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顾城：他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 | 短史记
图：诗人顾城
文 | 谌旭彬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奇异的存在，舆论对他总是“不忍责备”。24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此种暴戾，当年的媒体极少苛责，以至于谢烨之母曾发出不平之悲鸣：
“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明明是一件残酷的血淋淋的凶杀案，却弄出‘水仙子’、‘女儿国’、‘绝唱’什么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来！……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
时过境迁20余年后，不得不承认，谢烨母亲的控诉依然是对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嘈杂的悼念、追思声中，“不忍责备”者始终占据主流——譬如某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撰文感叹：
“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所谓“更诗人”，大约正是舆论20余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之一。
“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但顾城有自己的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种看似带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表述，使人胆战心惊——在“自我牺牲”的表象下，诗人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极度冷漠，和对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同样清晰可见。
与顾城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诗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从顾彬的这两段回忆里，已不难窥见顾城夫妇的凄惨结局。一方面，顾城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充当自己虚构的理想世界的代言人。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离开了谢烨，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创作也无法继续；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
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 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顾城曾经说，谢烨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但顾城后来确实另有了“英子”，谢烨据说也另有了一位“大鱼”。谢烨更曾主动把英子接到激流岛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种纠纷，曾被当年媒体爆炒，但其内在逻辑，始终模糊不清。时隔多年，反观这段情感纠纷，实可清晰看到：谢烨终究无法满足诗人分裂的需求，既扮演世俗之保姆，又充当诗人理想中不食人间烟火之女神。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谢烨写道：
“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真不该闹什么事业的。人间事对我来说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笔者注：顾城夫妇的孩子），事业是可笑的。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
谢烨是个好人，一度“好”到愿意主动与“英子”分享顾城，在“英子”视顾城为神经病弃之而去后，谢烨甚至还曾做过说客，尝试使二人和好。谢烨为什么这么做？顾彬的判断是对的，谢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英子）”，是为了让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的缘故，夫妻二人常常爆发尖锐冲突，顾城甚至曾“威胁说要伤害他（孩子）”。顾城曾多次殴打谢烨，殴打的肇因，谢烨不说，身边亲友也无从得知，但伤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见到过。但当谢烨终于决定终止这段婚姻时，顾城终于不得不从“暴君”的位置上走下来，以一种乞求的姿态尝试挽回，他精神世界里的“英子”已经消失，断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所以，在顾城姐姐顾乡的采访记录里，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情景：
“顾城最后和谢烨每天写孩子。写到最后，就是星期四晚上，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伤心得受不了。然后他就说他再也不写了，就停止了，就不写这个东西了。……就是顾城说，谢烨给他打字（电脑打字）。他就是说得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吧，说得进入一个气氛……然后就是特别可怜，然后星期四晚上之后，他就觉得不行了，他太伤心了！好像又都回去了，本来他以为他能把什么都度过去，结果有度不过去的感觉。他就不写了，他说写东西太可恶了，走火入魔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有一个事情，就是谢烨有一个朋友，今天已经到了。他就特别紧张。顾城就想他能度过去。然后他就想他怎么才能度过去。觉得他跟谢烨那么习惯，就好像最后一个晚上，他觉得谢烨又全回去了，觉得到处都是谢烨。然后——这又加上了我的一些想法。其实——就是……他就想呵，离婚，他说办离婚，离婚之后，他就觉得谢烨就离开他了。他说这样心理上好像也有一个支持，好像自己也能鼓励自己一下，就能把这个事情度过去。可是这个离婚，他们一直在办。就说办离婚，谢烨的感情也特别摇晃，她一会儿觉得写东西、说好的时候就特别好，但是一到具体生活间，就又受不了。她也摇晃。……然后，这样星期五上午，他说他好了。然后他就说他要学驾驶。然后他不是已经开始学驾驶了吗？他说学驾驶，等到离婚以后，他就可以不见谢烨，自己开车去接孩子。过去他都不做这些事，全是谢烨给他做。他做的都不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事他都不做。……然后星期五上午他就读交通规则，……那天下午，就出事了。”
