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公厕和马桶的蒋介石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世人皆知蒋介石“独裁”，蒋氏亦曾在日记中评述己之“独裁”，乃是“以一人治天下，以一人敌一国，以一人敌一党”。此一看似狂妄，实有悲凄之感的自评，是否中肯，又该如何理解？
身为最高统帅，连公厕的清洗规范都要管
重庆市档案馆曾公布过106道蒋介石手令，这些手令下达于1939-1944年间，全部与重庆市政直接相关。从这些手令中，可以清晰发现，蒋氏事无巨细，连马桶的清洗问题都要亲自指示。所谓“以一人治天下”，殆非虚言。试举几例如下：
1、市内车辆超载，及其具体解决办法和处罚标准，他要管
1939年3月2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命重庆市政府想办法解决市内车辆超载问题：
“重庆市内外大小汽车坐位皆有逾额过多，而以营业之小汽车为更多，且有汽车外两傍附带立人，而人力货车搭载物品过量，致车坏、路坏、人疲与延时等弊，极不经济，应特别设法限制规定，并令警兵必须熟察详知其至何程度为逾量过分，应加干涉之道。因此事甚难判别，更非切实训练不可。”
3月18日，蒋介石再次下达手令，传达自己所拟订的解决超载问题的三条办法：
“最近人力货车载重量，仍未减轻照规定办法。因一般警察无常识，恐不能实行，应另设办法，使其不能载重之道：第一、分量应再减少现定者五分之一；第二、重要出入路口准备秤磅，如见有逾量之车，令其卸下过秤；第三、过秤后如有过分之重量，一面处罚，使其过分量之货，不能再搭原车，一面必须觅保取回其原货。如第二次再犯此规，即应充公。此外另有他种简便之法，可令市府警局设计实施。”
直到1941年，还可以在蒋氏手令里看到其对重庆市内车辆超载问题的指示，并替重庆市政府拟好了具体的处罚标准：
“公共汽车与各公路所行驶之车辆，无论新旧车辆，皆应严格检查，每日有否修整与洗刷，凡破烂与污秽以及尘土久积之车辆，皆应彻底取缔，停止行驶。叉车旁不许立人附车，此皆应由市府与警察负责取缔，如有车辆旁边附带口人或站立在车旁，车应立刻令其停止行驶，并将其车辆与车夫记录。凡犯有二次以上者，应即将车辆充公，车夫充苦役可也。”（1941年 7月 8日）
“重庆市区内常见有载重过量之卡车与板车，并时见有人站立于汽车或卡车车门之外。以后此类事件皆应由警察负责取缔，至少应勒令停车改正，或将其车辆扣押，若有再犯者 ，即予其车带物一并充公；如有警察熟视无睹，不加取缔，应予惩处。希即拟具取缔办法，通饬全市警察切实执行为要 。”（1941年8月29日）
图：1941年2月，日机轰炸后的重庆街头。蒋氏认为市容整洁对维系民众抗战信心很重要，故其手令深入干涉各种细节
2、市内马车车厢污秽、马匹瘦弱，他要管
1942年 9月 24日，蒋介石向交通部长张嘉璈、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下达手令，要他们整顿市内外马车行业的问题。手令说：
“张交通部长、吴市长：市上与市外马车，最近车辆不良，而马匹疲敝瘦弱难堪。主管机关及其主管人员，为何不加注意，切实整顿；而且马夫懒惰，对于马匹调教喂养，并无定规，任令马匹终日背轭，毫无脱轭休息之时，以致马匹病弱日甚。此种事业，必须于主管机关负责讲究与时时检查教戒，方能使之持久不颓。望即切实改正，负责取缔为要。”
次年6月22日，蒋氏再度向重庆市市长贺国光下达手令，重申市内马车肮脏、马匹瘦弱的问题：
“贺市长、谭处长 (驿运管理总处)：重庆市内之马车，其车厢之污秽，御夫之褴褛以及马匹之瘦赢，殊属有玷瞻观。日前中曾令切实改正，然至今仍未见效。具征各该主管人员，苟且敷衍，奉行不力。以后倘再不将车厢保持清洁，马匹挑选精壮，与御夫穿着制服，定将先惩各该主管人员，以戒怠忽。如何整顿，并希详报。”
1943年12月14日，蒋氏再度在手令里对市内马车的搭乘人数作出了规定：
“贺市长、谭处长：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凡行驶于重庆市区内之马车，应严禁其车夫于驾驶时吸烟，一面并限定每辆马车连同车夫在内，只准搭乘五人为限，否则应严加处罚。希即照此遵限实施为要。”
3、警察的雨帽雨衣样式、公共场地的篱笆，悬挂国旗的高度，他要管
1939年3月18日，蒋介石就市内警察的雨衣雨帽样式和公共卫生的打扫规则，向市政府下达手令：
“警察雨帽，必须与雨衣联扣，不准现在之雨帽批带帽上，不成样子。又河下沿滩与山坡路傍之垃圾，应严令市政府积极清除，一面严禁附近人民乱倒垃圾，一面多指定垃圾堆积处，使人在其附近指定范围自某起至某止公共场所，由何家或由某几家负责清扫，并强制执行，清扫不净者定罚则。扫除方法，亦须规定，先由警察教导。此种办法，自当先要有准备一切实习方法，乃得实施也。”
1940年5月30日，蒋氏又就市内篱笆墙倒塌问题，向市长吴国祯下达手令：
“吴市长：市内各处倒塌之竹篱围墙，应严令其管户限期修整，如公共场地之竹篱，则应特别坚实，勿使随时倒塌。如见倒塌，应即刻修整，不得逾二日为要。”
1943年4月5日，蒋氏又通过手令，就市内国旗悬挂的高度作出具体指示：
“重庆市区街道两旁所悬国旗太低，其高度应整齐划一，以其垂下最低之旗角为准，该角必须离地面十市尺，以免阻碍行人。”
4、公厕的设置、启用、关闭，乃至马桶的清洗时限，他也要管
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就防空洞内须设置厕所等问题，下达手令给市长吴国祯，手令说：
“吴市长：本年防空，应特别周备，务使每次空袭无人死伤为标准，每防空洞设备必有坐位，且在其附近必设厕所。对于年老与幼童以及妇女三项人士，须设特别坐位与于空气较好之处。每洞必有一人主持与宣传，此可令青年团员任之，必须尽致敬老扶少、爱群互助之精神，并在防空洞内推行新生活，凡老幼妇女聚集之洞所，并设备茶水。而主持其洞者，并备简单药品，其使用药品以后，必须令其报告使用人数与分量，以免流弊。望速照此进行为要。”
