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是伪历史 | 短史记
图：刘文辉与家人合影
文 | 谌旭彬
近年来，凡谈民国教育史，几乎必谈刘文辉的典故“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在民国政治人物中，四川军阀刘文辉，至多不过是二流人物。终其军阀生涯，除将鸦片生意做得格外红火外，于治业上实在乏善可陈。其政治立场，亦颇多可议之处。最典型者，莫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刘任西康省主席，为巩固个人割据，一再阻扰中央政府对康藏公路的勘探与修筑。浑不顾中央拟筑印藏-康藏公路，一者，乃是为增辟国际交通线以维系抗战前途——其时，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已被日军截断；二者，乃是为削弱英国在西藏的存在，强化中央对西藏的影响。①
近年来，刘文辉本该盖棺论定的政治形象，却忽然璀璨起来，成了“民国军阀重视教育”的典范。这种突变，须归功于刘在西康省主席任上的一句名言——“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被重新“发掘”。一批纪录片人整理了民国电影人孙明经1939年拍摄的一组关于西康的纪实镜头，制成影片《世纪长镜头：电影胶片的记忆》，于2004年在央视《见证》栏目连续播出。其中提到：
“也许是有意为之，孙明经拍下了一组有趣的照片：简陋的县政府和豪华的学堂。当年县长赴任时，带着刘文辉的口令：政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就地免职。”
其后，纸媒的跟进大致雷同，但在细节上变得更为具体。譬如某杂志如此写道：
“1939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摄制纪录片《西康》，他曾惊讶地发现，西康校舍大多坚固宽敞，相比之下，政府机构破烂不堪。在影片中，孙老师使用对比剪辑手法，突化了这个特点。此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图片，其中两幅颇具深意。其一是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点也不寒酸。其二是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县政府不是大楼，而是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两条长长的原木支撑着它的前脸。如果不是孙老师做了注释，今人很难相信，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机构。孙老师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②
时值“民国范儿”盛行，此类段子且有历史影像为证，更增可信度，遂流传开来，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今日，凡谈民国教育者，“县长就地正法”的段子，几成绕不开的“信史”。
该典故看似“有照片为证”，其实对照片的解读错得离谱
但“信史”不信。首先，孙明经所拍摄的照片尚在，但今人对照片的解读，却错得离谱。
先看照片“德格县小学生合影”。据县志，该校由德格县长范昌元等创设于1937年，背后的建筑物，不是什么“高大气派的校舍”，而是德格土司官寨，洛桑珍珠（邢肃芝）1938年10月在德格修行，曾遇到旧识、刘文辉部下军官“章团长”前来公干。据洛桑回忆：“章团长及其随员都寄居在德格官寨子内。官寨子范围很大，除德格县立小学外，德格县的保安团团部也设在里面，大金寺的会议也在此召开。”③
图：德格县立小学师生合影，1939年11月孙明经拍摄
再看照片“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确实，该县政府相当寒酸。但须注意的是，孙明经注明该照片拍摄于1939年11月——义敦县衙门于1918年被藏军彻底焚毁，1919年该县被撤销，直到1935年才名义上复治，1939年6月才实质性复治，该年7月，刘文辉部营长龚耕云率部到达义敦，开始修筑县政府，期间因地方实力派毛丫土司对“义敦复治采取抵制态度”，屡次发生武力冲突，直到12月，县政府才基本修造完毕，义敦复县亦正式完成④——换言之，孙明经所拍摄的这张照片，实际上只是义敦县县政府尚未修建完成时的临时办公点而已。
图二：西康省义敦县长彭勋在临时县政府前，孙明经拍摄于1939年11月
“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一语，是否是孙明经当日亲耳所闻，未能考证确切，因孙的西康之行的相关日记资料已然不存。但比对孙所拍摄的其他照片，可知此言，乃是虚语，则无可疑。下图即是孙明经1939年拍摄的西康学校与政府机构的对比图：
实际上，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并不重视教育，经费挪用严重
其次，刘文辉统治西康期间，并未对教育投入应有的关注。
自1927年统治康区，至1939年西康建省，再至1949年率部投诚，刘文辉统治西康长达20余年。虽然刘一再对外宣传如何重视“边疆教育”，但其在教育上的投入，却始终少得可怜。
学者李亦人1937年、1939年两度奉命赴康区考察并参与当地建设，于1940年撰成《西康综览》一书，概谓：建省之前，“川战连年，西康教育经费大受影响”，以1938年为例，该年西康当局拟就的“教育计划简表”中，普通教育预算仅21万元，特殊教育预算仅3.8万元。⑤再往前，情况更为恶劣。据学者杨仲华考察，“民国十六年（1927）二十四军治康以后，…… 迄今（1929） 除康定、泸定两县教育经费，由地方自筹外，所有西康师范学校，即各县经费开支，年约八千四百余元。”⑥
西康建省后，教育状况也未有大的改观。1943年，西康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向中央报告：
