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邀访学者论坛】潘光哲：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一）——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

2022年11月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一）：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 。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点评，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徐欣、应星、张小刚、赵晓力、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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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

论坛开始，潘老师即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日本脱离不了关系，双方对西方知识学术的汲引各有脉络，但日本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中国通过日本为自身建立现代知识学术体制奠定基础。

本次报告，潘老师以蔡元培为具体例证，以显示其间的场景脉络。潘老师指出，蔡元培早年即以日本为视窗，问学求知。如他在1903年，将德国的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任教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东京大学）的讲义，由日语译成《哲学要领》，译稿售于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版。蔡元培又翻译了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总论）》，1906年问世。同样的，蔡元培之《中国伦理学史》（完稿于1910年春天），也是参照东瀛学者木村鹰太郎的《东洋西洋伦理学史》（1898）与久保得二的《东洋伦理史要》（1901）的研究，贡献给中国读者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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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得二著《东洋伦理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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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鹰太郎著《东洋西洋伦理学史》

潘老师透过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与其参照依据对象之文本的对比分析，论证这部书的渊源，认为这部著作与久保得二的《东洋伦理史要》关系密切。初步比较《中国伦理学史》与《东洋伦理史要》的先秦部分，可以得知，蔡元培是遵循《东洋伦理史要》的基本架构而自有去取。例如，前者述及“农家”而后者无之；后者论及“列子”“杨家”而前者皆未述之。就内容言，比较两书的“孟子”“荀子”二章，可以得知，蔡元培的述说，往往立足于久保得二，略予增删；抑或不客气地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对于《东洋伦理史要》进行了自我创造的翻译。

潘老师认为，《中国伦理学史》之问世，固然与日本关系密切，却也可以看成是20世纪初叶一位知识人的思想成果。特别是“伦理学”与“中国伦理学史”都是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所未有的领域；蔡元培也透过历史的叙述，表达他对于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蔡元培指出，来自于西方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席卷中国，俨然带来了伦理思想世界的冲突矛盾。如果不能透过历史的叙述，将中国“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将旁皇于歧路”。潘老师认为，凡此诸论，具体彰显了这部《中国伦理学史》，企图从传统中国的伦理学说挖掘出可以回应现实需求的思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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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

商务印书馆，2010年

潘老师表示，《中国伦理学史》对各家学说的叙述与评价，也积蕴丰厚的弦外之音。例如，蔡元培特别指称“尊重妇女人格，实为男子之义务”，因此标举俞理初（正燮）对于女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处境的思索与意见，这正是他注意“女权”问题的思想反映。所以，潘老师认为，阅读《中国伦理学史》，既是对于蔡元培叙述中国伦理学发展历程的“一家之言”的认识过程，同时也会是我们理解蔡元培思想世界的过程。

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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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为潘光哲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杨琥博士点评时表示，从总体认识言之，当下对蔡元培形象的认知，往往定位于教育家，而忽略了在20世纪创建现代学科与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里，他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潘老师的研究，具有这样的提醒作用；所以应该重视除了哲学与伦理学领域之外，蔡元培其他方面的贡献。渠敬东教授则点评，潘老师的研究，建构了时代思想潮流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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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关于修地方志事，致王子余函

绍兴图书馆藏

最后，潘老师回应，确实应该注意蔡元培对民族学、美学等方面的贡献与知识，及其思想渊源，这是日后应该持续深入的课题；至于《中国伦理学史》，也应该视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人昌言“道德革命”的努力轨迹之一。因此，透过研究相关知识人的类似著述与言论，应可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思想与知识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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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