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乞丐，去世后的百年命运浮沉 | 短史记
左，聊城武训祠堂之武训半身塑像；右，赵丹在电影中塑造的武训形象
编者按：这是2016年武训去世120周年时写的一篇稿子。有朋友留言询问有无武训的相关文章，故再发一下。文后另附一篇当年关于武训风波的史料。
文 | 谌旭彬
1896年夏，乞丐武训去世，至今已整整120年。
生前事
武训乃山东堂邑柳林镇武家庄人，1838年生于贫苦之家，幼年丧父。佣工、行乞三十余年，不娶妻室，不讲享受，积资办了三所义学。山东巡抚袁树勋说他“自恨不读书、不识字”，发誓“必教人人读书识字”。当地士绅杨树坊等人，说他患有“义学症”，心心念念只在办学，挑担、拉车、推磨、杂耍、说媒、讨饭……无所不做；攒下钱来，或拿去跪请士绅替他放贷生利，或拿去买田置地。
49岁那年，武训已购置田产230余亩，积资2800余吊。次年，求得当地士绅之助，武训耗资4378吊（不足部分由士绅捐助），并以田产充当义学运营之资，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义学之田契，武训署名“义学正”而非本名，旨在防止自己死后田产落入亲族之手。1890年，武训在馆陶县参与创办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临清县创办第三所义学。同年夏，武训去世，享年58岁，无余财，送葬者万人。《清史稿》里说他临终之时，“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①
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乘坐吉普车下乡“调查”
身后名
武训生前，远不如死后有名。
1909年，为推动新学制改革，激励地方士绅办学，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朝廷将其义举载入史册。
北洋时代，其事迹被编入《清史稿》，开正史为乞丐立传之先例。梁启超、蔡元培等，亦撰文称颂其德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亲笔题写了《武训先生传赞》，表彰其“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武训事迹进入各种教科书；民间则有陶行知等教育大家不遗余力倡导“武训精神”，自1942年起，年年广聚名流，举办武训纪念会。②
1950年，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拍摄完成。公映前，孙瑜携影片至中南海送审，观影者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胡乔木等百余人。据孙瑜回忆：
“大厅里反映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同志微笑着从老远的坐间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电影放完后，周总理和胡乔木同志没有在大厅里提多少意见。”
公映后，该片也备受好评，被《大众电影》评为1950年十佳电影。③
但好景不长。
1951年3月，《武训传》被指歌颂“改良主义”，沦为被批判的典型。
4月，事态升级，江青在文化部会议上点名该片：
“看了《武训传》生气。……学校无贫雇农。……替统治阶级服务，收租三四十年，职业叫花子，繁华地方走。……武训非我们传统。……《武训传》歪曲现实，歪曲传统。”
5月20日，事态再升级，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彻底否定武训：
“像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稍后，江青以“李进”之化名，率“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实地 “调查”，并于7月底在人民日报上刊文《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性为一个以兴学为掩护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④
在此之前，7月7日，华北局宣传部已作出决议，全面清理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建筑，惟保留武训墓与墓碑。⑤至1966年，义学遗址被摧毁，武训墓亦被发掘分尸。⑥
红卫兵小报刊登批判武训的文章和漫画
“限于地方范围内”恢复名誉
武训是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吗？当然不是。《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有太多的强词夺理。比如，“调查记”评价武训购置田产，是这样说的：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30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⑦
每次买地的量都很小，恰恰证明武训是个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累财富进行投资的底层低收入者。“调查记”说这证明了武训的“残酷”，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类似诡辩甚多，此不赘述。
武训再次获得肯定，已是80年代中期。
1983年万里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第一次释放出武训可以平反的信息：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武训）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
1985年，曾深度参与1951年武训批判运动的胡乔木，在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承认：
“当时这种（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1986年，平反进入实质操作阶段。4月29日，国务院批复山东方面：
“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请遵照乔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处理。”⑧
武训的个人名誉“限于地方范围内”得到了平反。
至于电影《武训传》，2012年出版的《党史》二卷中的评价仍有所保留：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批判存在着片面、粗暴和上纲上线过高的情况，没有能够真正运用学术争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⑨
左，电影《武训传》海报；这部新中国第一禁片，至2012年3月才正式解禁。右，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
……………
注释
①武训生平，可参见：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一部分“武训生平及兴学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P03-448。②参见：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二部分“解放前对武训的评价”，P449-582。但该书未能收录蒋介石的题词。③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收录于《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P107。④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月20日人民日报之社论，乃胡乔木起草，毛泽东改定（P343）。《武训历史调查记》亦由毛泽东加写改定，涉及文字2700余字（P381）。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P372。⑥武成广，《也谈武训墓遭劫记》。⑦《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一九五一年七月），收录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1.1--1951.12) 》，P402。⑧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P185-189。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P45。
附文
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一部分）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成的。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而主要是用了证的财产办成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成立于一八八九年，即光绪十五年，这个年代，和以前一些关于武训的著作的说法不同，我们是根据现存于杨二庄的两块石碑上的记载。临清镇御史巷“义塾”成立的那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年，即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经过调查，我们认为，三所学校的性质是一样的，那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但“崇贤义塾”是最典型的一所，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因为“崇贤义塾”是武训的第一所学校，而武训在这所学校成立的第九个年头才死去，无疑的，他在这所学校上用的心计是特别多些。柳林镇位于堂邑县的西北部，距堂邑城和临清城均为四十余里，是一个较堂邑县城还要大些的集镇。
