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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不是改良派,而是革命党 | 短史记

2016-10-24 谌旭彬 短史记

图:法国《小巴黎人》报画刊506号,1898年10月16日北京菜市口的刑场


文 | 谌旭彬


在谭嗣同眼里,爱新觉罗皇室乃是“客帝”“贱类”



时至今日,谭嗣同仍被教科书和各种学术著作定性为“改良派”。但他实际上是一位“革命党”,其念念不忘者,乃是推翻清廷。


1、察其言:


其代表作《仁学》,反满思想极为强烈。书中,谭氏反复回顾清军入关以来对汉人的种种暴行——“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糜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志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斥爱新觉罗为“客帝”甚至“贱类”——“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明确表示“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对“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同为湘人的谭嗣同也极为厌恶,骂他们“负天下之大罪”,指责其效命异族“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①


2、观其行:


因为“反满”,戊戌变法前,谭氏对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康有为相见恨晚,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设立南学会等新政机构及时务学堂。新政机构之中,“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时务学堂中,则有谭氏添加了按语的《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秘密散发给学生阅读。为避杀身之祸,谭氏甚至试图向外国领事买一个“英、俄之捐”作为护身符。②


3、究其因:


如果没有甲午之战清廷惨败于日本,谭嗣同不会成为一名“排满”先锋。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个人仕途也还算顺利。1889年写出《治言》一文时,25岁的谭嗣同仍是清廷坚定的拥护者。文章中,谭氏虽忧心清廷敌不过西方列强,但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西人格致之学”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驭柔服之”,即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不可变,要学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艺。③但甲午之战后,据谭氏自述,“创巨痛深”, “绕室彷徨,未知所出”。自此不敢再讲中国的“道”比西方优越;转而承认西人“民主尤为大公至正”。主张“尽变西法”。④谭氏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


图:谭嗣同


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



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是谭嗣同后世被归类为“维新派”的主要原因。但在革命党人黄中黄(章士钊)看来,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⑤欧阳予倩也有类似看法。谭氏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予倩系欧阳中鹄之孙,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的主张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⑥


黄中黄与欧阳予倩的揣摩并非毫无根据。唐才常与谭嗣同私交甚笃,排满之志亦同。据唐才质从兄长唐才常处闻知:北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人皆贺,惟谭氏“忽忽若不怿者”,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可为仇者侦知。唐才常则谓谭嗣同“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谭氏临行,与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内有“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之语,其颠覆清廷的用心也隐约可见。⑦


康党“围园杀后”之谋难产,反清志士毕永年计划远走日本。在给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氏写道:自己决心静待“引颈”而死,但仍希望毕氏能在海外为汉人觅得一块存种之地(“此行足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乎?”)。⑧可见谭氏至死,仍坚持排满立场。


不过,这一立场,在谭氏死后,却被康有为和梁启超篡改了。就义前,谭氏曾将自己所著之《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此句后被康党篡改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仁学》一书,本是谭嗣同托付给梁启超,用以“召后起”之工具,但在《清议报》刊载时,其中的“排满之激烈言论”俱被康有为指示擅行删去甚至抽版。⑨真正继承谭氏“排满革命”思想者,乃是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兴中会视谭氏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黄兴认为“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陈天华、邹容、吴樾等人,更是深受《仁学》影响而走上革命党之路。⑩


图:左,唐才常;右,毕永年。二人与谭嗣同关系极密切,均持反清的政治立场




注释

①《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P362、359、363、366。②同上,P534。③同上,P245-251。④同上,P240-241。⑤黄中黄(章士钊),《沈荩》。见《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P248。⑥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文化供应社,1948,序言。⑦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收录于《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P268-272。⑧《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P577。⑨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四年铅印本,转引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P262。⑩《清末民初对谭嗣同的评论与宣传》, 收录于:贾维,《谭嗣同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P11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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