7月24日，蒋氏又就防空洞内厕所的启用和关闭规则，再次下达手令给吴国祯：
“民间公共防空洞内及其厕所，近皆污臭不堪，尤其洞深处黑暗污臭更甚，应切实检查并按期派定人员(各区党政救护人员)扫除。且在解除警报以后，立即扫除、清洁，并分区派员负责检查。凡新式厕所，平时应闭锁，非警报时不开启，解除警报清扫后，应即锁闭，平时不开为要。”
蒋氏甚至还用手令规定了防空洞外马桶的清洗时限。5月30日，蒋氏下达手令：
“吴市长：防空洞外新设各厕所，其便桶应规定解除警报以后三点钟以内，必须清除洗净，各区警长负责检查，不得疏懈。市长与警察局长亦应轮流巡察，凡有不洁净、不照时刻实施者，应严加惩处。”
1942年3月23日，蒋氏又手令贺国光，就市内公共厕所的清洗规范作出具体规定：
“贺市长、唐局长：前令每保设立一公共厕所，现在有否实行，对于此等厕所之清除，应规定每日早晚两次。即责成警察督导人民实施为要。”
综而言之，在这106份手令里，大至房价、物资配给、难民救济，小至厕所设置、马桶清洗，蒋氏无不包揽。蒋氏如此重视重庆市政，固有战时陪都形象关系国际观瞻的因素在内，但手令之细碎，乃至还有“重庆市建筑与道路，必须预留装置地下电线电灯之设备为要”这般谆谆提醒市政府的手令，实不免给人一种视市政府为无知幼童尚未成年的印象。
1941年，重庆某处的地下防空洞。蒋氏手令，曾对防空洞内的厕所设置问题，有过许多非常细致的指示。
蒋氏自辩：人才太少，“所用之人，几无一如意”
蒋氏之近侍陈布雷曾讲：“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蒋氏则时常感叹：“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殊不知，这对矛盾，实互为因果。
1、军政要员们都很烦恼蒋氏事无巨细的“独裁”
蒋氏对重庆市政干预之深入、细碎，其实只是其大陆主政时期治国模式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无论事之大小，从会战部署到女学生的标准发型，蒋氏之干预实可谓无处不在。
蒋氏干预的主要手段，即“手令”。大陆时期蒋氏究竟发出过多少手令，迄今并无确切统计。据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的秋宗鼎披露，仅就其个人所见，“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蒋氏即依靠这巨量的“手令”，维系其对整个国家的治理。
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中，对蒋氏“手令”不满者甚多。1937年的忻口会战，本该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结果因蒋氏直接用手令越过阎氏指挥前线部队，导致阎氏“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蒋氏“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前线部队拿着两份命令，“不知所适，几乎全部错移其地位”，徐永昌因故在日记中指责蒋氏：“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再如，李宗仁在《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一文中说：“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跄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当然，李是蒋的政敌，其所言太过戏剧性，当有不少夸张成分，不过也可看出蒋直接用手令越级指挥，在当时是常见事。惟李宗仁乃桂系领袖，与薛岳地位不同，故敢于事先向蒋氏声明，希望其“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碍于派系，蒋氏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宗仁说：“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
虚伪应付，是国民党前线军事将领对付蒋氏“手令”的常规手段。据曾负责主管战地情报工作的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披露，豫湘桂战役期间，“黄伯韬……为了躲避蒋介石命令，早晨起来，告诉部下，如蒋介石来电话，就说军长到师部去了。电话打到师部，又说，军长到团指挥部去了。王耀武军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按兵不动的态度。一天深夜，戴笠指示传达蒋介石命令王耀武派一个加强营，攻击日军侧背，救援衡阳第十军，……王耀武复电戴笠说判断如神，实际上依然按兵不动。”
1943年，宋美龄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为抗战演讲。蒋氏日记曾谓：“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
2、蒋氏抱怨党内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
据在蒋氏侍从室工作多年的唐纵披露，1942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政总检讨时，曾有委员批评蒋氏手令太多，“各部长只知道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事务。蒋氏在会上强作辩解称：“并没有好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部长参考则有之，正式手令甚少。”稍后，蒋氏即指示多用“手启”、“手条”名目，能不用“手令”名称者则尽量不用。
