诵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变故,这些计划或中辍,或搁置,留下不少遗憾。当然也有许多新的气象:先是大家熟络的速度出乎意料。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几位学者,在院里常规活动之外,自己单独开小灶“加餐”,额外组织起“周三非正式沙龙”。据说他们定下的规矩,在沙龙上,“要讲最新的、哪怕正在写作中的思考,相互批评起来更不留情面”。3月28日,王明珂老师解除隔离,正式入校。关于隔离期间的生活,他的评价相当有趣,说“隔离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更兼定时有人送饭上门,几周下来三餐还不重样,让作为老饕的他相当满意。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他此行是有大期待的,希望就自己的一项新研究计划“社群、历史与文明”,同北大考古、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师友交流观点,也想借此机会再度重访三十年来令他魂牵梦萦的田野世界,岷江上游的羌族社群。相比起来,近一个月的隔离的确算不了什么。


经过二十八天的隔离,王明珂老师抵达文研院


邀访学者在二院草坪上畅聊


之后的两个月,因为许多紧急态势的逼迫,在我们的回忆里,留下的多是慌乱、惊恐、压抑的印痕,恍如船只由静水的行驶突然闯入险礁密布的河滩,又仿佛伫立在静园,听见远空滚动着雷声,乌云正漫卷过来。如今,纵然已是船入平滩,雨过天晴,追思发生在二院内外的一切,其中朝夕之间的风云突变,人心的起伏跌宕,新闻里的鼙鼓硝烟对比着静园里的花开如海,种种细微之处,却需要小心翼翼地加以重建。我的同事陈天传不仅亲历了封校前后的绝大部分经过,也负责记录院里每天的工作日志。参照这份记录,结合自己的记忆,我努力还原一些其中的关键节点,正是这些节点中饱含的情绪张力,让这座春夏之际的小院,在大家的生命里牢牢占据一个位置。



困学中的弦歌

进入4月后,因应疫情形势所连续推出的一连串政策,开始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共此风雨的人,感觉是相似的:石子投入水波,压力层层向外传导,多处波纹泛来,无论我们身处的大学,还是引为家园的这座院子,都在其中共振。文研院此时的要务,仍要关照其中的每个个体,尽力降低疫情对学术生活的负面影响。首先的挑战是两度搬家。外地来京的邀访学者,原本大多住在北大东门外的中关新园。大家分别于4月18日、5月8日接到通知,需要搬家:住宿地点先由中关新园9号楼调整至临近区域的1号楼,随后再由中关新园搬迁至校内的勺园宾馆。两次搬家的安排都事出突然,院里需要协调房源、和邀访学者做好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动员尽快转移,同时院里的工作团队、甚至他们的家属,全都出动,或协助打包,或开车搬运,或前后接应。虽然每一步都有些惊心,但顺利的转移为后续活动得以延续保住了“火种”。在当时的情形下,搬入校内一方面离静园二院的空间更近了,更为方便和安全,而同时也意味着由此开启封锁于校内的状态。


协助打包的工作团队


居住在校外的邀访学者,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情形:自5月起,入校的审批就不断收紧,13日以后,北大校园开始“不进不出”,包括文研院自身的行政服务团队在内,校外人员不能正常入校开展研究和交流工作,这是2020年以来校园所采取的最严格措施。与此同时,大家还面临各自所在社区的管控、封控,或潜在的风险。就这样,校内与校外,一片天空下,却成了“围城”式的两个世界。仅过了一个周末,5月16日,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老师和行政主管陈天传进入校内的闭环管理,24小时在校值守,保障防疫和邀访学者项目相关工作的展开。这段日子里,任谁都是心绪难平的。住在校内的学人照例每天一早到院里,往往首先见到渠老师,大家习惯了聚集在中厅交流信息,倾诉心曲,面对面的沟通缓释了焦急的情绪。5月23日前后,海淀区正处在疫情高发、多处小区封控的关头,北大食堂短暂地停止了堂食。院务会在反复讨论后,决定召集大家开一次特殊的线上会,邓老师就当前的形势、面临的困难、院里的预案和学者们做了充分的沟通,表示文研院将全力支持大家在院继续工作,同时也将项目中止或延续的选择,留给这一期邀访学者集体讨论决定。接下来大家的发言,都无一例外相当珍视这段学缘,也表达了维护第十二期邀访项目作为一个有始有终的学术共同体,决心共同进退的心声。个人的去留抉择都得到尊重与理解,但不论留守二院还是回返所在的城市,大家都相期无负来此的初心,要克服困难,坚持学术活动的开展。



