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点】我期望的两会后“超预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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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全国“两会”，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国要如何推出“超预期”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两会召开之际，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我期望的两会后‘超预期改革’”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重点对个人期望的“两会”与中国下阶段的“超预期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1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关于改革超预期，宜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改革的领域超过预设。涉及党的领导，国有资本的进退布局，金融稳定与创新，先进制造业及技术，区域发展的政策协同，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人口迁移和市民待遇等内容。（2）改革的节奏超过预设。在政府机构设置在结构性调整及职能重组，向NGO和市场转移部分权利；教育、医疗、养老的全民共享和均等化等方面会加大力度。（3）改革的方式超过预设。党的领导与依法治理，自上而下，负面清单，由外向内的倒逼。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只有真正的严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立法意志的广泛代表性、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执法的严肃性和普遍适用性，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法律的适应性，形成一切依法办事的全社会共识，才是超预期的改革。
张 程（江苏证监局）：超预期改革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切实降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合理分配创造的价值。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改革超预期是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不仅发展中追求发展速度，而且更注重发展的质量；不仅发展中重视发展效率，而且更注重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福利；不仅发展中推动对外开放，而且更注重修练内功；不仅发达地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且相对落后地区也要踏上发展的快车道。总而言之，未来改革是从经济到民生，从点到面，从表层到内部，从量到质全方位展开。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可能是人民广泛期待而之前又没有实现的，是国际社会共识期待而难以变现的，是基于国家层面打破利益藩篱的共识改革和突破性改革。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两会后，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制度会进一步改革，重新发挥该模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制度优势。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地指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显然地方政府竞争规则的改变，已经放在工作议程内。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是，这次中共中央修宪建议，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这等于要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相当于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权、扩权。目的也是很明显，就是要在改善新的考评政绩机制的同时，通过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为全国掀起新一轮以新规则主导的地方政府的竞争奠定法治基础。从实践上看，目前地方政府在新规则导向下的新一轮的竞争态势，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超预期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实践上看，目前地方政府新一轮的竞争态势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如2018年新年春节刚过，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就召开全省大会对比广东浙江江苏，主动揭示山东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山东获国家新批准的旧动能转换综合试点作战前动员；济南提出了向郑州合肥杭州学习；西安市围绕“大西安”大在哪里的问题，思考大西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式提出要将西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连发六问：杭州离一流城市还有多远？武汉等冲击国家中心城市；南京最近对标杭州等城市比学赶超，等等。这其中，南京市委市政府对标学习其他先进城市的方式，让我们最为典型地看到了新一轮地方政府竞争态势正在风起云涌。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20世纪末以来，虽然中国GDP的世界比重加速提高，居民收入也不断增长，但其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这一客观事实反映了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共享改革成果时长期存在不均衡分配的矛盾。其原因有三：（1）我国经济建设型的“强政府”特征明显，挤占了居民收入分配份额；（2）推行以低成本“触底竞赛”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减缓了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速度；（3）对服务业行业性质的认识落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履蹒跚，居民收入增长的市场化空间不足。
2018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改革的不惑之年，必须切实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破除这一阻碍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得以化解的关键难题。（1）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压缩开支、建设服务型政府，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2）扩大投资领域对内对外开放，引导企业追求利润增长的途径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质量增值；（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服务业的“保就业”功能，推动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加快提高。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金融业的全方位开放。全面开放保险业，放宽外资并购中资保险公司的限制；加快A股国际化；放宽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限制；全面开放外资进入铁路投资领域，鼓励央企和省属国有企业赴境外发债。
