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宪政之路，被孙中山毁了吗？ | 短史记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北站出发，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的宪政之路在当时是不是最正确的？孙中山在辛亥后是不是误入歧途？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切实理清二者在辛亥后的政见分歧。先说孙中山：
辛亥后，孙中山的政见是：拥护袁世凯，主张“军法之治”
1906年，孙中山制定《革命方略》，为未来的中国设定了一种分段嬗进的政治演进模式，依次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也就是实现“共和”须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和宪政。
1、远离政治，呼吁国人鼎力支持袁世凯
理想状态下，孙氏自然希望由革命党来实践这一“三步走”战略。但辛亥年形势的发展，并未能够给予革命党足够的实力。孙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其政令尚且出不了南京城，更遑论号令各省督军乃至制约北洋系。其让位袁世凯，与这一形势大有关系。退而求其次，孙氏转而希望通过拥护袁世凯，来实现其“三步走”战略。自我放逐去修铁路的同时，总不忘谆谆劝告国人要拥护袁世凯：“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陈其美也说他当时“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
孙氏更多次表示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理由是“袁总统才大”、“ 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这一意见，当着袁世凯的面，孙氏也曾说过——据1912年8月31日《民立报》报道，孙氏当面建议袁世凯：“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当记者黄远庸提问“（袁世凯）有野心没有”时，孙氏的回答也相当干脆：“那是没有的。”
2、相信中国有必要经历一段“军法之治”
孙氏对袁世凯的这种鼎力支持，当然不是什么“上了袁世凯口蜜腹剑的当”，而实缘自孙氏对“三步走”战略的坚持：训政之前，须有军政，即“军法之治”。按《同盟会宣言》，“军法之治”须承担的责任不但包括“内辑族人，外御寇仇”，还须杜绝“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及杜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各县做到了这些之后，才能解除军法，进入训政的“约法之治”阶段。孙氏希望袁世凯当政十年，练兵百万；民党则与政府亲密合作，从事社会事业。这些恰是“军法之治”的内容。
1912年9月25日，孙中山与袁世凯充分商议后达成的《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对外公布，其中第六条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孙氏支持袁世凯搞中央集权的态度一目了然。有学者批评这份施政纲领，说它“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孙氏之所以完全没有与袁世凯讨论“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他自己在1912年8月曾给宋教仁写信，有过解释。孙氏说：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着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至政治乃能活动。”——孙氏希望民党同仁放弃政治活动，转入社会建设，“而尽让政权于袁氏”，显然有希望借袁氏完成军政阶段的意图；其完全不提“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也在情理之中。
袁世凯内阁。前排：唐绍仪/胡惟德/刘冠雄/王正廷/蔡元培。后排：宋教仁/施肇基/段祺瑞/王宠惠/魏宸组
辛亥后，宋教仁的政见：以内阁制架空总统
再来看宋教仁辛亥年前后的政见和理想：
1、将孙中山看作“落后于时代的人物”，视其政见为“空想”
宋教仁早年是孙中山的拥趸，曾在日本热情参与过《孙中山传》的编纂。但这种热情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7年初黄兴与孙中山因国旗问题产生激烈冲突，宋氏支持黄兴，已开始在日记里批评孙氏“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1908年，宋氏又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宋氏又和日本友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对孙氏的“三步走”策略，虽未见宋教仁有直接的批评意见，但其内心不以为然，却是肯定的。宋氏在日期间对西方宪政有过一番研究，很心仪英式责任内阁制。辛亥前夕，其主导成立的中部同盟会的章程与活动，已完全没有“军法”、“约法”的影子；武昌起义后，其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更明言要在三个月内开设议会，完全不考虑什么“军政”、“训政”阶段。稍后孙中山归国，北一辉去南京劝宋氏拥护孙中山，宋氏的态度相当抗拒，对北一辉怒道：
“老兄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辛亥年前后，宋氏与孙氏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2、在革命党内部，宋氏的责任内阁制，其实远不如孙氏的总统制有市场
虽因张继等人的继续劝说，宋氏最终选择接受孙中山为民党领袖，但政见方面的分歧仍在。孙氏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氏主张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前者实权握于总统之手，后者实权握于内阁总理之手。