文研院召集举行邀访学者全体会,

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将全力支持项目继续开展


5月31日,王明珂老师结束访问回台。在临别前的采访中,他将封校期间的生活,概括为“困学”,是他北大之行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我觉得在这种艰困的经验里面,大家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有意义。”困学,是对这个特殊时期集体感受的精确捕捉,可以作多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物理上的封锁,是常态化核酸,是自由的让渡,可是若从另外的角度看,文研院中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却涌动着饱满的情绪,思考与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与敞开的状态,这是燕园困学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位身体力行,倡导反思性史学的学人而言,或许“困学”的另一重含义,也意味着思想上的困境,进而寻求“突围”,也就是说,一些习以为常的思考前提被质询,视作天然合法的概念被叩问。正如与他到访同期发生的事件,俄乌战争背后的“文明”论述,两岸乃至全球范围处理疫情的方式,都触动王明珂把对文明的反思萦绕于怀。在捉摸不定的风向中,我们能做的,莫过于阅读、思考,也拿出更多的时间,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从学问到性情,到他们各自走过的路。在王明珂看来,文研院所选拔的学科多元、地域多元乃至年龄多元的驻访学人群体,以及营造的讨论氛围,都弥足珍贵,“在困境之中,这样天南地北的谈,有时候常常是在闲聊的时候,特别能够激发大家一些思考“,“尤其对于年轻的这些学者,会让他在学术生涯里非常open minded去看待别的主题,别的学科,我觉得这是文研院带给他们非常大的资产。”


王明珂老师与邀访学者在二院花园中交流学问


渠敬东(右)、刘清华(左)老师为王明珂先生(中)送行


6月6日,随着防疫形势缓和,隔绝在校外的工作人员及邀访学者经审批后,方重新获准入校。此时距离大家上一次入校相聚,已经过去了24天。而在24天中,文研院的学术活动从未间断,邀访学者的五场正式报告,两场交流——都在线上屏幕与静园二院那间熟悉会议室的切换中照常进行,每次开会前,分处在校外和校内的学者,先是一片暖心的寒暄与问候。活跃的微信群里,也总是充满欢乐,不同的学科给出了各自的逃逸危机的方式,王明珂说,“疫情若再严重下去,我带大家到松潘埃期沟山上避难。山上柴火、猪膘、野鸡、白酒啥子都不缺”,梁云则试图以空间换时间,提议拉出一支队伍,跟他到西北的考古工地上去,带着大家认识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对这些方案的可行性,我们总是哈哈一笑,但苦闷的时候有这些朋友陪着共度,也觉得有了念想。事后想来,分不清是校内学人们的欢笑温暖了校外的朋友,还是校外朋友对重聚的渴盼,支撑着墙内的诸君。在“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日子里,努力追求和把握一种恒常,恢复一种有序的节奏,看他人展示学问的手艺,乃至定期地和老朋友打招呼,都在帮助大家整理心绪,由乱入定。