张二震（南京大学）：（1）大幅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进口竞争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大幅度向外资开放市场准入，并积极审慎扩大对外投资，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3）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秩序。
马野青（南京大学国贸系）：从对外开放角度，下一步超预期的改革应该会在欧美一直要求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超预期”应建立在遵守国际规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基础之上。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1）在政府逐步淡化GDP，将主要精力放到民生方面的时候，让各级政府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撤出来，把市场还给企业；（2）加快国有企业的混改步子，建立新时代促进国企良性发展的激励机制，让国企真正创造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3）恢复中国市场的开放步伐，在开放中吸纳更多跨国公司来中国建立地区中心和研发中心，在开放中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能力。
陈 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希望在依法治国和提高地方自主权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对基层创新的容错机制。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开发区模式、城镇化的模式等等，大多数并不是事先设计而是在基层首创，并且率先实践于政策模糊的领域，甚至与当时的制度有不相容之处。近年来的改革，比如区域发展的几个国家战略、自贸区战略等等，在制度顶层设计方面做得很好。下一步改革，要将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结合，鼓励基层创新、鼓励基层试错，然后把基层创新的好做法通过顶层设计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高传胜（南京大学）：进一步简政放权，并在广泛征求民意、顺应民意的基础上，加快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运行规则的制定与完善：（1）让政府组织更加科学规范并受到有效监督地运行；（2）充分调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中的积极性，让他们有补民生短板、调经济结构、促转型升级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能动性。
王 宇（南京大学）：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西方国家只存在政府和市场两极不同，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三级主体。我认为当前超预期改革的核心就是再次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要重新构建一个高效的“纵向治理体系”。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1）民生建设、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改革；（2）政府机构、职能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3）新型开放合作。这些举措有机融合互动，形成新的发展逻辑：凝聚改革发展共识，激发民众内生的发展动能，奠定坚实的内需基础，突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高水平协同，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释放全球红利。
楼稼平（宁波布衣）：在推进中央大部制改革的同时，能就试行地方大县（市区）制展开讨论与试点，以大部制适配大县制，以降低行政成本，为减税增效腾出空间。
邵 军：（1）各级机构执行力增强，公务员裁员，干部能上能下。（2）扩大对外开放，准入进一步放开。（3）混改推广，民企准入扩大。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期待中国的改革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1）抓好党建，从制度及氛围上约束、督促领导干部一心为公，执政为民。（2）抓住金融的改革，让金融在合规的基础上迸发更多服务实体经济的活力。（3）抓好政府机构改革，服务好市场经济发展，减少公职人员财政支出。（4）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鼓励创业和创新。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1）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逐步推进制造业、服务业、金融领域扩大对外开放。（2）地方政府激励与考核方式发生变化，从以前的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3）市场扭曲现象得到进一步的缓解，通过混合经营去除一些国有企业所把持的产品市场垄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配置，通过金融改革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1）期待在思想解放上取得进展；（2）在调动民间投资和提升民间创造力方面，放松市场准入的限制；（3）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出台不伤害经济自身发展逻辑的政策。
张远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落实对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发挥的促进政策法律措施；（2）落实全面对内对外开放；（3）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干部任用、考核、监察等的制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积极性；（4）以现代理念推动教育改革，真正发现和培养人才，增加社会精英的上升渠道和流动性；（5）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年化。
王亚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推动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各类知识产权大数据，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节约行政资源。
孟 楠（徽银南京）：普惠金融要落在实处，一手抓银行业合规经营，一手在尽职免责方面监管当局尽快制定权威的窗口指导意见和办法。同时，扩大政府财政补偿体系的范围，允许所有符合要求的银行参与，并设立考核要求进行督导。
