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腾讯新闻”旗下“谷雨实验室”公众号的原创文章《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点击阅读），文章读到一半，我已难耐愤怒，就转发朋友圈，并配上了这段评论：“这文章太真实，太赤裸裸。所谓文科的科研，无耻到这个份上，所有人都觉得是制度的无耻，不是自己的无耻，可是真的好好反思过自己吗？放弃狗屁科研，写点大众广泛传阅的文章不也挺好吗？在已经拥有一些东西的情况下，价值感比金钱重要。”
我不是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科研圈乱象的，这么激动，是因为终于有人揭露科研圈的肮脏了。作为一个身处科研圈但早已不做“科研”的知情人士，我对这个圈子太了解了。我是文科类的，更了解社科研究，至于理工科类的自然科学研究，我了解的不多，就像“谷雨”的这篇文章也是聚焦社科研究一样，在本文我只说社科研究。关于社科研究圈子里的肮脏事，这些年不断有圈里的勇士站出来揭露，比如被第9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就是一本专门揭露社科研究圈乱象的文学作品，其作者是身处社科研究圈子里的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真。
潇湘晨报社长龚曙光评价《活着之上》：“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审判，也是借此对社会所作的一种反思。”什么人才会被“审判”？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要“自我审判”？因为有些知识分子太肮脏了，在活着之上毫无追求。而知识分子本应该有更高追求，本应该为全社会塑造一种价值导向的，可是，当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走向了反面，所以应该“自我审判”。《活着之上》这本小说读起来费劲的话，大家可以先看看谷雨实验室的那篇文章，那就是社科研究圈的纪实，而实际情况比文中描述的还糟糕。几个月前我就想写篇文章说说这个事，最近这个想法尤其强烈，就在准备动笔的时候我看到了谷雨的文章。因为即将过去的2020年太不平凡，在这个全人类和我们的国家遭遇疫情重大打击的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不但最先经历了疫情的偷袭，南方多省还遭遇了超过1998年的大洪水。今年我们国家能喘过这口气来，太不容易。而且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就算没有疫情，我们也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前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已经全面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国人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被网络信息影响着，网络信息的优劣甚至能决定国家的方向和安危。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被信息裹挟和推动，信息对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无论怎么夸大都不足为过。然而，看看这十多亿人每天浏览的信息，大部分是谁提供的？可以说99.99%的信息都是新媒体提供的，也就是说，体制外的新媒体写作者主导了信息的生产，也主导了社会的思潮。这种主导是“内容产业”公平竞争的结果。在向社会大众传播知识和见解的内容竞争中，拿着官方俸禄的体制内社科工作者，那些专家、教授、博导、青椒（青年教师）们，整体上几乎销声匿迹，毫无存在感。在这样的大时代，在网络信息引领社会思潮，甚至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当前，按理说体制内的社科研究人员应该责无旁贷一马当先地担当起引领社会思潮的重任，应该用专业的知识高屋建瓴地为民众指点迷津，应该用雄辩的逻辑为社会的发展统一共识凝聚人心，应该用妇孺皆知的语言为民众解读我们文化、制度和政策等，应该帮助政府和人民构建更高级的精神文明。可是，在这个大事频发的2020年，互联网上风起云涌，舆论场上思潮滚滚，不管这些声音和思潮向左还是向右，正确还是错误，都鲜有体制内社科研究者的声音夹杂其中，更别说引领思潮了。那些体制外的新媒体从业者们，向亿万粉丝介绍着大大小小角角落落的知识和见解，从世界和平到国际关系，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农村，从小孩到老人，从职场到情场……他们用丰富的内容全方位深层次影响着亿万民众的思想。天天研究各种社科问题的专家教授博导青椒们，为什么在影响民众思想方面放弃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花着纳税人的钱，到底在为国家做着什么有价值的事？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忙得连自己的时代使命都顾不上？谷雨的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这些社科研究者们都在忙着写论文、申课题，一心只为自己的职称和“帽子”忙碌，根本无暇顾及个人利益之外的其他事。他们写论文、申课题是在做科学研究吗？名义上是，可是看看他们做科研的套路，你就知道科研被这帮人这么做，“科研”这个词有多受侮辱。谷雨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她写了篇分析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论文，学术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接着听到现场有一半学者做了同主题的报告，角度很相似，连选的电影也一样。坐在会场，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听到大家谈得这么像，不管我谈得怎么样，我这个题目都变得很可笑。”直到有一次，他抱着猎奇的心态，借一个时事热点写了篇中国某部爱国主义作品中的X国形象，贴近生活，但内容不深，“唯一的贡献是用文学的方式梳理了那些材料，做了注脚。”他没想到，这篇论文刊发后还被另一本期刊转载，一家外国杂志也申请刊登，“一稿三吃”，小圈子里出了名，好几所学校请他去演讲。