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衰老的人生，你会害怕吗？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2017-12-12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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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许多媒体、新媒体在报道贾樟柯新片《时间去哪儿了》时，都截取了他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唯独衰老不可医治。尽管文章内容更多在谈电影，这一标题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暗示很明确——衰老是人类最终极的疾病。

翻译家马振骋老师送给我们他翻译的《蒙田随笔》，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这位十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写过一篇很有趣味的“论寿命”：“人在自然环境中都会遭到种种不测，使原本的期望生命嘎然中断……寿终正寝，这是一种少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死亡，不及其他死亡自然；这是排在末位的终极死亡。离我们最远，因而也是我们最难期盼的。”这是四百多年前的生死观，但随着人类越来越远离自然，活到“年老力衰”至少在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常态。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日常，这样的照料中心为社区的独居老人提供白天的去处。上海，2013

在21世纪，衰老是最为普遍的身体经历之一，不论性别、族群、文化、信仰以及社会角色，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这一过程。在人们惯常的观念里，对于“美人迟暮”这样的臆像总是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惋惜。这种被文人大大书写一番的“淡淡的忧伤”背后其实是一个残酷的隐喻，即老年是一切“有价值事物”的对立面：青春、美貌、力量……在杨天乙2000年的纪录片《老头》中，导演大胆地说破了衰老背后的隐喻，社区边缘的墙根，一群老头为了排遣无聊而扎堆，日复一日，这幅图景说不上凄苦，却同样让人恐惧。

毕竟，衰老不仅是长出皱纹，或者肌肉变得松弛，也不仅仅是越来越迟缓的身体反应和越吃越多的药，它更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中，衰老的父母从供给者变成了依赖者，虽然在城市中，较大比例的老人群体并不需要子女的经济供养，而更依赖于他们在精神上的关怀。在社会中，老年群体在离开工作岗位后，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话语权。因此，活到年老力衰的可能性不再是人们求之不得的幸运，而是早早就备受恐惧的经历，并且，大众媒体还在有意无意地扩散这种恐惧，从“孤独”、“留守”之类的苦情报道，到嘲笑或自嘲保温杯的使用，“老”字成了一种弥散的恐慌。

恐惧可以是拒绝接触的导火索，恐惧也可以引发深入了解的好奇心，在《如何变老》的拍摄和采访中，我们选择了后一种态度，试图去了解不同的老去经历。我并不想说这是更“真实”的报道，因为我深知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是多种主观选择的结果。另外，这一项目选择在上海进行，这里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各种文化交融之所。这里的老年人呈现的面貌，或许也会与许多中国内地城市、与乡村十分不同。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便可这样说，《如何变老》是关于老年状态的一份摘录，就像那些“名言集锦”，我们不是试图给出结论，而是提供各种可能性。我们希望观看者能自己决定他们得到什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对衰老的恐惧。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经意间，最能感受它带来的变化的，大约是每个人的身体。从出现第一根白发到再也吃不消熬夜，不断积累的细节提示着年龄的增长。关于身体与时间的纠葛，有一些人大概比常人更有感受。

昆曲表演是对演员体力和经验的双重考验，而这两者又似乎是此消彼长的。77岁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采访时间：2017年）提到，“一个演员最好的时间是35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因为他的精力，他的理解能力，他的各方面也都是逐渐逐渐在成长…… 50以后当然他的经历会比较丰富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了……65岁以后似乎就不太一样，就步入老年人阶段了。尤其像我，过了75岁之后，就感觉到体力、记忆力等各方面都不如以前了。那真的是明白了这四个字，力不从心。”

不过尽管嘴上说“力不从心”，蔡正仁却一点没有停下来的想法，他幽默地把完全停下来休息称为“躺在沙发上看天花板”，那是“要不得”的。约蔡老师拍摄采访不容易，因为他的日程太忙了，就在今年八月的高温天，他还去西北演出了近半个月；九月，在上海大剧院连演四天的昆曲《长生殿》全本，蔡正仁依然上台唱了最重头的几出戏，比如《惊变》和《埋玉》等。在舞台上，虽然也留了一些机会让年轻的“唐明皇”，但昆曲戏迷们还是认为，还是蔡老师扮演的“唐明皇”最有看头。在蔡老师的观念中，似乎不存在所谓的“颐养天年”，他当然也会保养，吃一些补品，保证睡眠充足和心情愉悦，而这些都是为了能够继续演戏、教戏和传承。

匡璧如，拍摄时96岁，年轻是为中国第一位跳伞的女性，耄耋之年参加“中国达人秀”。上海，2012

在面对终有一天会离开人世这件事上，我以为他们可能并不太愿意回答。但没想到，有的老人甚至要拿出他们写好的遗书来给我们看。退休在家的韩伟勋已经为他的遗嘱进行了公证，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们：“要在自己头脑清醒的时刻为身后事做好准备”。