一个忍心长期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的父亲，一个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门时给孩子准备的奶糕抢吃掉的父亲，在那场家庭惨剧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写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无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对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这段行将崩溃的婚姻——顾城自己也说，这次写作，是为了最后给一本书让谢烨“出气”。但终于，失控的诗人，还是把谢烨打了，用顾乡的说法：“没打死，就打了，打了——顾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谢烨送到医院救也没救成。”
反省顾城之死，当然不是为了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勾勒一场某著名诗人的“桃色家庭纠纷”始末。当诗人因岳母劝妻子去上学，而把一碗面条兜头泼到岳母头上，那时刻，这个家庭已注定只能悲剧收场，只是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收场会如此惨烈罢了。真正吊诡而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一个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样句子的“童话诗人”，一个在诗歌中孜孜于传达“本真”、传达美与爱的人，何以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别人的噩梦？
顾彬也有类似的疑问。在与顾城夫妇的交往中，他常听到顾城的抱怨：“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当噩耗传来，顾彬很疑惑：“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
顾彬的疑惑并不完整。诗人并非“不能给予爱”，只是他的爱，大都给了自己所营造的抽象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近代历史中，已有无数伟大的历史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这样的矛盾理念，招致万民涂炭；顾城不是手操天下权的伟人，造不成万民涂炭，但他是谢烨的噩梦。他把太多的爱灌注在自己用诗歌构筑起来的抽象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却只是一个自私的爱无能患者。
海子自杀后，王家新曾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言辞间有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体认。顾城的死，大约也可以如此理解。作为反抗“文革暴力美学”的先锋，朦胧诗一代有着与上一代人迥异的美与爱的追求——顾城之父顾工，也是诗人，曾写过文章《两代人》，沉痛谈及父子两代在诗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但世间事往往如此吊诡：反叛者与旧时代立场虽然相反，但思维逻辑却常常惊人地一致。这一点，在“文革”后 53 28643 53 15288 0 0 2448 0 0:00:11 0:00:06 0:00:05 2598 53 28643 53 15288 0 0 2293 0 0:00:12 0:00:06 0:00:06 3368乱反正的历史陈述中，已有相当充分的展示，所谓80年代的“思想解放”，对许多人来说，往往只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却没有解放获取结论的思维逻辑。以此反观朦胧诗一代，其实也大致如此，宏大词汇看似已从他们的意象中消失，但建筑在新意象基础上的诗歌王国，却依然是现实具体生活的对立物。
在自己构筑的抽象世界里，顾城是爱与美最重视的传道者；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却成了别人的暴君与噩梦。事后追溯，此种结局其实早有端倪。比如，在接受访谈时，顾城曾如此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理解：
“人们看毛泽东没有原则，实际上他恰恰合了这么一种东西，叫作‘无所驻处是真心’ 。但这种无处停留呵，如果你要没有一个真强的本性的话，一下你就落入空空之境了，这空空之境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一下就一片黑暗了。可是作为佛教来讲，它还有另外一重生生之境，这生生之境就源自本性。实际上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很少有的，依然按本性生活的政治首领。有一个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候的镜头，那镜头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笑得跟菩萨似的，挥动着他的帽子；然后红卫兵挤进金水桥里忽然都不走了，一个劲儿地喊万岁，就不走了；毛泽东顿时就有了个表情，特别的不耐烦，他把帽子这样，向下使劲儿地挥，那意思是让你们快走；那个样子简直像赶苍蝇一样。我想他对整个文化革命的态度，从此也就看得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是否真的对红卫兵“一个劲儿地喊万岁”感到“特别的不耐烦”，他挥帽子是不是如顾城所言，“那意思是让你们快走；那个样子简直像赶苍蝇一样”？此处不论。但顾城如此理解毛泽东，实可视为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映射。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很少有的，依然按本性生活的政治首领”，他自己也同样顽固地坚持想要生活在用诗歌构筑起来的理想世界里，并必欲将身边的妻子、情人全都卷入这一理想世界；他把毛泽东向现实世界具体的红卫兵挥帽子解读成“简直像赶苍蝇一样”，其实是因为他对现实具体生活的痛恨，在毛泽东的动作里找到了共鸣。他摆脱了宏大词汇，但他没有摆脱宏大词汇构筑的思维逻辑，他依然是一个“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的爱无能患者。
“生活即信仰”。当顾城无法让抽象之信仰与具体之生活达成和解时，他代表抽象之信仰，举起了斧头，劈向了代表具体之生活的妻子。他很清楚，妻子的离去，将使他在具体之生活面前寸步难行，抽象之信仰，亦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绝境。他是时代的病人，他没有能力治愈自己。
本文写于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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