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去长沙洋湖公园旁的“李自健美术馆”参观。美术馆里陈列的三百多幅写实主义油画作品当然很让人赏心悦目，但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却是美术馆外那个湖边草地上嬉戏的人们。在那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参观完美术馆的游客悠闲地漫步在美术馆周围，有的坐在可以滑动的桌椅上悠悠地划着，有的在喷泉边宽阔的大理石地面上慢慢地踱着，有的在湖边围观着黑天鹅，有的在湖边草地里的小道上慢悠悠地走着聊着……我和妻子坐在草地上，看着撒着欢的儿子，这小家伙一会儿要在柔软的草地上翻跟斗，一会儿要在清冽的湖水里洗手，一会儿要去喂湖里的金鱼。后来妻子带着儿子喂金鱼去了，我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看着夕阳，看着周围像我一样坐着躺着的游客，女士们的优雅美丽，男士们的气定神闲，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让人心旷神怡。当时，我突然有些感慨。遥想上世纪80年代初，我像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就像李自建先生的油画里画的那样，我们这些孩子要么放牛，要么割猪草，要么跟大人一起干农活，要么带弟弟妹妹，我们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幸福的童年。当然，当年我们的父母也没有现在的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从当初那个什么都短缺的时代到今天这个什么都充沛的时代，仅仅只过了三十多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在这么短的历史瞬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却全方位旧貌换新颜。当我的儿子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以及当我的孙子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们是否也能像我一样很舒心地躺在这样的草地上注视自己的孩子？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必然会向好的，无论上帝还是老天爷，都不能必然保证一个国家会越来越好。远的不说，近现代历史上，由盛而衰的国家数不胜数。就算是二战之后，多少个国家，明明发展得很好，都快要成为发达国家了，结果只几年或十几年，这个国家就从高点坠落，民不聊生、国已不国了。伊拉克：1980年之前，伊拉克人均年收入达到了5500美元，而当时我国人均年收入255美元（1980年）。当时伊拉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较高，享有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教育，社会上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80年代伊拉克的国家基础设施很完善，首都巴格达的过街天桥都安装了电梯。但今天，大家都知道伊拉克民不聊生，人均收入沦为世界倒数的20名左右不说，自杀性炸弹袭击时时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2007年8月14日一天之内就发生了4起自杀式爆炸，造成500多人死亡。
伊朗：伊朗曾经也阔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伊朗的GDP平均增长率高达8%左右。70年代的伊朗只有2000万人，1975年伊朗的GDP总量排世界第19位，不可谓不富。随着经济发展，伊朗产生了大批中产阶级。那时伊朗经济发达，政教分离，伊朗的女性可以像今天中国的女性一样在大街上洒脱地抛头露面。而现在的伊朗，失业率超过30%，几百万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无业游民，社会动荡，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普通群众民不聊生。
1971年德黑兰大学，女学生穿着迷你裙看书。
现在的伊朗街头
菲律宾：这个如今只能靠着自己的女人们在异国他乡做“菲佣”赚外汇才能艰难度日的国家，曾经是二战后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上世纪50-70年代的菲律宾是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日本，马尼拉更是有亚洲的纽约之称，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甚至超过当时的东京。但是这个完全效仿美国政治体制运行的前美国殖民地，政治上太多扯皮，选出来的历届总统，大多都腐败，没有人认真考虑国家的长久发展。仅仅30年后，菲律宾已经成为亚洲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了。
走向全球的菲佣
委内瑞拉：这个只有3000万人口的国家，石油储量全球第一。本来国民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一个叫查韦斯的人用平等的理念忽悠选民选他为总统，那是1999年。之后查韦斯对资本主义的委内瑞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打土豪分田地，反正只要穷人高兴，有穷人的选票，自己能当总统就行。社会福利节节攀升，劳工政策严厉苛刻。从2000年到2010左右，委内瑞拉人民过得是神仙般的日子，总统查韦斯给人民创造的高福利讨好了人民，但挖空了国家。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全体国民吃不上饭了，百业萧条，国家破产，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劫匪横行。现在全世界最惨的国家恐怕就是委内瑞拉了，关键是国民没饭吃。
饥饿的委内瑞拉民众在哄抢
阿根廷：1908年，阿根廷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与德国比肩；1922年，阿根廷人均外贸额排名世界第3，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阿根廷人的富有使西方人夸奖别人有钱时都要说“你富得像个阿根廷人”。直到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依然超过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但从1930年开始，阿根廷政局不稳了，一会儿军事独裁，一会儿文人当政用民粹讨好选民。扭转阿根廷前进方向的是年仅33岁就香消玉殒的贝隆夫人伊娃，她的丈夫贝隆两次当选总统，受妻子的影响，贝隆执行的政策跟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一样。自然地，阿根廷，这个资源丰富到连上帝都嫉妒的国家，如今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成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失业率超高，基本上也算民不聊生吧。