根据我们调查的材料看来，柳林镇这所学校，无论是在学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师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对于劳动人民说来，都称得起是一所不义之学。
武训学校的不义的性质，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他们宣传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而目前的武训宣传者们，例如研究武训七、八年之久，并亲自到堂邑调查过的孙瑜；聊城（距堂邑四十五里）人氏，自称研究和调查武训将近二十年的李士钊，却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是否他自己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民萧振禄（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为了彻底查清武训学校的内幕，我们访问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记忆得最清楚、讲说得最详细的，是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他崇拜武训，称赞“义学”，可是他肯说老实话，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这位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的老人，还笑迷迷地对我们说：“武训还做过我的媒人哪！”他告诉我们，“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他那一班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因为年代太久，他只记得起三十四人。这三十四人当中，就有二十三人进了学（秀才），一人中了举。下面这份经班学生调查表，主要是根据倪瞻云的述说，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列出来的。
表1 武训“崇贤义塾”经班学生调查表（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
(图片较长可能显示不完整，可点击图片放大阅读，下同)
上表所称外课生，是指不住在学校的学生，他们把文章作好送请学校老师去修改。
根据要能做“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倪瞻云说：崔准、顾仲安、滕绣封等，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先生，他们不管到那儿去教书，身边总是跟着一批学生。所谓“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正是跟着老师来的或者慕老师之名而来的程度很高的学生，其中许多已经是秀才。教师的情况，看下表便知：
表2 武训“崇贤义塾”经班教师调查表（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八年）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成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柳林镇人，过去是贫农，土地改革分到六亩地）对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七十二岁的韩祝龄（柳林镇人，中农）说：“义学不收学费，可是要给老师送礼，每年端午、中秋两大节，每节四百钱。那时候，三百钱一斗高粱，四百钱一斗小米。”韩祝龄是个中农，于一八九五年在蒙班读过书，后因送不起节礼挨打而退学。他说他那一班有二十来个学生，他只能记起十五个。下面这个表，主要是根据他的述说。
表3 武训“崇贤义塾”蒙班学生调查表（一八九五年）
以上的学生，除了武鲁林和武芳林是武庄人而外，余皆柳林镇人。
上表证明，蒙班学生中只有一个贫农，三个中农和一个卖火烧的外来户，算是劳动人民，其余都是柳林镇上的商人和比较有钱的人家。
关于蒙班的教师，据韩祝龄说，他的老师叫张丹初，是个秀才。一年以后他退了学，就不知这个学校里的情形了。另一个叫李金铎，也是个秀才，是杨光汉（柳林镇人，杨树坊之孙，被斗地主，七十岁）说的。张丹初教了一年（一八九五年），李金铎教了三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武训学校的首事人，就可以看出一个堂邑、馆陶、临清等县的豪绅地主们的凶恶阵营。我们在柳林镇武训师范学校里的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单，共有四十一人。群众告诉我们，其中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他因为常年替武训催租、讨债做跑腿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就是这样一批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家伙，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现在尚被堂邑县劳动人民所痛恨的杨树坊（柳林镇人，岁贡生，恶霸地主，民团团长，于一九○○年死去），就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他死后，他的儿孙一直把持这所学校。杨树坊就是打宋景诗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杨鸣谦（柳林“永清团”团长）的亲侄。杨鸣谦被宋景诗打死以后，没有多久，杨树坊就做了“永清团”的团长。在宋景诗失败的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已经三十七岁，武训则是二十五岁。武训之被他赏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杨家当时是堂邑县劳动人民的死敌。被他们直接、间接屠杀的人民不知有多少，他们把小刘贯庄（柳林镇以西约十里，宋景诗的家）全平了，劳动人民永远记着这个血海深仇。从宋景诗起义的那年（一八六○年）算起，到现在已有九十一年，可是，堂邑的劳动人民尚能详细而生动地述说这段历史。这并不仅是表示着他们对于英雄们的怀念与歌颂，而且也表示了要他们的儿孙别忘记这个仇恨！八十一岁的王立成（小刘贯庄人，贫农），讲到宋景诗的老娘被钉死在东昌府（聊城）的城门上的时候，难过得讲不下去了。杨树坊是一个极狡猾的家伙，他明白单靠武力不行，还得做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就成了他欺骗人民的良好工具。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的债利和地租，这些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刮来的。此外，还有武训依仗杨树坊的势力“到处磕头，不给不行”（郭继武）强迫募捐的部分。但在劳动力和建筑材料方面，却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假“为贫寒”之名，强迫各村派车、派人。郭继武说：“当时是要俺们大村多派，小村少派，有车的出车，有牲口的出牲口，没有车和牲口的就得出人，不来不行！俺家穷的上顿接不上下顿，还叫俺去搬了几天砖瓦。”杨树坊就是这样一个两手涂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并且强迫劳动人民出力修“义学”的“开明士绅”！
表4 从石碑上抄下的“崇贤义塾”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单
上面这个名单是从碑上一字不易地照抄的。娄峻岭列在第一名，实际上主持学校的杨树坊列在第二名，是因为娄峻岭是武进士，“功名”比杨树坊为高的缘故。第三名赵壁光，就是在武训的疏族武昌达控告杨家霸占学校后，由官厅任为该校两名“帮理”之一，是另一派地主的首领。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只有那些毫无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是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武训宣传者们，例如孙瑜和李士钊，才硬说地主子弟、商人子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硬把一批恶霸地主和坚决反革命分子装扮成“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说这些人也愿意为劳动人民开办学校；硬给武训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个反动派说成一个革命派；这种种，如果不是有意的造谣欺骗，就是思想上的极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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