学者们在二院种树


刘清华老师为学者理发


这段时间里,还有许多改变众人生活习惯的事情发生:首先是堂食取消后,大家都把饭菜打回二院的中厅,围成一桌聊天。桌上堆满了从八方汇聚而来的各式点心、零食,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佐餐——茶和酒,往往将谈兴烘托得越来越浓,持续至深夜;大概是惊讶于空荡的校园里,文研院仍保有难得的笃定,活泼的人气,中古史中心的荣新江、朱玉麒、陆扬诸君——他们都是自愿封锁住在校内的——后来又加上了“守土有责”的王奇生老师,这史学四君子如同发现了友军,迅速集结靠拢。先是中古史中心邀请文研诸友夜赴朗润园座谈,随后大家便不分主客,放下客套,频频出现在静园二院各种场景的聚餐里。封校结束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接到邀请,回二院作学术报告,这时候才惊呼“原来文研院的酒不是白喝的”,可是都欣然地来了。荣新江老师借此机会,刻画了他四十年的研究地图,带领我们“游走于长安与撒马尔干之间”,其内容的磅礴精深,给后学以极大地震撼;甚至有许多平时不上台面的生活问题,也成了温馨的美谈。封控在校久了,封不住头发生产的速度。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刘清华是这一届的“班长”,他在留学法国期间练就的理发本领派上用场。从渠老师到二院保安小刘,都得到过Tony Liu的眷顾。



疫情封控期间,留守校内的邀访学者时与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的老师们互访雅聚,畅谈学问


这是一段甘苦与共的行旅,结晶出人与人坦诚相交的率真,淬炼出心心相印的友谊。如果说往期的“班长”主要负责活跃大家在学术以外的驻访生活,今年的特殊情势,让直率、热诚的清华费了不少心力去沟通和凝聚身边的朋友,安抚分隔在校内外的学人彼此的焦虑,但同时,在对人对事的理解上,清华也有沉甸甸的收获。困守期间师友们的陪伴,让他格外感慨,“共患难”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封校期间,渠老师住进学校的时间很长。有时候早上来院里,我们从院门口碰见,就自然的聊起来,有时是晚上。一般是大家各自做完自己的事情后,就坐在中厅聊天,有几次,他陪着我们从晚上八九点到深夜,聊着聊着就聊到学术根本的问题,聊到我们的学术瓶颈,日常困惑,大家豁然开朗。又比如王明珂老师,他隔离了一个月,一直坚持很稳定的心态,在日常的报告中,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跟我们一起讨论,给青年学者很好的表率。尤其是后来,他主动找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或在中厅,或在傍晚的花园,从历史到当下,从个人到群体,我们自然地就把一些问题聊开了。邓老师抓住各种入校的机会来看望我们,那些看似轻松日常的探访,对留守的朋友们都是极大的鼓励。文研院除了常规安排的学术报告与交流,给我印象最深的实际上更多是不经意的安排,这种不经意也是一种缘分,需要这些学者很珍惜能够聚到一起的情感。特别是今年,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能够有一种精神可以让大家坚持凝聚,毫不夸张的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探索。”


刘清华老师与渠敬东老师深夜畅聊


常有往期驻访过的学人问起我,封校中的文研院是什么样的。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但从大家心里流淌出的,却总是一派明丽的、充满生机的境界。在复旦大学包慧怡老师的描述里,这是一座伊壁鸠鲁的花园:


 “大概在五月初,我记得刚刚搬进校内勺园住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点惊魂未定的感觉,恰在这时,文研院后院里的植被从四月的紫藤变成了五月的各种各样的,开满红色的、黄色的蔷薇,变成了一个花园。我记得有天下午,起初是我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看书,后来不断有其他老师加入进来。大家各占一个角落看书,累了就在刚开的蔷薇下走动说笑。纵然外面的世界此时已经风雨飘摇了,但那一个下午在我记忆里,是一种失常当中的守常。仅仅是身在其中,共度了这一个下午,这一段光阴对我来说就是神奇的时刻。”


包慧怡老师在二院花园中读书


作为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者,慧怡的感悟是诗人式的。记忆往往是这样,有时人物模糊了,浓烈的感情还在,氤氲成一种场景,闪动着光韵。不约而同地,在重获入校资格时,研究中国哲学的小谷脱口而出的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治人类学的老赵称这里为“山水家园”,研究道教的老姜说这里像“洞天福地”;六年来第一位教育学领域的驻访学者陆一,则有意味地称“文研院才是真正的大学”……许多年以后,或许不会有人记得这几个月里某一场具体的演讲,某一次彻夜的长谈。但这种获得精神家园的归属感,将会长留不灭。



