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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只有四成德国民众认同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 短史记

2017-06-20 杨津涛 短史记

图注: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


文 | 杨津涛


德日同为二战轴心国。德国在战后完成反省,常被国人拿来与日本作比较。其实,德国完成战后反省,也至为不易。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统治二十余年。战后德国分裂,东德自居为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历史包袱;西德则在法律上继承历史上的德国,须面对纳粹这一历史问题。战后初期,在美占区还有18%的德国人“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政府能够创造强大的国家”;33%的人相信“犹太人本就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此外,在47%的人看来,“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


因此,盟国确有必要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解散纳粹组织,废除纳粹法律,逮捕纳粹罪犯。纽伦堡审判后,美、英、法三国又在各自占领区清查纳粹分子,涉及案件数百万起。但冷战爆发后,西方盟国急于建立一个稳固的德国,不愿再在非纳粹化问题上耗费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万人被定为“有严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断赦免后,至1948年5月,仅剩下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待审了。②


原本依照非纳粹化法令,1937年前参加纳粹者一概不允许在政府、企业中任职。但事实上,为维持政府运作,大批纳粹分子被恢复岗位。以1950年的符腾堡—巴登州为例,其国务部有前纳粹分子936人,非纳粹分子249人;财政部有前纳粹分子1764人,非纳粹分子不过438人。③阿登纳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当年参与起草了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1933年就加入纳粹,在希特勒政府中任职的库尔特·基辛格,甚至于1966年当上了西德总理。④


西德建立,非纳粹化行动草草结束。阿登纳对历史问题采用“实用主义”方针,既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给予犹太人赔偿,但又强调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使西德人在整个五十年代都没能反思历史,只谈论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东部领土的丧失,以及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战俘。“集体失忆”大行其道。


西德人当时还极力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用阿登纳的话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图注:纽伦堡审判现场


1959年,西德以全国中学毕业生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习的调查。调查发现,有57%的学生还没有讨论或学到纳粹历史,79%的学生没有讨论过魏玛共和国。⑤改变西德社会对纳粹历史沉默的,是60年代成为西欧潮流的学生运动。


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想知道,父辈们当初为何支持希特勒上台,又默许大屠杀的进行。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爸爸,在战争中您都做了什么’,揭开了老一辈人的伤疤,分裂了家庭”。如论者所说,“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关注确实引发了重大改变……基本上改变了西德的政治与社会”。这种改变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大屠杀的内容大幅增加。


左翼的勃兰特出任总理后,倡导“正视历史”,开始保护集中营等纳粹遗址,营建博物馆,组织纪念活动。1970年,勃兰特与波兰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随后他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谢罪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只有42%的西德人觉得勃兰特的举动是适宜的,不少人指责他是“不要祖国的家伙”。


保守党的科尔上台,即改弦易张,主张解除德国与纳粹的捆绑,回归传统,使德国走向“正常化”,德国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围绕这个论题,西德在1986年掀起一场所谓“历史学家之争”,并通过大众传媒,为公众所关注。这场争论最终以右翼史学家的失败而结束,奠定了西德人对纳粹历史的共识:“为了赎罪,有必要牢记”。


两德统一后,推行了更多反思历史的举措。如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揭幕……


纵观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前后变迁,固然与德国人的认知变化有关,但主要还在于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引导。西德建立之初,积极赔偿犹太人,是为了赢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则是为了实现西德与东欧国家的和解,从而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今天,德国已树立起勇于反省的形象,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资产。


图注: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挑选:分到右队意味着劳役,左队则被发往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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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⑤⑦周显亮:《二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非纳粹化探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②③吴琼:《战后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④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学习月刊》,2005年第7期;⑥郭力:《华沙之跪》,《世界博览》,2005年第8期。



附文

德国二战赔款概况:苏联拆尽一切

文 | 杨津涛


2015年,濒临破产的希腊政府,为摆脱危机,曾想出一条“妙计”:要德国偿还二战赔款。依照希腊方面的解释,德国尚欠希腊相当于1833亿美元的赔款。早已偿清所有战争赔款的德国,断然回绝了希腊的无理要求。那么,二战结束后,德国的赔款情形,究竟如何?


