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有常：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区别

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n0017ebkmaw&width=500&height=375&auto=0

本文系腾讯新闻抗战七十周年纪录片《坚忍》第八集《游击》↑↑↑之文字稿

一

1938年末，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达百万上下的超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其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故而，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①

11月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抗战自1939年进入“第二期”，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军队。其训词曰：

“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于此，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各部队皆须轮流抽调后方整理，故劳逸要完全平均，赏罚要绝对严明。”②

稍后，蒋又在1939年1月7日，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鲁苏及晋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立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分别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

用“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来打“游击”，且指示如此细致，可见当日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将“游击战”，确定为八路军的主要抗日策略。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③

二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身处敌后的国军有近三十个师；会后，鉴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除了这些正规军，国民政府在敌后，还控制着大量的地方武装。最高峰时，国军的敌后抗日武装，接近百万之众。

此外，1939年，国军还开设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军委会至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各游击区，也举办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游击干部培训。军委会还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总结八路军对日战绩时，曾特别提到国民党的这些敌后部队。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④

所谓“同处于敌后的友军”，即指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游击部队。

依赖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民政府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丢掉了。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三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样迥异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简单说来，蒋介石将“游击战”当成“正规战”，要求必须由集中的正规部队来担任“游击战任务”。对于分散的民众武装，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信任。

1938年1月12日，郑州。蒋介石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讲话：

“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做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只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队任务的别动队。总之，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不可视为一种奇巧的名称。”⑤

相反，毛泽东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原本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还应该被打散。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要实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⑥

四

总结起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敌后游击战”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蒋介石只信任正规军能承担敌后游击的任务，毛泽东则更热衷于“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

这两种思路，究竟谁对谁错呢？鉴于这样的事实——国民政府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基本上都丢掉了，而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一直在发展壮大——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的思路就完全错了呢？

事情其实很复杂，并不能这样轻易地下结论。

蒋介石之所以不信任“民众武装”，有他特殊的考量。自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将敌后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次后，全国就掀起了一场“游击战”狂潮，政界、军界、学界乃至媒体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都在搞“游击战”。 到1939年下半年，“游击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国府密获的一份日军评估报告称，中国游击队有五大弱点：

“（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并；（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敌中支军参谋室对我游击队之评判，1939年5月10日上海情报）

针对游击队上述各种“游而不击”的弊症，国民政府及军方一再出台整顿措施。极端者，如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1941年2月，甚至硬性出台了一份《各部队应收获之游击战果规定》，对游击队实施具体的量化考核。该文件规定：

“浙东沿海军，每月应袭击舟山群岛之敌至少十次；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百斤”“钱江南岸军，每月应破坏敌公路十公里（钱江南北岸）；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汽艇三艘；每月应袭击运动中之敌至少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破坏敌军用仓库或粮弹储藏所至少三处；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千斤及其电信器材”“钱江北岸军，每月应破坏沪杭公路十公里、桥梁二座；每月应袭击脱离据点之敌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每月应割获敌战线一千斤”……⑦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扭转“游击队”普遍的纪律败坏。以至于蒋介石为改变民众观感，不得不在1941年，下令全国所有“游击队”，经整顿后，统一放弃“游击队”名称，更名为“挺进队”。更激进者，如侍从室主任林蔚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甚至一再向蒋进言，主张立即取消全国所有游击队，一切敌后游击任务，全部交由敌后正规部队来完成。

同时，“分散做群众工作”也非国民党军队所能承担。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一党训政”，但实际上是“以军统党”，其各级党部地位低下，基层党组织涣散，大都无力统合民间力量；且国军的人事组织结构，尚未实现现代化，其内部凝聚力，更多依赖部队各级官长之间的私谊，可聚而不可散，一旦散开去做“群众工作”，即难免沦为流寇。反观中共，“以党统军”，其内部组织结构与国民党完全相反，自然可以顺利取走“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的路子。

五

基于上述现实及认知，国府自1939年起，一再对全国游击队实施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为基本方向的“正规化”整顿，有战斗力者收编为“正规军”，继续从事游击战；无战斗力且扰民者则就地淘汰解散。这种整顿，所造成的结果，是其敌后游击部队的正规军长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总兵力始终维持在50-100万左右——如1941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不下100万（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地方武装则一再被压缩，1939年举国热议“游击战”时，以国军名义组织的地方游击武装，一度高达百万以上；但至1943年，已跌至不足20万。

略言之，国军敌后游击部队，自“正规军”、 “民众自卫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正规军”数量最多；“地方保安部队”其次；“民众自卫武装”最少。

反观中共，其敌后游击部队的结构，与国军截然相反。中共曾在文件中，将其敌后武装力量，明确分为三大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与“人民武装”。并对三种力量的数量比例，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在山地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数量比例，一般以二比一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一般以一比一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力量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应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民兵、模范自卫队、青年自卫队等）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总量之和。⑧

据此，中共敌后游击部队，自“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正金字塔结构，“主力军”最少；“地方军”其次；“人民武装”最多。

六

尽管两党“敌后游击”的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其最终结局也完全不同，但在打击日军的立场上，则是一致的。国军方面，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作战。除以武力袭击牵制敌军外，还包括破坏交通、打击经济都诸多方面。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国军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军统别动队的掩护下，以其相当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动中原会战。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再如，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为维系持久抗战，必须遏制日军对长江水道的利用。当日，这一重任，主要仰赖国军“布雷游击区”所开展的海军水雷游击战。1940年2月3日，日本海军舰队报道部长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承认：“扫雷工作效果甚微，党军不断在长江要道秘密布雷，在此情况之下，对于开放长江后之水上安全，日军不能负责。”⑨

至于中共敌后根据地对日军的牵制和打击，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⑩

注释

①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1938年11月27日。②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1938年11月28日。③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怀。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央档案馆/编，1995，P189。④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⑤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1938年1月12日。收录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P1102。⑥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⑦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博士论文。⑧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681-688。⑨（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396。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7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