2013年12月10日，阿根廷南部图库曼省居民洗劫街边超市
在二战之后由盛而衰的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阿富汗、南非、泰国、前苏联很多个加盟共和国等。而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经历了多少次兴盛，就经历了多少次衰败，从汉初的文景之治，到唐初的贞观之治，再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一个个盛世之后，就是上百年的动乱和民不聊生，老百姓的幸福日子从未长久地稳定下来。放眼全球，纵观历史，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有风险的，未来都是未知的。我们要想让未知的未来变得有保障，我们就得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避免走弯路，避免“掉坑”。当前举国上下在热烈庆祝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这种庆祝，既要是锣鼓喧天的欢腾，更要是冷静客观的反思。只有有价值的反思和总结，才能保证下一个70年、再下一个70年的持续稳定发展。我想，这才是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70华诞的核心要义。过去七十年，尤其改开之后的4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份成就在全球来说是异常耀眼夺目的，这个成就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今天我们是站在全球GDP第二的位置上，站在全球老大美国的挑战者的位置上庆祝新中国70周年的。我们只用了70年就站到了这个位置，这实在是值得所有国人自豪的幸事。那么，这70年，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轮资源，我们不是个幸运的国家，伊拉克、伊朗、阿根廷、委内瑞拉才是上帝的宠儿。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举国上下满目疮痍，近百年来，两次鸦片战争、天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争斗、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1950年开始的三年抗美援朝，这一轮轮战争，把中国的国土几乎打成了一片焦土，1949年时，除了5亿人口外，我们还有什么呢？而隔壁的印度，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1947年就独立了，当时印度各方面的经济指标都碾压中国。1952年时中国GDP是304亿美元，印度是221亿美元，中印两国看似半斤八两，可是我们有5.6亿人口，印度只有3.6亿人口，且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倍多。英国殖民下的印度是比较有序的，独立时也没有发生战争。印度的工业体系、铁路系统、邮政系统等都比中国强。印度当时铁路总里程达8万公里，而中国不足1万公里（印度1929年的火车通车里程，中国在1997年才达到）。后来因为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被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封锁数十年，而印度始终是西方国家的好朋友。可是，到了2018年，中国的GDP为13.6万亿美元，印度的GDP是2.716万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5倍多；人均GDP中国也是印度的5倍多。比GDP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我们早就是驰名全球的“世界工厂“，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我们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高的电子、机械等工业品。而印度已经完美错过了工业时代，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像中国一样成为工业强国了，因为时代变了。他们只能出口原材料和服务业。铁路总里程方面，2018年末中国的铁路通车总里程是13.2万公里，其中高铁总里程突破3万公里。而印度的铁路总里程与70年前相比不增反降，只剩66687公里了。当中国人坐在舒适的高铁车厢里享受旅行的快乐时，印度人只能在火车外挂着。
民生方面，印度的文盲和贫民窟达到了举世震惊的程度，成年文盲人口达2.87亿，占全球文盲人口的37%；印度孟买达哈维贫民窟，是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贫民窟，面积仅1.75平方公里，居民人数达百万，而印度的贫民窟绝不止这一个。贫民窟里的人穷的几乎一无所有。
印度贫民窟的孩子
中印两相比较，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取得大发展，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勤劳。这点不可否认，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但70年前我们的先辈们也很勤劳，为什么他们就穷的活不下去呢？排除各种主要的次要的原因后，对于中国这70年的成功，恐怕我们不得不将其核心原因归结为我们国家坚持的道路、奉行的原则和治理的方式。这70年，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创新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凝聚了人心稳定了秩序，党和政府的核心注意力聚焦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方面。因为我们这十多亿人民上下齐心、目标一致，大家跟着党和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埋头苦干，奋勇向前，这才有了今天的成果。现在我们隆重举行70年大庆，既要庆祝我们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也要庆祝我们坚持的道路和秉持的政权组织形式。通过庆祝，要让年轻的一代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原因。那天躺在草地上，我为什么会对下一个70年抱有沉沉的忧虑呢？