“本省教育经费，仅占‘省经费’总额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依三十二年预算，为五百万元）；社教经费更属微末，举本年为例，全年仅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二元四角，仅占教育经费的百分之四强，其中由中央补助者，有五千二百元，由省款补助者，为一千五百六十四元，余皆系县地方款项支给。明年度预算略有增加，惟为数甚微，一时尚难达到预期目的。”
抗战时期，一省教育经费，包括三大块：省经费、县经费、中央教育部拨经费。其中“省经费”，即每年省预算划归教育的部分。程其保该报告，实际上乃是含蓄向中央指出：西康全省实际可用教育经费，仅相当于预算中的“省经费”的25%-30%——1943年预算，“省经费”本该是500万元（查西康省财政厅官方文件《建省后之西康财政》，1943年西康全省“教育文化预算”为677万元，约占当年西康政府总支出的7.7%，与程其保所言吻合），但程能够拿到的全部教育经费，包括“县经费”、“中央教育部拨经费”在内，却不足150万元。换言之，大部分的教育经费被挪用了。所谓刘文辉重视教育，不过如此。
刘文辉玩宣传，确实算得上是民国军阀中的翘楚
一个长年挪用教育经费至巨的军阀，因留存在旧影像中的只言片语，反成后世最知名的“军阀重教”典范，“宣传”二字，功莫大焉。论宣传，刘文辉可算民国军阀之翘楚，尤其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据其自述：“抗日战争期间⋯⋯我同知识界的进步朋友，联系日益广泛，关系亦日益密切。”为营造舆论优势，刘并纠合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秘密性的政治团体”，名曰“唯民社”，“由刘文辉为社长，李相符管组织，马哲民管宣传，邵石痴管财务；社的经费由刘文辉负责筹措。”其宗旨“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作去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半月刊）、《民众时报》（日报）、《华西晚报》⋯⋯在成渝两地出版。⋯⋯此外，还在重庆办了‘文治出版社’，在成都开了‘大学书店’⋯⋯”（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具体到西康事务。1938年春，刘曾亲至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汉，热邀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赴康考察，遂有该年夏“西康科学考察团”之成立。西康1939年建省后，类似邀请尤多。据曾受邀的文化人张央回忆：“我们成立的《浅草》文学社和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学会得到了刘文辉200元钱的资助，我们一半寄去成都川大三立学会出刊三期论史说文，评论西康时政的《三立双月刊》；一半留无锡出刊了三期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怀念康区的《浅草文艺》。”所谓“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怀念康区”，正是刘之所愿。大学文学社犹在其延揽范畴之内，余者可想而知。
“县长就地正法”之说的源头孙明经，亦是影像宣传领域的佼佼者。孙当时就职的金陵大学理学院，抗战期间，长年承接宣传影片的代摄事务。据其《代摄影片章程》，除摄影机及摄影人薪金外，委托人“应担任影片材料及其他一切费用”，且影片中，一般亦不出现“经济合作机关”的名称。较知名的业务，如受长沙锦华丽湘绣公司委托，摄有《湘绣与纸伞》，受烟台仁立实业公司委托，摄有《地毯工业》，受国民政府实业部委托，摄有《竹器》等。
1939年7月，孙受邀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该团的公开资助者乃“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但考察团仅运作了三个月，即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原定10万预算已“不敷甚巨”，而中途撤回。唯孙明经“自己花钱买了五匹马，雇了一位藏族向导，带上全部器材胶片，独自踏上了甘孜之后的行程”。此举耗资之巨，自不必言。“县长就地正法”一节，正拍摄于这段时间。1942年孙明经在华西坝公映其西康系列影片，“请求重映者如雪片飞来”，其后，刘文辉亲往金陵大学电影部参观，并邀请孙明经再次入康拍摄。1944年，孙明经率团队二进西康，但并无任何影像资料传世。其时，西康之境，已遍地罂粟。⑧
注释
①谌旭彬，《中印公路：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盘算》，短史记第382期。②《军阀刘文辉：政府房子比学校好 县长就地正法》，《翻阅日历》2008年第7期。③邢肃芝（洛桑珍珠）：《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P95。④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 ， 1988，P125-126。 ⑤ 李亦人 ：《 西康综览 》， 正中书局1946 ，P149-150。⑥ 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册）》，商务印书馆1930，P174。 ⑦程其保报告西康省社会教育实施概况(1943)。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⑧曹春梅：《试析民国时期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背景》。
◎长按二维码，关注腾讯历史频道“短史记”微信公众号（微信id：tengxun_lishi），或在微信中搜索“短史记”，可以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