早在在对德战争中,各大盟国即分别制定了索赔计划。但由于所求不同,以至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严重分歧。苏联损失最大,希望从德国获得战后重建的资金、设备,提出要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给苏联、80亿给英美、20亿给其他战胜国。德国赔偿的一半用工业产品支付,另一半通过拆卸设备、没收德国海外资产获得。


对于苏联的提议,英国极力反对,认为这超出了德国的承受能力。丘吉尔指出,如果支付进口不能优先于支付赔偿,便意味着需要其他国家来替德国支付赔偿。如此所料,战后一段时间内,美、英不得不为占领区的食物进口买单。同时,英国也害怕过分剥削德国,会使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


美国国力雄厚,也未受到战争破坏,并不期望从德国获得大量赔偿,只是为换取苏联在其他问题上的支持,对200亿美元(文中美元都是按战前,也就是1938年的汇率计算所得)的赔款数额表示了原则性同意


其实在对德索赔政策敲定前,苏联已将德国东部的大片领土划给了波兰,那里有德国12%的可移动资产与大量存粮;而苏军所过之处,也曾大范围地拆卸设备。这两个举动无疑削弱了德国的赔偿能力,间接减少了美、英等国能获得的赔款数额。加之,美国希望将苏联挡在西占区以外,故在波茨坦会议上主张“分区赔偿”。


所谓“分区赔偿”原则,即美、英、苏三国(后加入法国)从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获得战争赔偿。苏占区面积较小,境内主要为农业与轻工业;西占区经济更为发达,拥有鲁尔区这一重工业基地。美、英为获取粮食,苏联为得到工业设备,在《波茨坦协定》中又规定,苏联可获得西占区拆卸设备的25%,其中40%无偿获取,60%使用粮食等物资交换。③


苏联最初并不同意这一原则,但美国把对德赔偿问题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绑定在了一起。只有苏联同意“分区赔偿”,美国才会在苏联边界问题上让步。由此苏联不得不接受了“分区赔偿”。


图注:战后变成废墟的柏林


战后初期,美、英、苏三国至少在削弱德国这一目的上是一致的。但随着冷战爆发,美国为防范苏联,维护欧洲安全,开始着力恢复德国经济,停止向苏联。因此在西占区,盟国要求德国给予的赔付较少。


1945年12月,包括希腊在内的18个西方盟国依照在战争中的损失,确定了在西占区获得物资赔偿的比例。他们总共从西占区获得价值5.023亿美元物资,其中美、英、法分别分获1.24 亿美元、1.06 亿美元和8700万美元。西方各国拆卸的设备不多,西占区的生产能力仅因此下降了8%。此外,包括美国抢走的专利、商标、科学家等“智力赔偿”,西方国家从德国获得的赔偿,大约相当于51.5亿~64.4亿美元。


相比之下,苏联在占领区的拆卸规模,远大于美、英等国。他们把“凡是能拆走的都拆走了——管道设备、铁轨、电话机和交换机、汽车、室内发电站、有轨电车、机床,乃至整座工厂”。苏联官方称,从苏占区拆迁企业676家;西方学者算上部分被拆迁的企业,这个数字能达到1367~2033家。⑤


统计显示,德国苏占区在1946年的生产水平比两年前下降了75%,生产能力仅相当于1936 年的55%。这种结果的出现,1/4是因战争破坏,3/4则源于苏联的大肆拆卸。⑥民主德国建立后,苏联继续用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从民主德国获取化工等工业产品。


1950年5月,苏联宣布已获得36.58亿美元赔偿,同时将100亿美元的赔偿总额减少到68.29亿,要求东德以后每年偿还2.11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包括苏联从苏占区获得的所谓“战利品”——从1944年起,苏联即以掠夺“战利品”的名义,从德国没收了大批财产,以及数以十万计的技术工人。如果加上这些,苏联至1953年所获赔偿可能有171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在雅尔塔会议时要求的赔款数额。⑦以至当时有评论称:“西德人是幸运的,是东德人替希特勒承担了所有战争罪责。”


1952年5月,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签订《波恩条约》,结束美、英、法三国的军事占领(柏林除外),停止拆卸,免除联邦德国的所有赔偿义务。为不给西方留下贪得无厌的印象,同时避免因过分剥削,引发民主德国的更大骚乱,苏联在1953年也宣布放弃对民主德国的一切赔偿要求。⑧


德国的赔偿行动并未就此结束。除了给四大占领国外,截至1986年,联邦德国还给以色列犹太人赔款900亿马克,给东欧12国10亿马克。至于早已自巴黎赔偿会议上拿到了战争赔偿的希腊,2015年再度对德国提出“赔偿”要求,除制造国际话题应付国内困境外,并无其他实际意义。


图注:一名苏军士兵在试图抢夺德国妇女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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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⑤⑧孙文沛:《二战后德国赔偿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10年;③田小惠:《试析战后德国战败赔偿政策》,《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④⑥⑦杨德利:《关于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德国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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