这自然只是掩耳盗铃。在针对亲近之人的批评时，蒋氏另有解释。熊式辉曾当面建议他：“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必躬亲，终必自误”，并告诫蒋：“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蒋的回答则是：“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蒋氏还曾向史迪威抱怨将领们的无能：“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史迪威与蒋不睦，他的这段转述或有夸张，但蒋氏对前线将领们能力的不信任，早已透过各种手令体现得很明显。蒋氏日记中更是多有此类记载：“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学者王奇生也讲，他看蒋介石日记的一个感受是：
“蒋在30年代中年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所谓目中无人就是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例如军事上，他对任何高级将领都不放心，所以他越级亲自指挥，有时在一场战役中，他直接用电话遥控，他自己说好像亲临战场指挥一样；同时行政上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爱兼职。过去我认为他的兼职也是一种权力欲望，但现在我认为他的兼职是出自他的不放心，所以他自己兼任省长、校长、部长等职位。一般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元首，最高的首长，如果说他要追求权力欲望，他已经达到巅峰，他没必要由高往下去兼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权力欲望，而是他不放心，事必躬亲的缘故。所以我认为他独裁的状态，很大程度是他认为他手下无能无才。这也是他的一种无奈。”
1961年，蒋介石与陈诚（左）。蒋氏曾竭尽心力指导陈在修身上下功夫；陈却认为蒋推崇的王阳明“蔽于文”。
3、但重德甚于重才本是蒋氏大陆时期明确的用人标准，其抱怨实在没有道理
但严格说来，由蒋氏来抱怨党内没有人才是没有道理的。一者，蒋氏大陆主政时期的用人标准，本就一直是重德甚于重才。1933年4月23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用人之道：“绪山谓：（王）阳明用人之法，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是诚吾之药石也，中正勉之。”
败退到台湾后，蒋纬国也曾就用人标准问题，与乃父有过一番辩论。据蒋纬国回忆：
“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
所谓“那就是您”，显然系指蒋介石事无巨细，样样包揽的治国模式。
二者，党内无人，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也是蒋氏事必躬亲之“独裁”的结果，而非止是原因。以军事将领群体为例：蒋氏对他们的不信任固然有因——黄埔早期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抗战之前，亦多无大兵团作战经验，故而如丁治盘所言，蒋氏“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即便是亲信如陈诚者，亦视如未毕业之学子，时刻不忘加以指导。这种干预的后果，则如李宗仁所说，“（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蒋氏还曾对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说：“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蒋氏既如此说，下属为了不负失败责任，也往往乐得凡事无动于衷，一切静候蒋氏指示。从这个角度上讲，所谓党内无人，实是蒋氏自己一手造成。
4、事实上，蒋也知道自己管得太细，“实嫌有失体统”
蒋氏当然也知道自己连马桶的清洗时间都要管，实在是有失体统。为此，他曾多次要求各级部门接到自己手令后，不许原文使用手令向下级再次传达。譬如：1941年5月，蒋氏发觉后方食盐供应吃紧，曾向主管盐务的财政部发了一道手令，要求“后方各省食盐，对其购买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八两”。该手令被财政部全文引用，转发给各级盐务办事处，令蒋氏十分生气，随即再次给财政部下达手令，称自己的手令“多系就主要方针而言”，财政部拿到之后，“不应照录手令，以原名义照转所属，甚或竟以布告军民”，财政部的下法文件称“奉本委员长手令，后方各省食盐对购买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八两等字样，实嫌有失体统！”内心虽犹如明镜，奈何恶性循环已成，终是无力回天。
结语
蒋氏曾在日记中喟叹：“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再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既抱持此种“天下无才”的成见，他也就只好去走“以一人治天下”的“孤家寡人”之路了。
◎长按二维码，关注腾讯历史频道“短史记”微信公众号（微信id：tengxun_lishi），或在微信中搜索“短史记”，可以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