直面不确定的勇气

艰困之中,这一期的学人们继续投身问学与讨论,现实的冲击也不断激起大家对历史中类似经验的想象。在前人所遭遇的危机时刻,学人个体的生命状态是充盈,还是萎顿?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相互之间的经验怎样向彼此敞开?经历过这个春夏以后,大家谈得最多的,多半不是专门知识上的收获,而是对人生与学问获得了新的理解。五月里情势紧张之时,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文龙曾在去与留之间有过犹豫。最后之所以选择留下来,是因为:


“院里有几位是坚决留下来的。我觉得反正待在一起,大家有什么事情共同解决。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还真的需要一些勇气,而在做出留下这个决定以后,确实收获非常大。因为说实在话,以前文研院交流活动也很多,但当大家都关在学校以后,这种交流的密度以及大家毫无障碍的聊天,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


邀访学者在小院中闲聊


而在谈到对学问的理解时,他再次说到勇气:


“每一代人要把学问做好,面临的困境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前一辈的老师可能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但因为生活太平静了,一切按部就班,就像温室里面的花朵,在一定时期会长得很好,却是缺乏生命力的。如果说疫情带给我的启发,就是做事情真的应该要有勇气。比如说你已经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其实你要积极的跨出到其他的领域里面来,包括其他学科。其实,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少,总觉得要跨入另外一个领域太难,有时候那种难可能是想象的。如果真的跨出去的话,勇气很大的话,那么你的收获其实也会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样一种经历可能是看任何书本知识,或者是任何一个师长给你说一两句话,或者是一个聊天,都没法给你这样一个很深切的体验。”


邀访学者在小院中运动


这样的体悟,不会得自书本。恰是在文研院这样的场域,有来自同辈的砥砺,也有前辈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专业化体制下容易滋生的苦苦缠斗的心境,会顿然证道,大放光明。在王明珂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勇猛无畏的精神。从族群历史、认同记忆到关注全球化下传统农村、农民的现实处境,他自认为是史语所的边缘,却在认定的方向上不受一时潮流与风气的羁绊,走得最为坚定。“我为什么研究……”是文研院给邀访学者的命题作文,希望他们谈一些从学路上的体悟。在这场分享中,已经七十岁的王明珂仍然是一身锐气,坦坦荡荡。讲到1992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这样抉择:


我读书其实蛮坎坷的。我一直是在追求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追求一些时髦的理论。记得博士论文结束后,我有一些新的问题:为什么川西有二十几万人,自称——也被他称——为“羌”。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话,怎么解释羌族仍然存在?所以我在1994年时,第一次到了羌族地区,过了才一个礼拜,我已经清楚答案。因为当地有一些老人跟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羌’,这是别人替我们安的名字,我们称自己‘尔玛’’”。1990年代正是后现代、解构思想非常流行的时候,我的田野工作完全可以结束了——只要单纯从文献上去看,我就可以写一个很好的、解构性的、看中国怎么去建构羌族的文章。但是那样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时候我想问的是:在成为羌族之前,他们的族群认同是什么?族群认同背后的历史记忆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做了十年的田野。


我的博士论文从来没有出版过,也不像很多人参加很多的国际会议,我几乎很少这样的经历。多年后在美国参加一次会议,有一位资深的教授很惊讶,觉得我对族群问题的研究蛮深入,为什么我在学界不太为人所知。我听了其实心里很感动,也很感慨。但是我还是走我自己特别的路。直到2003年,我出版了《羌在汉藏之间》……


1994-2003年王明珂老师田野实录


回味这一段历程,很难不被王老师所轻描淡写的十年“弯路”所打动。弃终南捷径的诱惑于不顾,执意扎进海拔两三千米以上的深山里,翻梁子,宿寨子,和老乡亲如兄弟,建构自己的理论,走自己的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造就出更多在适应规则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的人才,他们在研究的技术上花样翻新,追风逐浪,可是在探求与反思的勇气上,在铆定志向,“一条道走到黑”的执著上,是否缺少了老将们的刚毅和韧性?