曾经参加过战争的饶平如先生毕业于著名的黄埔军校，因为相濡以沫、先其离去的妻子追写回忆录《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而受到诸多外界关注。他亲眼见过战场上的硝烟与杀戮，人到晚年，却反而连《动物世界》里的残忍画面都不敢看，只愿意看看喜剧、相声。但对于生死的话题，他还是选择坦然接受。

饶平如，拍摄时95岁，爱人去世后用连环画形式进行追忆，出版了《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上海，2017

在妻子去世后，饶老买好了墓地，打算等自己西去后与爱人一同下葬，还给自己拟好了挽联和悼词。他亲手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这段写给自己的挽联，最后两句：祥和晚景，应笑不负此生，可能是很多老人的心境吧。饶先生把《沉思录》读了七遍，又看《季羡林论人生》，他坦言自己相信宿命，“遭遇到了，就要接受它”。

何建华（左），王津华，拍摄时均为86岁。何建华退休后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返聘，至80岁。上海，2013

我不敢说，饶平如先生就不畏惧死亡了，我想这世界上可能没谁能真的不畏死亡——这同时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但选择了接受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我看饶平如先生活得反倒更有滋有味，没有什么需要避讳，也就对自己的人生拥有了主动权。

94岁高龄（采访时间：2017年）的他，在电子钢琴前坐下，执意要为我们弹奏一曲。钢琴前摆满了他获得的各种奖杯。他却很自知：“我弹得不好，他们是鼓励我那么大年纪了还弹琴，所以颁发给我一座‘音乐梦想奖’。”历经岁月洗礼，曾经的战场早已不在，过往的战友也一一离开，若不是这份积极向上的心态，又岂能在晚年活出这样的精彩。

同样对人生抱有积极心态的伍丽天，自学绘画，信手拈来，就连中药的包装纸都可以是她的画纸。牡丹、南瓜、藤蔓……这些她从窗外即可看到的植物在她笔下晕染开来。早年因为时代原因而辍学甚至各种绝路逢生的艰辛过往，终究成为她笔下的红花绿叶，记忆犹新，哀愁不再。“真正到我了我这岁数，快要死去的人，活一天就等于赚一天。”

伍丽天，拍摄时83岁，退休后自学绘画，自己在癌症康复中，却变卖房产捐给希望小学。上海，2012

陈良廷（左）与刘文澜，拍摄时分别88岁、87岁，著名翻译家。上海，2017

张芝，拍摄时88岁。新中国第一代女性播音员，现在依然经常参加各种演出。上海，2017

沈美宝，拍摄时91岁。不识字的她信仰天主，为了读《圣经》，老来开始学识字，拍摄时居住在市郊一处教会主办的养老院中。上海，2013

97岁的费鹤年、96岁的徐曼倩（采访时间：2012年）早年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两人一个求知欲旺盛，一个动手能力很强。费老在73岁那年还因探亲前往美国，“顺便”又上了一次大学，主修美国历史。而在一次交大老校友自发组织的咖啡会上，这些20世纪30、40年代毕业的老人，个个精神抖擞，甚至都令年轻人汗颜。本以为上了年数，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就自然会下降，却没想到，竟也有这样一批老人，对操作互联网、Photoshop、Skype这样的新玩意儿熟练得很。

费鹤年（右）与徐曼倩（左），拍摄时分别为97岁与96岁。上海，2013。

也许，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年龄并没有太大关系，反而事关早年形成学习能力和自身的好奇心？我不禁想到，我们这一代身处“网络时代”的青年，在我们老去时，是否也能像这些老年人那样接受更新的时代和事物？重要的，并不是现在你懂得如何操作手机和电脑，而是你是否拥有学习的能力——这才是不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淘汰的根本。

金伯承，拍摄时88岁。曾为中美上海施贵宝第一任副总经理。上海，2012

费老和徐老夫妇俩都曾饱受动荡时代的磨难，但费老却反复叮嘱我们：“过去的事情别再拿出去说了”。尽管从夫妇俩的生活里已经看不到过去的痕迹，这种谨言慎行的态度，兴许也是岁月留给他们的难以抹去的印迹吧？当夫妇俩陶醉于iPad里播放的老歌《金发中的银丝》（Silver Threads Among the Gold），不时哼上两句时，那种对生活的知足常乐着实令人感动。正如费老所说，“只要记得今天是属于我的，管他明天呢！”同样的话，曾在小学任教的张宗德也说过。时代留给他的磨难让他如今都不愿意再去看纪录相关历史的电视节目，“我现在感到很幸福，今天过好就是好，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管它明天呢！”