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政治家们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前我不觉得，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话有道理。二战之后的七十多年，我们的地球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因为二战后组建的国际组织和建立的国际秩序起到了维护和平抑制战争的作用。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国近几年纷纷摒弃一些传统的国际规则，就是所谓的“退群”，然后拉上昔日盟友开始组建围堵中国的新群。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世界已经不太平了，美国社会撕裂严重，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过程已经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美国的撕裂。而欧洲正在被难民和高福利摧毁，难民政策撕裂了欧洲，激发了民粹主义，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纷纷登上了政坛，未来反对某一种族的希特勒式大屠杀未必不会发生。此外，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英国的“反政府游行”都闹得很大，社会顽疾越来越多，而政府束手无策。可以说，全世界范围内，二战后形成的良好局面正在迅速瓦解，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未来。此外，突如其来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峻的少子化，随之而来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亏空，智能机器对劳动岗位的抢占可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失业潮，等等问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纷纷浮现。一个国家，贫穷时有贫穷的问题，富裕时有富裕的问题，国家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有无尽的麻烦事需要解决，没有哪个国家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国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对国家的未来在战略层面从长计议，国家就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甚至会掉到大坑里去而永世不得翻身。在国家大事上，有些事错了，恐怕就没有纠正的机会了。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向下，多国政策以邻为壑，世界进入了多事之秋。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欧洲大陆的经济新秀德国要挑战旧秩序，争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利益而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经济危机，全球进入了“大萧条”，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需要通过战争向外转嫁矛盾；而一战后对战败国德国的处理方式有问题，成了二战的导火索。想想看，导致一战和二战的原因今天消除了吗？人类社会建立起了有效防御战争的机制了吗？未来，人类会经历很大挑战，中国也会经历很大挑战。要保持国家像过去的70年那样稳定和平发展，将非常不容易。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我们怎么才能让国家像过去的70年那样稳定发展呢？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住宅小区的治理是完全由小区居民做主的，政府不做实质性管理，只要不违法，政府也不干预。我们小区先起草了治理小区的《议事规则》，这可以看做是治理小区的最高“法律依据”，然后选举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再之后发起了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的活动，全体业主“一人一票”投了好几轮。自两年多前开始更换物业公司起，我们小区就没安宁过一天。一千多户业主分成几派，支持派、反对派、佛系派等，各派代表人物时而在微信群和QQ群恶语相向，时而在冲突现场大打出手，维权上访一波又一波，诉讼官司一轮又一轮，大小媒体曝光一次又一次，聚众冲突一场又一场，甚至逼得警察鸣Q示警。现在小区里面驻着一个物业公司，小区外面的路边矗着一个物业公司，双方天天就这么抗衡着。小区内几十个业主守在要道上日夜把守枕戈待旦，怕外面矗着的保安暴力抢占；小区外若干警察日夜警戒，防止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每天走过这些相互对峙着的人群，我就在想，一个小区的民主治理怎么就会烂成这个样子？大家怎么都这么没有民主意识、没有法律观念？怎么都会觉得别人都错了，就自己是对的？怎么都有法不依有规不循，都想以民主为幌子给对方设局下套呢？据我所知，周边业主自治的小区，很多都跟我们一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认识水平可能相差还不是特别大，应该说有很多共同性。就小区管理这点事，没有什么利益可瓜分，没有什么蛋糕可分配，都能搞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用这种方式管理整个国家，不同的民族间，发展差距巨大的地区间，不同的省份和城市间，将会有多少不可协调的矛盾，全社会又会产生多大的撕裂和混乱？地区间阶层间的冲突以及国家的分裂恐怕是必然的结果。年轻人容易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而年轻人又是国家未来的掌舵者。如何让年轻人正确认识中国人的国民性，认识和理解这70年来中国成功的经验，应该是这次大庆的一个重点。如前文分析的，我们成功的核心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未来，要想继续稳定发展，这些成功的经验是应该坚持的。对于这些道理，我们的宣传部门习惯了喊口号，而很少用走心的语言来深入浅出地讲述道理。其实我们应该放下威权，平心静气地给年轻人摆事实讲道理，要让这些道理深入人心。我们要让年轻人看到中国的优势，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看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一部分，但它实际上恐怕与马克思170多年前的设想有很大出入。