据徐血儿回忆，孙、宋二人在1911年末曾为此有过激烈博弈：“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孙氏主总统制，自然反对设总理；宋氏欲造就责任内阁，自然必欲设总理。黄兴作为总理人选，夹在二者中间颇觉尴尬，竭力推辞也在情理之中。宋派握有实权，孙派刚刚归国，于起义尚无实际贡献，作出让步也不奇怪。
但孙氏的让步是一回事，革命党内部是否认可宋氏的内阁制，又是另一回事。此前在武昌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有规定不设总理，就是革命党内更倾向于美国共和制的明证。宋氏在南京欲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要求总统制须加上“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换句话说，总统签发的命令，如果没有国务院的签字盖章，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等于保留了总统制的壳，内核却已替换成内阁总理制，孙中山的权力实际上已被架空。但代表们投票的结果，同样并不支持宋氏。
纵观宋氏对内阁总理制的坚持，既是其固有政见，也有不愿意让孙中山掌握实权的意图。宋氏多次说孙氏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其政见是“空想”，要误国误民。所以必欲将孙氏置于无责无权之境地才甘心。宋氏多次对外解释自己坚持内阁制的理由是：“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所谓“总统不善”，其潜台词即对孙中山的不认可、不信任。孙派人士屡屡指责宋氏坚持内阁制的目的，是想要为自己图谋总理之位，并非无因。
3、为防范袁世凯，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理想，才在革命派内部获得认可
稍后孙中山决意让位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宋教仁重组国民党，二人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宋氏抓住机会，编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制定《临时约法》，明确将政府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今人多以此指责孙中山，说他因人立法，自己做临时大总统时搞总统制，自己退位就搞内阁制，败坏了民初法制。这种指责其实不成立。孙氏虽然没有反对宋教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但这一改变毕竟主要是宋教仁的意志，与孙中山的关系不大。况且孙氏此后也多次公开表示赞成袁世凯掌握中央实权。
孙中山对《临时约法》修改的真实意见是什么呢？孙氏自己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其政治代言人胡汉民与宋教仁曾有过一场激烈的冲突。胡汉民的主张是美国式的共和，因为“美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宋氏的回应是：“君不过怀疑于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下得下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胡汉民反驳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一九0五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仗。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简单说来，胡汉民与宋教仁的分歧是：胡汉民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宋教仁则主张内阁制和中央集权制。胡氏的意见虽未能完全代表孙中山，但纵观胡氏的整个政治生涯，其理念始终紧随孙氏，说他的意见相当程度也代表了孙氏的意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一次，因为防范袁世凯的缘故，宋氏的内阁制获得了革命党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
宋教仁的宪政之路，看起来很美，但其实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孙、宋之间在政见上有种种矛盾。宋氏遇刺后，孙氏发起“二次革命”，近年来不断被学术界指责为“断送中国宪政之路”。但考诸史实，宋氏的宪政之路，本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1、民初宪政之路成败的关键在于合理处置北洋系，但宋氏显然做不到
民国初建，对于如何将“共和”落到实处，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能称之为“顶层设计”者，则惟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以及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时过境迁来审视这三份“顶层设计”，其实不难发现，它们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即如何处理当时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北洋系，并将之纳入“共和”的轨道。