包 卿（江阴发改委）：（1）推动深度全球化，减少在贸易、投资、人力资源、教育文化等领域流动交流的壁垒与障碍，提升制度保障。（2）推动县市为中心的地方活力与竞争力的提升，在发达地区推动省直管县（人事与财政），减少地级市不必要的权力，或扩大地级市管辖范围，减少地级市数量。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1）政府部门机构改革，GDP挤水分将更加务实、促进创新，形成自由竞争的新格局；（2）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职能部门审批进一步简化，办事效率大大提高；（3）以教育体制改革为重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培养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现代人才。
黄忠全（江苏五星资产评估公司）：地方立法权的扩大是个很大的改革！下一步要对设区地方人大立法的权限、范围作出规定，让地方按“规矩”行事。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城市群的发展是未来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关键点，能否有效形成新的城市群是区域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期望改革方向：（1）打破行政边界，多地区交界处借住行政力量确定中心城市；（2）城市群培育多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关联度的提升。
踪家峰（南开大学）：（1）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废除户籍制度实现人口自由流动、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的市场化和城乡土地市场统一；（2）实施9+5年义务教育，5为职业技术教育；（3）民营城市化获得突破，在稳定县级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放开城市的设立标准，禁止县改市，取消地级市，弱化省级单位，但县域内可以有几个城市；（4）推进传统文化和人类共识的融合发展，在各城市复建孔庙、寺院等设施，全面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复建广西省、宁夏省、新疆省等。
毛翠英（南京财经大学）：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可能推动目前已普及的“预算绩效”实践进入全面“财政绩效”时代。在财政绩效时代极有可能出现财政绩效管理业务与其他财政业务的高度融合，如将现行的预算绩效管理与国库集中支付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进行同步融合，再配以财政审计监督，财政资金将真正进入从使用过程到使用结果全面、实时进行财政监督与管理，从而改变传统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模式。
宋文阁（大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者）：（1）减少层级，缩短管理链条。如新设到10个左右的直辖市，覆盖东西南北中；如地方政府实现省管县，直接取消地级市。（2）大力推进财税改革，实现国税地税合并，抓紧出台税收基本法。（3）取消或优化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部门或机构。（4）深化吏治改革，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崔卫东（蓝鲸咨询）：现代金融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引领与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能力，必须实施金融改革，改革金融促进中小企业的方式。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建立同级对权力的制衡机制，真正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给公民更多监督权和话语权；对外充分利用WTO的框架处理好和主要贸易大国的关系。
孙 军（淮海工学院）：在市场机制建设和国企混改步伐上下功夫，赢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可；稳定企业家预期、金融体制改革、央地税收分成、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重新建立等方面也必须要有超预期的举措出台。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1）教育问题，寻求切实解决中小学生学业太重的机制和方法，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和免试获得基本的高等教育；（2）发展适应消费社会的商贸流通业，实现居民消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引导功能；（3）总结过去地方政府产业发展中的教训，避免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谨防新一轮产能过剩出现；（4）切实重视产品质量，尤其是生活消费品，制定较为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和较为严厉的产品质量问题惩戒制度；（5）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我国产品质量、产品品牌与产品创新系统，塑造与传播中国产品的国际形象。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标已经确定，动员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关键是在深化改革方面，明确新的激励机制；在对外开放方面，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包 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政府在办事流程上进一步提高集成化、智能化和全国一体化。利用我国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技术上取得的优势，将更多的政府办事流程搬到互联网或者移动平台，减少老百姓办事“跑腿”的成本和麻烦。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官吏腐败是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反腐败，纪检监察是一方面，简政放权是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手段，让群众和企业在政府部门办的手续大量通过线上、通过人工智能完成“自助”办理，吃拿卡要的机会自然会大量减少。
梁 凯（江苏省纪委）：从人数上来说，中国的公务员并不多，全国只有700万，多的是事业单位人员，比如医生、教师、科研院所人员等。加快对事业机构的改革，比如我国医疗资源相对稀缺和分布不平衡，但每年大量医学院毕业生就业难，根源在于医疗机构事业单位属性，有编制控制，不能根据社会需要自主招人。
周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1）经济体制机制超预期改革，需要一个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指导未来较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即中国的有特色的现代新经济发展体系建立；（2）对于过去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环境生态、粗放生产以及相伴随的医疗、卫生等行业问题，需要制定未来经济改革的统一的红线和底线，并逐步的予以解决；（3）对于陆续提出的供给侧、自贸区、国家级新区以及最近的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分总体、区域、行业明确推进表、里程碑等形成经济改革纲领，同时形成配套的政府、地方、行业等支撑体系；（4）新一轮经济改革新经济发展就是新的经济革命，中国应该要在全球智能制造中心、高端技术研发中心、关键数据的信息枢纽中心、重要人才的集聚中心、多新兴行业产业链汇聚中心等形成改革优势；（5）对外开放，重点在对内开放国民待遇平等化，但提高对外营商软实力以及高端价值链开放合作上。
文字整理：董昕灵 闫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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