有出入是对的，否则马克思就是神而不是人了，死板地坚持170年前某人的说法才不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僵化、不死板，懂得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革命时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于是所向披靡，夺去了政权。建设时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于是带领国家一骑绝尘迅速崛起。其实我理解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汲取了马克思解放全体人民、消除阶级差别、追求普遍幸福的精髓，只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树立了一面旗帜，而具体怎么走怎么干，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结合我们的民族性，有着灵活的变通。可以说共产党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把握得很精准，因此28年的革命，70年的建设，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中国共产党吸纳了社会的诸多精英分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就是精英治国。在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很明显最好的治理方式只能是精英治国。其实精英治国挺适合东方国家，新加坡可以看做是精英集团执政，几十年来坡国一直都是华人社会治理的典范。日本也可以看做是精英治国，多个日本首相都出自日本政治世家。比如已经第四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曾出任日本首相，他的祖父安倍宽曾是日本的国会议员，他的父亲是前日本外相，他的外叔公也曾担任首相。还有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出自政治世家，外祖父曾担任众议院副议长，父亲曾任国会议员和防卫厅长官，小泉的儿子现在也是政治新星。据说日本五大政治家族已经统治日本上百年了，这五大家族是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日本和新加坡的发展在亚洲绝对具有代表性，这两个国家的成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精英集团治理国家的可行性。如果我们摈弃意识形态，不无脑地崇拜西方体制，不偏执地迷恋选票治国，只是从如何高效治理国家这个政治技术出发，那么，我觉得中国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最好的选择都只能是精英治国。何况，我们的精英治国已经取得了这么大成就。精英治国当然也有问题，比如权力缺乏制约和贪污腐败严重。但这些问题可以在实践中设计规则来改善。很多人迷恋西方的“一人一票”，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民主，尊重了每一个公民。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国家，在某件事情上可能的选择是有限的，比如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尽管有几千万国民，但选择只有两个，大家只能二选一，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能成功上升为国策。脱欧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由没有治国经验的公众票决，最终导致了今天英国政坛的混乱和国家的进退维艰。美国的“一人一票”选出了特朗普，欧洲很多国家的“一人一票”要么选出“圣母婊”，要么选出“民粹分子”。不是说“一人一票”就一定不好，但很明显，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也只有那么好。今天欧洲和美国面临的问题一点儿都不比中国少，他们要面对的改革可能比中国还艰难，但他们很难改的动。“一人一票”这事在中国似乎是个讨论的禁区，但我认为讨论一下似乎更能让国民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一人一票”式的民主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实行了，对国家将是巨大的灾难。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一个小区的治理失败就可以预见“一人一票”的治理不适合中国。同时，从中国70年来取得的成功也可以窥见目前的政治组织形式很适合中国人，可以预见目前的政体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过着幸福的生活，期盼岁月静好；每个父母生儿育女，都希望孩子们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能永远地远离战乱，能长长久久地幸福。80年后出生现在已经成年的这些人无疑是幸福的，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乱，没有遭受过饥荒，没有过颠沛流离，也没有承受过太多物质的匮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代人享受了最好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幸福的群体。人类能够过上的幸福日子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未来可能更好，但进步空间不会太大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这样成长，也能这样生活，他们在未来的七八十年里能有这份幸福，也就可以了。希望一代代的年轻人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路，能认可我们取得成功的这些要素，在未来坚定地按照今天的成功范式走下去，继续创造国家的辉煌和个人的幸福。
本文笔者杨昇，高校教师，喜好写作。公众号发布原创文章300多篇，阅读量10万+文章4篇，其中阅读量1000万+文章1篇。其原创文不但在全网的传播有广度，更有高度，1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刊登，1篇文章被国务院内参《国是咨询》选登。近几年来担任多家公司的公关顾问，在这些公司公关的艰难时刻，亲自操刀高质量公关文帮助公司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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