孙中山和宋教仁对北洋系的处置，简单说来，孙氏取合作态度，并期望将之纳入自己的“军法之治”当中；宋氏则取对抗态度，期望用改组后的国民党组建政党内阁，再用内阁制架空袁世凯。宋氏的这种对抗心态，在当日毫不隐讳——1913年3月，国会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年仅31岁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发表演讲说：“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此一时期，袁世凯并未有任何破坏共和的显著行为，宋氏演讲如此走极端，直将一国总统视作仇寇，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即煽动民意来支持自己对袁氏的权力架空。为获取这种支持，宋氏不惜扭曲事实，为袁氏捏造罪行，如借外蒙问题点名斥责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说什么俄国制造外蒙问题前后，“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但考诸史实，袁世凯政府当日已尽全力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至于实质意义上的收回，已在当时的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外。宋教仁似乎还忘了，在事件爆发之初，其本人及国民党也是高度拥护政府的外交谈判政策的，直到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氏有望组阁，才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对于这种翻脸，梁启超当日曾撰文讽刺，讥之为：“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宋氏或许觉得，尽可能地抹黑袁世凯上台后的内政外交，可以为自己的组阁寻求到更多的民意支持，有了这些民意的支持，内阁责任制就能获得巩固，对袁世凯的架空才能落到实处。但问题在于：其一，北洋系是纯粹的武人集团，相对民党，具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而且对政党政治相当隔膜，几乎不参与政党活动；宋氏主张的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北洋武人并不认同。其二，宋氏所争取到的民意也相当有限。此次选举，有选民资格者不过10%，这10%当中，有多少人真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尚未可知——《顺天时报》曾报道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上奉曰：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基层官僚尚且昏聩如此，底层民意对选举的认知如何，可想而知。袁氏有压倒性的武力作后盾，宋氏所倚仗的民意又如此脆弱，宋氏顽固地以袁氏为仇寇，其结局可想而知，可谓毫无成功的希望。
2、没有实力作后盾，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博弈不出来的，宋教仁注定要失败
宋教仁有一种理想，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政制游戏规则——“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但新、旧游戏规则的转换，实质上是一场博弈，这种博弈，是要靠实力作后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孙中山在辛亥后鼎力支持袁世凯，放弃政治去修铁路，未尝不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清晰认知——武力既不能抗衡，民意也是虚妄，孙氏说得明确：“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种判断，与胡汉民所说的“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其实高度一致。孙氏说“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并不是谦虚之辞。
另一“顶层设计者”梁启超，其政治理念，与宋教仁并无区别。辛亥后，宋氏重组国民党，梁氏也主持进步党，两党呈对垒局面，但恰如张朋园所说，“革命之后，时移势易，有原为立宪派而加入国民党者，亦有原为革命派而加入进步党者，而两党党义并无明显之不同。两党同以实现三权分立为目标，并不似后来之政党标榜主义。”宋、梁二人都对责任内阁制情有独钟，其区别仅在于梁氏将北洋系视作合作对象，而宋氏则将北洋系视作对抗对象。
梁氏之所以对北洋系取合作态度，既与其固有的开明专制理念有莫大的关系，也同样基于对进步党自身实力的认知。梁氏后来多次谈到自己与北洋系合作的初衷，是想要做一个引导者，将北洋系引入民主共和的轨道。1913年2月底，在国会选举结果出炉前夕，由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出面，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这实际上是进步党及北洋系势力在向宋教仁喊话，表达对宋氏责任内阁制的不满与否定。袁世凯本人更对谭人凤明确表态：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谭人凤与宋教仁关系极亲密，袁氏此举，显然是在向宋教仁交底：他不可能接受一个被架空了的总统虚衔。此时，距离宋氏遇刺，仅半月之遥。倘宋氏未曾遇刺，其与袁氏的冲突终究不能避免，宋氏无实力作后盾，仅靠操弄政治概念，其失败也是必然的。…[详细]
3、胡汉民的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主张，或许更具可操作性，对北洋系的制约也会更有效
时人送外号“议会迷”给宋教仁，可谓贴切——宋氏确实迷信制度、法律对北洋武人的约束力。但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没有实力支撑的制度、法律，从来都不曾对袁世凯产生过真正有效的制约。回过头来看胡汉民的意见——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在当日或许更具可操作性：短期来看，总统制确实会赋予袁世凯相当大的权力；但长远来看，地方分权式的联邦制，确能成为制约袁世凯偏离共和轨道的真正有效的力量。前者能满足袁氏的权力欲，后者能为制约力量的存在和发育提供制度保证。
结语
民初是政治转型的关键时代。政治转型的实质是博弈，博弈的实质是妥协与实力。可惜的是，一度成为这个时代舞台主角的宋教仁，既缺乏实力又不懂妥协。其理想虽好，却毫无成功的希望。当宋氏的理想破灭，动荡时代再度降临。纪念宋教仁，不仅要重温他的理想，更应反思他的教训。宋的宪政之路，本是一条死胡同，不必移花接木将责任推到孙中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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