说起勇气的故事,我眼前晃动着很多身影。同期另一位海外的访问者、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山部能宜在疫情的高峰期来华,辗转由太原完成隔离,再到北京,颇为曲折。他5月13日入校时,正值校园封闭管理,生活中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对简单的生活甘之如饴,从未听过他抱怨。在山部身上,我们看到那样一种对学术的坚持和热爱,那种“天塌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劲头。每天只见他悠然地进出二院、做核酸、坚持用中文参加讨论,闲暇时在微信群里发来他游历燕园各处的照片,从钟亭、燕南园、蔚秀园,到静园出没的猫。正是这样一位以佛教文献学的精湛功夫闻名的学者,在一次讲座后,我们经由朱玉麒老师的补充介绍,才知道他早已在科技考古方面耕耘多年,利用红外线摄像及照片分离技术,从事新疆佛教石窟壁画的研究,堪称传奇。


在去核酸的路上山部能宜教授,渠敬东摄


出没在静园的猫,山部能宜摄


还有我们同期被尊称为“老焦”的焦南峰老师,曾经执掌文物第一大省的考古所多年,也是发掘秦陵汉陵经验最丰富,成绩最卓著的人。他谦称自己是个“考古匠”,没什么理论,但谈起考古文保界的风云,各色人物四十年的沉浮,都透出一种社会学者的洞察,正如他通过帝陵的地下空间所揭示的西汉皇权结构一样,引人深思。虽总说自己已是退休老头了,但是没有疫情的时候,他在家里坐不住,每周都往外面跑,哪里有最新的发掘,一定追过去看。一点不过分地说,考古学家就像是长在工地上的社会学家,在发掘现场,他们接待过领导人,也要和乡村最基层的老百姓每日打交道,恰是史学关怀的两端,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他的同行梁云在返回陕西后,一头扎到凤翔,要从当地墓葬中找出“汧渭之会”的证据。我们的微信群就这样“接通”了考古现场,一天,他半是卖关子、半是得意地向北京师友们汇报,“明天和村长谈判,有阻力,看结果”。读者请不要奇怪谈判的事,须知考古学不仅处理地下的世界,如果不晓得怎么和活人打交道,第一铲都挖不下去。正是从老焦和老梁身上,我们看到学问的鲜活,看到深藏在社会褶皱里的丰富与开阔。意识到书本的狭小,努力地理解并拥抱这个世界,不也是一种勇敢?


先行离京的梁云老师,在结束疫情隔离后,

第一时间奔赴考古发掘现场


正是他们——原谅我无法列举到每一位——每天都在为文研院增添着新的关于勇敢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没有比勇敢更宝贵的品质,更能推着我们向前。在这一期访问项目骊歌响起,大家要各登前途的时候,我又想起王明珂讲的小故事。他说,要进到川西岷江上游的寨子里——老的寨子都在高山上,高处的寨子,从谷底爬上去要五六个小时——多的是羊肠小径。当地多骑四川的那种小矮马,行于山间,看上去简直是凌虚蹈空,这对骑马之人的胆魄,是巨大的考验。听王明珂闲聊时,我们都当作一段龙门阵,付诸“呵呵”。但是在他所做的第二场公开演讲中,我注意到PPT翻到最后一页,字幕是“谢谢各位 敬请指教”,配图不是别的,正是王明珂骑行在坡度很大的高山草甸,他回过头,朝着画面外的我们,潇洒地挥手。他的前方,是斜切的山梁,高山涌动的云雾。也许王老师是在告诉我们,学术生活也是这样一场冒险,走在令人目眩的悬崖边上。可是,那又怎样?他终究驱马向前去了。


骑行在高山草甸的王明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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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珂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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