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跑去延安，有什么目的？ | 短史记
图注：1944年，美军观察团成员约翰·谢伟思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合影
文 | 谌旭彬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又称“迪克西(Dixie)使团”）进驻延安，是抗战末期关涉中国内部政局的一件大事。①
不过，迄今为止，关于美军观察组为什么要去延安这个问题，仍难有定论。
简单说来，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较为传统的意见认为，美军观察组此行，旨在了解八路军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如胡乔木的看法是：
“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当时出现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二是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产生了观察组。”②。
另一种比较“另类”的意见则认为，“观察组的最终决定权……是在华盛顿最高决策层罗斯福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手中”，“以罗斯福为首的JCS”是“派出这支观察组的几乎唯一决策者”，“罗斯福的目的是相当具体的，就是为具有战略意义的B-29远程轰炸收集情报。”③
这两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流传极广，但就情理而言，后一种更为接近事实真相。
首先，美军观察组内部非常复杂，每个成员都代表着不同的部门利益，有着相对独立的使命。
譬如，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两人，大致充当着史迪威的代言人；包瑞德（David D.Barrett）来自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局G-2；彼得金（Wiber J.Peterkin）来自战略情报局OSS，美国海军情报局、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航空队（B-29轰炸机队），也都在观察组里有自己的成员。④
以“不信任国民党”、“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为由，主张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员，只是是谢伟思、戴维斯等少数人的意见，并不足以代表整个观察团。
其次，谢伟思、戴维斯等人，自1942年起，不间断地游说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要求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员；周恩来也自1942年起，不间断向美国来华的军政界人士发出访问延安的邀请。⑤但这些游说和邀请全都石沉大海。
直到1944年2月份，罗斯福才正式请求蒋介石允许 “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至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⑥
当蒋表现出消极抵制的立场后，罗斯福不惜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专门处理此事，华莱士最终赖以说服蒋介石同意的理由，则是美国陆军情报组需要进驻华北收集情报，以拯救美国飞行员的生命；驻扎在成都的B-29轰炸机队特别需要得到敌军情报及西北、华北的气象资料的支持。并明确向蒋承诺：“美军对共党并无任何兴趣”。⑦
图注：左起：Navy Lt. Herbert Hitch，Ray Ludden（雷·卢登）， Col. Barrett（包瑞德），周恩来， John Service（谢伟思），1944年7月在延安合影
换言之，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并不意味着美国军政高层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仅仅出于“马特霍恩计划”的现实需要。正如李梅（Curtis Emerson LeMay）将军后来所承认的那般：
“气象预测是在空袭日本时最欠缺的部分，日本气象报告外面看不到，苏联也拒绝提供任何气象资讯。倒是我派驻在中国西北部毛泽东军部的人，提供我一些气象报告。”
不过，初衷虽然如此，但就效果而言，八路军确实因观察组的到来，而更多地为国际社会所知。
曾担任观察组负责人的包瑞德上校回忆说：
“我在赴延安的迪克西使团服役期间，写了许多有关军事方面的报道。有关政治方面的报道被约翰·谢伟思和雷·卢登包了。在报道中，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写出上峰要求我写的情报要点。……我尤其尽可能地注意估计共军的力量。……对于他们在过去战争中努力建立的功绩，我给予了最公平的总评价。……对于这一点，我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⑧
包瑞德上校的军事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的关于八路军抗日战绩的记载：
“在七年当中，共产党人牵制了日本在华兵力的很大一部份。在七年当中，共产党人成功地保卫了华北的许多地区，多次反击了日本人精心组织的进攻。”“中共军队最急需的是军火装备，如象火箭筒那样的可携带式武器，通讯设备，以及医药。”“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外,共产党还拥有1850000名民兵，这些都能成为游击战士。”“共产党正牵制着二十一个师的日本军队。第十八集团军一年当中进行了23000次作战，打死日军65000人、伪军80000人，俘虏日军300人、伪军59000人，共缴获51000枝步枪，626挺机关枪。共产党部队的损失是11000人牺牲，18000人受伤。同一年中，新四军作战5000次，击毙日伪军共53000人，俘虏14000人，缴获步枪34000枝、机关枪376挺。新四军的损失为8000人死亡，9000人负伤。共产党军队的死亡率相对于受伤者来说是很高的，这是因为，救护与医疗工作实际上都处于极困难的境地。”⑨
让包瑞德上校不太开心的是，“我们的军事观察组认为，上述数字中，日军伤亡的部分有点夸大。”
图注：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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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曾评价道：“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469。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P78。③胡越英，《二战后期美国马特霍恩（Operation Matterhorn）计划研究》，博士论文，P41-44。④同上，P82-88。⑤王建朗/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P206-211。⑥罗斯福致蒋介石，1944年2月10日，《战时外交》第1卷，P163。⑦参见：胡越英，《二战后期美国马特霍恩（Operation Matterhorn）计划研究》，博士论文，P36-38。周勇、周昌文，《70年后的再研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一种未经证实的猜测是：谢伟思、戴维斯等“亲共人士”被允许编入观察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于消减来自延安的敌意。⑧（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济南出版社，2006，P50。⑨吴景平/翻译，《美国军事观察组发自延安的报告概要》，《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6期。上述文字，系美国财政部官员对包瑞德的军事报告所作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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