去年冬天，在一场聚集了各高校各语系老师的学术会议上，他做完报告，评议人向在场的老师们发出倡议：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大家还可以做这一块的B国形象、C国形象……另一位老师这样向我们总结：“打磨文章指的是外观要看起来很专业，细挖里面是空的，其实关系不大的。”看重个人跃升的老师很容易慢慢滑向“论文的麦当劳化”。生产快餐有不少方法可循，比如把一篇好论文拆成很多篇“水文”，实现材料价值最大化；或者把前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再验证一遍，类似记者“稿子有了，找采访对象做工具人，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既然科研是用这种套路做出来的，那谁的科研成果能发表，靠的多是人脉，而不是水平。所以，社科研究者们还得想尽办法挖空心思搭建人脉，谷雨的文章是这么写的：为了增加发表量，她积极去开会，坐在靠前的位置，找人搭讪时，从圈内八卦慢慢过渡到学术话题，用这个办法发表了七八篇文章。一次在会场上，她当场加了30多个人的微信。重要人物出现了，她在手机上快速搜索对方发过的论文，记下标题就过去问好：“您的xxx文章我看完真是醍醐灌顶，我在xxx发表的论文就引用了。”送礼示好也很重要。一位自嘲人脉不广的老师说有同行去哪儿开会都带个箱子装礼物，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不少同事都收到过，她没有，“因为我毫无价值”。另一位老师调侃自己“没做好”，举例什么才叫“做得好”：有同行记下所有大佬的生日，到日子就送个蛋糕。线上的社交还得应付——期刊都有几百人的微信群，哪位大佬获了奖，群里就点赞刷屏几十页。他心想自己不认识对方，也没看过人家的研究，跟着点赞太虚伪了。但过几分钟，他又担心起来，那位大佬会不会发现自己没点赞？对于国内社科研究者种种下作不堪的行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里也有惟妙惟肖的表达。作者用锋利的笔触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一切都是为了名利，而在大学里活得好的就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投机钻营分子。这些人极其聪明，能够利用任何机会，把握所有能为我所用的人际关系。但阎真的笔触不仅仅局限在这样的暴露上，他更写出了以“我”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这些人虽然也屈服现实，然而，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一丝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把以上的简介说透了就是：在这部描写高校教师，同时也是社科研究者群体生活的小说中，作者写了两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就是不学无术弄虚作假的投机钻营者，这些人以“学术”为工具大肆聚敛名和利，最后借用这些名利成了知名教授、专家，甚至成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领导者；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貌似内心有坚守，但也做人无原则，被学术圈里的歪风邪气所裹挟着，虽然内心痛苦，想呐喊但不敢出声，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和利，纷纷屈服于这个圈子里的潜规则。没有人反抗那些有辱斯文的事，正面人物也仅仅只是边吃边骂而已，他们骂，仅仅是为了向别人表示自己还良心未泯，而不是要放下筷子不吃。这两类人尽管做这些事时内心的心理不同，但做事的手法和呈现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前者主动，而后者相对被动一些而已，此外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从事社科研究的知识分子们，完全深陷于名利的争夺中，他们整体上已经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担当，甚至没有了正直，没有了骨气。我不否认还有极少数人孤傲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些人肯定混的很惨，早已被边缘化，他们的存在已经无足轻重了。我是在借一篇网文和一部小说攻击知识分子吗？没有！不要忘记我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么多年，我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这篇网文和这部小说的描写。这个圈子已经烂透了，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这些所谓的社科研究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这么为了名利活着的，而社科研究圈整体呈现给社会的，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虽然这两年也偶尔曝出这个圈子里的一些荒唐事，但科研圈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给普通人一种很高大上的感觉，没有多少圈外人深入挖掘这个圈子里的黑暗而已。但我们从这个圈子里偶尔爆出来的一些丑事也能管中窥豹，比如2020年开年之初就爆出的那篇惊世骇俗的论“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科研论文：据说这篇论文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这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这么扯了，社会科学研究那就更惊掉下巴了。其实都不用列举更多个例来证明社科研究圈的堕落，我们看看“科研成果”发表的猫腻就全明白了。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绝大多数情况下论文作者是要掏版面费的，就算有些期刊明面上没有版面费，但暗地里道道也是很多的，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上的产值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从近期披露的这个案子来管中窥豹：近期，湖南省社科院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求索》杂志原主编的受贿案终审判决了。