曾经翻译过很多蒙田的作品的马振聘老师则引用蒙田说过的话：身体上不痛不痒，思想上不思不想，便是最大的快乐。“世界上快乐的事情很多，倘若你想每一件都沾边，那是不可能的。我主张让快乐的事情找上你，而不是自己拼命去追求。”

马振骋，拍摄时82岁，依然不停工作的法语翻译家。上海，2016

“生命就像一条河，人不活到最后一天，是不知道自己将如何结束的。” 马振聘老师这么来描述他对年龄的理解。一切没到终点尚无法定论。这番笃定在很多次与老人的对话中都能感受得到。尽管老了，他们并不着急。“现在的年轻人，’能量’太大！”马老戏称。尽管“看不惯”，但马老也能处之泰然。在他心底，他相信时间会把值得留下的事物留下，冲走那些杂质。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郑时龄院士回忆自己年轻时，“机会少、诱惑也就少，而现在时代不同了”。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过去选择不多，他们如今反而更能淡然面对得失和生活的错综复杂。对待过去与现在，他们都持着一颗平常心，没有谁真的觉得自己“了不起”，也没有谁真的还在计较过去受过的时代苦难。他们的生活似乎本应如此，接受命运的安排，也就拥有了内心的安定，便也能够用心去生活。

这一代的老人们大多都经历过那段动荡的时代，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各有不同。一些“出身好”的幸运者，相对受到的磨难也就少一些。但不论是从军还是在国营单位工作，可能直到改革开放、甚至直到退休在家，他们才开始有一些“私念”。

曾在上海第七印染厂从事布料图案设计的肖星伟，1960年进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和大画家陈逸飞是同学。也曾学过油画与国画的他，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印染厂，便开始了每个月画六张图案的“工艺美术”职业生涯。除了花朵，梯田、拖拉机、光芒四射的天安门……他都画过。“这些都是政治需要，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直到2005年，他才第一次拿起画笔“为自己画”。这是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在单位时，我们是国家的人嘛，现在我属于自己了，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完全自由开放，没人管我了！”

邵津骅，拍摄时80岁。年轻时曾为上海船厂工程师，螺旋桨制造专家，退休后爱好制作船模。上海，2012

步入外滩附近的豫园万丽大酒店，电梯坐到顶楼，再穿过一道小门，拾梯而上，隐约就能听见悠扬的乐声。乐声越来越清晰，你便抵达了楼上的酒吧，一群打扮入时的老人正在这里翩翩起舞。舞台上的乐队、歌手也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一位身材高挑、形体优雅的老奶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曾经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家人全都不在国内，每个月在这个酒吧的集会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重要的社交。

和她一样，多数老人都喜欢生活在群体中。在乌鲁木齐中路上的1919咖啡馆里，上海交通大学的老校友们经常集会，相约一起吃早餐。也有老人因为退休以后发展的个人兴趣找到了新的朋友圈。比如热爱骑行的张宗德现在来往的也是同样像他这样喜欢骑车的老人。

曾从富家千金一落千丈沦为烟草厂女工的顾如梅，自从在老年大学读了写作班，她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写作沙龙，每周两天举办活动，成了“沙龙女主人”。

即便是总说自己没时间、通常独自工作并不与同龄人来往的曹鹏，在与比自己小几十岁的青年人和孩子的交流中实现了价值。能够站在舞台上，面对自己的乐团和满场的观众，对他意义非凡。曹鹏自己说：和音乐在一起，和年轻人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此乃吾幸福之源。

虹口公园（鲁迅公园）有着丰富的老人生态。下午，老人们带着乐器来演奏，总能引起一些围观。上海，2017

老人自发形成了“社团”，在虹口公园的不同区域活动，练习二胡的老人们占据了茶室外的长椅。上海，2017

曾经是上海租界内最大公园的复兴公园，则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法式公园。“长寿合唱团”是复兴公园的一张名片，许多已经因拆迁搬去市郊居住的老人每天还会不惜穿越整个城市来参加合唱，他们有专职的伴奏和指挥，还有人负责手抄歌谱。上海，2017

复兴公园的大草坪边则是萨克斯风学习者的“领地”。上海，2017

“退休”对于有些老人来说大概是一个生词。今年刚步入古稀（采访时间：2017年）的曹景行，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最近刚参与了“两会”的报道。关于“老”，其实早在2005年时，曹景行就已经感受到了。

那年夏天，他去清华大学拍摄新生军训，一个小女孩见到他便以“爷爷”和他打招呼。那是他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尽管如此，曹景行对工作的热情可丝毫不亚于年轻人。2009年，在他62岁时，他向凤凰卫视请辞，决定“单干”：网络电台评论员、电视台特约记者、学校指导专家、一年跑15个国家拍摄电视节目……这位老年“自由职业者”的活可不少。

