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蒙冤，她主持的“清末新政”其实很有诚意？ | 短史记
教科书长期坚持认为，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毫无诚意；近年来学界却出现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清末新政的诚意“并不值得怀疑”，反而是“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
事情果真是这个样子的吗？教科书果真冤枉慈禧了吗？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1、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皇族内阁”合影。皇族内阁非一日之功，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即以增强满人中央权力为重要目标
2、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只会出现在日本近代那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载泽以日本作为立宪可以“巩固君权”的有力证据，其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浅陋乃至荒谬的密折，打动了慈禧。究其原因，一者，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二者，慈禧本来对立宪知之甚少，一直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里一番天花乱坠，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故而，载泽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开启。载泽也一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3、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回国后，载泽之所以对立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影响关系甚大。先是伊藤博文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而后，当载泽不断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一再肯定回答：“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里所列举的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其实全都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曾询问伊藤博文所言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告诉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伊藤没有欺骗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管理大权牢牢掌控在天皇手里。但伊藤没有告诉载泽，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而以他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的载泽（前排中）一行在英国伯明翰
看清“立宪真相”后，慈禧临终前表示相当后悔
4、迫不及待用“立宪”向地方督抚夺权，结果惨遭失败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史称“丙午官制改革”——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督抚们的集体反对，直接导致“丙午地方官制改革”的彻底流产。尽管载泽曾上奏慈禧，力劝其“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慈禧终究不敢冒险。督抚们挫败朝廷的地方官制改革后，转守为攻，竟又欲以“三权分立”改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这是载泽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的首次尝试，据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报告，载泽对此次失败表现得相当沮丧。
5、督抚们比载泽之流更懂得利用“立宪”来获取自身利益
其实，老于宦海的地方督抚们，远比血气方刚的载泽之流，更懂得如何利用“立宪”来谋取自身利益。张之洞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1906年9月以“立宪”为名的官制改革，张之洞是坚决的反对者，据张氏年谱记载，他对此事“愤懑填膺”，并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1907年7月，慈禧将权势最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和袁世凯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此时，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8月份的一次觐见慈禧的谈话中，张大声疾呼朝廷要速速立宪。对话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之洞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皇太后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之洞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有些学者对张之洞前后立场的突变感觉很迷惑。其实很好理解：1906年的官制改革要剥夺张之洞湖广总督名下的许多权力，张自然是要“愤懑填膺”；1907年张已任职中央，在同僚中的声望、资历一时无两，速行“立宪”，组阁的机会多半会落在张身上，他如何会不赞同速速“立宪”呢？
6、慈禧临终时相当后悔“允彼等立宪”
自“预备立宪”宣布后，“立宪”就成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们互相争权的重要工具。在争斗中，因为皇室受了载泽的误导，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所以常常在舆论上陷于不利。慈禧也渐渐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想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去了解“日本立宪”究竟是怎么回事。1907年曹汝霖觐见慈禧，因其曾留学日本，即被问及“日本立宪”的真相。据曹汝霖回忆：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
有些学者误读了曹汝霖与慈禧的这段对话，先是搞错了时间，说成是在1905年（曹汝霖说自己觐见慈禧时袁世凯已经从地方调入中央，如此可以肯定觐见发生在1907年7月份之后），进而判断慈禧受曹汝霖影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这样的解读，恐怕已经与史料的原意截然相反——如引文粗体所示，曹汝霖就“立宪”总结了“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可是，没有一个“中心”是属于皇权的，这与载泽所描绘的“日式立宪”截然相反，慈禧听完，“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心中所想，恐怕不是在赞赏“立宪”。
1908年初冬，慈禧去世。其对“立宪”的终极态度，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记载：“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
结语
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始于被谬论误导，终于悔恨交加。所谓的“改革诚意”究竟何在，史料里实在是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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