杂志原主编乌东峰利用对杂志所刊发论文审稿、定稿的权力，伙同情妇覃建军，利用发文中介收取“版面费”至少814.95万元，利用这种方式为336篇论文的发表谋求便利，论文的“版面费”甚至高达30000元/篇。一个期刊一年总共能发多少篇文章？一个主编短短几年就操作了这么多篇文章，那么有几篇文章是干净的？这些文章的作者被查了吗？恐怕一个都没有。学术领域腐败横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就算被抓住也代价极低，低风险，高收益，难怪知识分子趋之若鹜。掏这么多钱发论文的人，得到的实惠肯定是远高于这个金额。拼凑论文---掏钱发表论文---利用论文升职称拿奖励---有了职称和帽子就可以发更多论文拿更多奖励，这是科研圈基本的潜规则和上升路径。掏钱发论文，甚至买卖论文，这在科研圈里根本都是不屑于掩盖的可以拿到桌面上谈的明规则，很多学校和科研单位是可以用公款报销版面费的。谷雨的文章中是这么写的：“论文发表权”甚至成了一门生意。Ann两年前因为投稿结识了一位期刊的财务，不久后发现对方正在收购博士生写的论文，再卖给有需要的老师。每隔几天，他都会在朋友圈发一条长长的广告，抬头写明期刊名字、发刊时间，下面列着十多个论文题目，每条都有几个关键词被打了码。一些论文中介还会四处搜集老师们的通讯录，再打电话介绍业务。一位自称“王编辑”的中介常常在朋友圈单独发一张图片，是白底上印着一句广告词，诱导老师们来消费：“我会等你，但市场不会等你，再等只会花更多的钱做同样的事。”“晋升的是你，辉煌的也是你，钱并没有消失，只是换种方式存在，甚至带来更多的钱。”到底是知识分子干出来的事，违法违规偷鸡摸狗投机取巧都能说得这么富有诗意，知识少学历低的人不仰慕还真不行。写这篇文章，我就是想告诉普通民众，珍惜自己的尊重和敬意，很多带着大帽子的人未必是你眼中的那个样子，我们的尊重和敬意应该送给那些为万民谋求福祉为国家创造价值的人。哦，对了，谷雨的文章记录的是985高校的青年教师，985高校是中国大学中最顶尖的39所大学，而中国的大学数量超过3000所。连最好的大学都是这个样子，那其他的大学恐怕更不堪。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享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丰沛的物资，我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幸福的一批人。其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和平、宁静、幸福的时刻并不多，未来，我真的没有自信断言这样的美好能延续多久，更不敢奢望永远。要想把这样的美好延续足够长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就必须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正向的贡献，要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作为我们自发的追求，要少挖国家墙角，多做社会贡献。我这样说，有人肯定要嘲笑我，尤其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会认为“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占不到便宜，心里酸。其实真不是，我这样想的出发点是，我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了，虽然我是极普通的一个人，但搭乘时代的列车走到今天，该有的也都有了，我比我的父辈不知道幸福到哪里去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生活很美好。我担忧的是，这样的美好能持续多久？我的孩子在未来能不能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美好之中？他现在才7岁。我孩子的孩子会在怎样的环境中生活？我们不能为了自己更好的日子把便宜都占尽了，只挖墙角不做贡献，联手把社会推向万丈深渊，把子孙后代的路都断了。既然每个人都无私地挚爱着自己的下一代，难道我们就不考虑下一代的出路吗？为下一代建设更美好的世界难道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吗？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为下一代建设更美好世界的责任面前，应该有更多的担当。这是中国五千年来知识阶层的精神内核，这个精神不能到我们这代人手上断了根。他们不拿国家的奖励，甚至也不拿国家的工资，没有可评的职称，也没有可申的基金，除了文章本身的商业收益之外，他们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名和利，体制内社科研究者唾手可得的一切好处，这些体制外的写手们纵使有惊天之才也得不到，几乎一点儿都得不到。但他们，这些体制外的新媒体作者们，用自己生产的内容影响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引领了社会思潮，推动了社会变革，促进了文明进步。一年年，一月月，一个个热点事件，一波波焦点话题，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发酵，最后都能牵动全国网民的心。在这些事件和话题面前，需要有声音来引领民众的思想，而被引领之后聚合的声音则会形成社会思潮，这些思潮会被党和政府听到，最后会变成我们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或治理措施。这种舆论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变成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范式，舆论的力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大过。广大新媒体作者们推动了一轮轮舆论的发酵。不可否认，这些声音中虽然大部分还算理性公允，但也有很多不理性的声音，甚至有很多蛊惑群众和对社会有害的声音。当我们批评这些有害的声音，进而批评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该发声的人，那些社科研究者们始终默不作声。这些拿着国家的俸禄专门创造思想引领思维的人，在一次次可能改变国家某些政策甚至走向的舆论发酵中，始终如局外人一般，没有存在感。当然，他们中也有个别人站出来，但数量和音量相对于他们这个群体该有的使命而言，太微不足道了。他们偶尔嘲笑新媒体作者们水平太低一派胡言，但他们却不肯说出高水平的话，或许他们本来也就没什么高水平的话吧。