这些还不够，每天清晨或深夜打开朋友圈，我总能看到昵称为“老曹”的朋友正在“刷屏”。动辄50余条甚至近百条的转发信息，是曹老最新的试验——“我觉得微信也可以变成频道，也就是由我一个人主持的频道。”每天他都会把自己认为值得看的内容集中转发，这样已经实践了近两年。据他估算，用于微信的时间每天都能有5、6小时了。当然，他是懂得使用零星时间的人。

曹景行，拍摄时70岁。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2017

同样忙碌于前线的82岁（采访时间：2016年）的马振聘老师，他是我国重要的法语翻译家。他在退休之后还曾翻译过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书《人都是要死的》（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而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作为蒙田作品的译者。“蒙田曾说，人不活到最后一天，你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结束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精神支柱，马老每天伏案，笔耕不辍。

已经92岁高龄的指挥家曹鹏（采访时间：2017年）仍然活跃在工作前线。在女儿的支持下，他创办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下称“城交”），指导非职业的音乐爱好者和孩童。“不工作时，我脑袋里也都是音乐。”两年前一次在杭州的演出，他第一次感到体力不支，但他竟然坐在轮椅上吊着针也要上台指挥。就在演出高潮之际，曹鹏突然激动得站了起来，一位当地摄影记者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这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恐怕很多年轻人都无法匹敌。有时，我也不禁会想，这些充满智慧的老人，面对工作迟迟不愿意停下，究竟是享受工作的乐趣，还是害怕停下的寂寞？也许两者皆有之？

指挥家郑德仁。上世纪90年代初，和平饭店酒吧重新接待外宾，他参与组建了一支老年爵士乐队。上海，2015

“质量不让步，作风不迁就”，这是曹鹏的人生准则。也就难怪，他所指挥的城交虽然非职业乐团，水准却并不亚于有的专业乐团。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们对事事的认真态度令人感动。

拜访中国建筑学专家郑时龄院士之前，当时已经71岁（采访时间：2012年）的他已经发来关于自己的文章让我们提前了解，他自己则事先仔细读了采访提纲，还把提纲都打印了出来。“答应别人的一定要做到”，这条原则在他从未变过。而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浦东民生码头举办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展览上，见到郑时龄院士正在听两位策展人汇报工作。那绝非“走场”，也并非为了“自拍”发朋友圈。比起很多“高效”的年轻译者，经验丰富的马振聘教授每天却只翻译两三页，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急不来。“我做事情要有一个恒心，每天做、每天做。”治学的严谨和工作的用心态度正是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吧。

联系上著名配音演员曹雷是2017年3月份，而真正带着相机按响她家的门铃，已经是10月底，77岁（采访时间：2017年）的曹雷老师日程之忙碌，非常人可以想象。

尽管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退休，但是她还持续在为译制片配音——虽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们已经习惯了观看原版片加字幕，但二三线城市还是有人在看译制片。除此之外，曹老师也重新回到话剧舞台，她扮演的宋庆龄可谓形神皆备。随着朗诵的升温，曹雷也不断接到在舞台上朗诵的邀请，她还携手俄罗斯钢琴家安德烈·皮萨列夫（Andrey Pisarev）发展了一种朗诵与音乐合作的形式，从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组曲到《一夜肖邦》，曹雷在音乐会前通过朗诵的形式把中国的听众引导入俄罗斯的音乐世界。

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曹雷用自己在某档电视节目中赢得的奖金为上海市盲童学校的孩子们买票，她说，这些盲童实际上是最好的听众。

在曹雷老师家中，她拿出日历来，可以看到10月几乎都填满了，为了让她偶尔休息一下，她的先生李德铭必须提前两个月安排好两人的旅行计划，比如刚刚过去的七月，他们就在地中海的邮轮上度过了两星期。凡是走进曹雷家的人，都首先会被玄关一面磁板所吸引，上面贴满了世界各地名胜搜罗来的的冰箱贴，这都是他们旅行时的收获。

忙碌的日程背后，是曹雷老师对时间的珍惜。在许多媒体报道中，她被称为“活了两辈子”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曹雷刚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来，重新回到热爱的表演事业时，竟被查出了恶性肿瘤。接受手术和住院康复期间，曹雷努力地和病友们寻找点滴欢乐，但出院之后，她依然对生命有了紧迫感，当时单位打算照顾病退，而她却要求调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当专职配音演员，在幕后继续她热爱的事业。

对于人们想象中赚够了钱早早退休的美好愿景，曹雷老师就问一句话：“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在40多岁得了癌症时，我以为这辈子就到头了，没想到后面还能有一辈子。”

对于现在这些“感觉是捡来的”时间，她认为必须花在真正想做并且有价值的事情上，“就像是失而复得的东西会感觉特别宝贵，这些时间也是如此，但宝贵的时间难道就用来整天躺着、想办法吃好的吗？——吃多了还血糖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