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曾率部投敌，为何仍被蒋介石赞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 短史记
衡阳保卫战方先觉选择降日，未能杀身成仁，令国人颇感遗憾
衡阳保卫战乃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役之一。此役，方先觉率第10军，从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守卫衡阳四十七天，战斗之惨烈，令时人动容。但方先觉未能杀身成仁，而于最后关头选择投降日军，亦颇令时人遗憾。
按当日情形，衡阳战事至8月7日，守军已弹尽粮绝。方先觉在军部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最后对敌方略。时为预备第10师政治部副主任的杨正华回忆，“方先觉身边常佩的手枪，早于一日前被跟随多年的王副官取走，以防他自杀。”①新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则说，他当日“看到方先觉装着啼哭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像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被收拾起来了……”②稍后，方先觉选择听从周庆祥建议，投降日军。
在投降以前，方先觉拟定了七项条件，包括要求日军保留第10军建制、不杀俘虏、优待受伤官兵等。他还要日军，派飞机送自己“到南京见汪精卫”。战事结束后，方先觉也对记者表示，“今后必将本人之一切，献于英明之汪主席，协力新中国之进展”③。其投敌性质，当无疑义。
在军部讨论后第二天，方先觉率周庆祥、葛先才、饶少伟等与日军谈判。日军指挥官当场拒绝了方先觉的七项条件，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方先觉表示：“服从这个要求”④，随后被任命为汪伪“先和军”军长。
需要说明的是，方先觉投降之时，衡阳防线尚未被完全攻破。日军在8月7日攻势后，“依然不得进展, 估计进攻战还需要几天时间”⑤。在这一天前后，国民政府派出的援军已至衡阳外围，给日军造成很大压力。攻陷衡阳后，日军暗自庆幸，“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的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 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⑥英帕尔一役，英军与日军激战数月，终于防守成功。
对方先觉之降日，重庆方面至晚在8月16日即已完全了解实情。当日，国军最高军事执法长官何成濬，在日记中慨然叹息道：
“方将军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蒋介石坚持赞誉方先觉为“当代军人之楷模”，令国人相当迷惑
遗憾之余，令时人更感疑惑的是，方先觉从日占区逃回重庆后，蒋介石及军令部对其非但没有处罚，反而一再嘉奖，乃至誉其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究其原因，与国民政府当日在盟国中所处之尴尬地位有很大关系。当时，不独英国一再诋毁中国所起到的抗日作用，美国亦对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失去信心，一再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为证明中国抗日之决心及中国军队之战斗力，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极为看重，且不遗余力进行国际宣传。譬如，当其“收到”方先觉等发誓“以一死报党国”的所谓“最后一电”后，立即指示发表，尽量扩大影响。
其实这个“最后一电”，颇为可疑。首先，电文没有按正常程序通过军令部，而直接发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其次，包括蒋介石等军政高层在内，至今无人见过电文原件。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最后一电”确为方先觉所发，在衡阳战局不明的情况，贸然将其发表，也欠妥当。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所言，此电一旦发表，“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 岂不遗笑于人。”⑦
徐永昌竟一语成谶。电文发表后次日，方先觉投敌的消息就相继传来。徐永昌在日记中说，“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后又“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⑧方先觉投敌一事已然确凿，但蒋介石为维护早先的宣传口径，只能无视事实，下令反驳。
其后，中国报刊遂统一口径，对方先觉投敌之事一概不予承认。至12月周庆祥、方先觉等衡阳守将先后逃回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仍赞誉这些人是“力竭被俘”，方先觉“脱敌囚而回到重庆”，“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⑨
至于如何处理归来的方先觉等人，军令部主张不再任用。但蒋介石出于将方先觉形象维护到底的目的，直接任命其为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以堵塞衡阳守将投降日军的“谣言”。
只是这种近乎自欺欺人的做法，并未能阻止“方先觉投敌”这一事实的传播。如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曾在一次会议上，指责蒋介石“功罪不分”：“若认为方先觉守城有功，则赏之尚轻；如认为降敌有罪，则不应该不罚。”⑩
在方先觉一事上，蒋介石如此“不理性”，有其必然性。国民政府抗战的总体方略是“苦撑待变”，但若无盟国援助，中国势必无法单独支撑战局。在既不能失去美国信任，又不能让出军队指挥权的情况下，蒋介石惟有希冀方先觉在衡阳击败日军，显示国军实力；蒋氏发表所谓的“方先觉最后一电”，或许亦有代立遗嘱，暗示兼勒令方先觉必须战死之用心。但结局没有按照脚本上演，蒋介石亦只能罔顾事实，继续赞誉降日归来的方先觉，乃“当代军人之楷模”。其无奈与尴尬，自可想而知。
注释
①⑩杨正华：《长沙衡阳会战中的方先觉》，《萧县抗日烽火》，2005年，第312—313页；②④饶少伟：《衡阳降日情况》，《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7、380页；③《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5日，《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⑤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19页，转引自罗玉明《方先觉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转引自自罗玉明《方先觉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⑦⑧《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91年，转引自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⑨《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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