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攒论文申基金的语境之中，他们擅长的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把浅显的道理讲深奥，把大众的话语说得让人听不懂，因为这种“话术”是当前的“科研”所需要的，经过长久的训练，他们已经不太会说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了。而在新媒体上发声，得说人话，他们不会。于是，他们索性放弃了在大众渠道的发声，他们这拨人就形成一个所谓的“学术圈子”，围绕着那几本期刊和基金名额，相互你引用我我引用你，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我拉拢我我拉拢你，就那么自顾自地玩儿去了。虽然他们的文章除了圈子里的吹捧者外基本没人看，但他们不在乎，因为这样玩可以玩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他们来说，有利益就够了。中国的社科界舆论界这种玩法不行，这会危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知识分子放弃了舆论，鱼龙混杂的人主导了舆论，如此这般，我们还怎么构建更高级的精神文明？唯一庆幸的是，新媒体作者群体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的文章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传播的广度，他们以舍我其谁的时代使命感输出着优质内容，他们每天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这些人以年轻人居多，为了写出好文章，有些作者不受流量左右，坚持用爱发电，几乎义务地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所以，我呼吁：相关部门应该考虑上文提到的这些问题，这真的是关系到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因此国家应该从制度上对社科研究和舆论引导做出安排，应该勇敢地打破当前体制内社科研究圈子的桎梏，切实落实总书记提出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让社科研究者走近群众，把论文写在老百姓的心坎上。应该给体制外的新媒体写作者更多机会更多资源，各种泛社科的基金支助项目应该向他们开放，对他们好的作品应该给予官方的肯定和奖励，给他们荣誉，给他们利益，把他们紧紧团结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来，利用好他们的聪明才智，来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他们当中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没有生存的压力，凭着他们的理想主义，我相信，他们必不负这个时代。而如果拆掉社科研究和舆论领域的体制篱笆，这就好比向鱼塘里投放了几条鲇鱼，相信鱼塘里那些被体制束缚着的优秀的鱼儿也一定能够不负韶华。体制内的社科研究者，考过那么高的高考成绩，上过那么好的大学，大多是人中龙凤，也是因为优秀才去了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心目中那么卓尔不凡的自己，没有谁只想满嘴谎言地活着而不想堂堂正正地做个时代精英。毕竟，我们都只活这一次。我不是体制外自媒体写手，写此文不是为了给体制外写手的利益代言，这不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之争。我是体制内的高校教师，是有资格通过“科研”论文、基金来给自己谋到很多好处的人，只是我没有走这条路而已。我不是不会写论文，是真觉得没意思，不屑。几年前我写了一篇高质量论文，结果太直白，不行，非要我加个数学模型进去，我四处拼凑，弄了一个自己不懂别人也看不懂的模型进去，然后就OK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再写过论文。19年5月我写了篇11000多字的自媒体文章《被精准扶贫各方盯上的“农产品电商”到底该怎么做》，文章在公众号、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网、知乎等平台很受欢迎，全国做农产品电商的个人和团体因为此文络绎不绝地联系我取经，好几拨人不顾路途遥远从外地赶来长沙求见我，想和我探讨关于农产品电商的看法。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因为一篇文章享受过我这样的民间待遇。鉴于此，我觉得是不是把这篇文章整理一下给学术期刊投个稿呢？我这么做了，投了三个期刊，都被拒了。我嘲笑自己，又不是不知道学术圈的潜规则，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我想，我不会再写什么学术论文了，写自媒体文章，虽然是用爱发电，但价值感还是有的，我的三篇文章《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一个西北五线小城的城乡风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农村呢？》，合计阅读量应该超过了一亿人次吧，加上短视频对我文章观点的复述，覆盖到的人群应该更广。这几年我认真写了400多篇文章，我想我践行了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艰难的2020年让很多人明白，这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决定着我们的生，也决定着我们的死，这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可否愿意放下私利，为这艘被称作“国家”的大船划动船桨？
本文笔者杨昇，高校教师，喜好写作。公众号发布原创文章400多篇，单平台阅读量10万+文章16篇，全网阅读量数千万的文章3篇。其原创文不但在全网的传播有广度，更有高度，1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刊登，1篇文章被国务院内参《国是咨询》选登。近几年来担任多家公司的公关顾问，在这些公司公关的艰难时刻，亲自操刀高质量公关文帮助公司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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