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清廷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了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1、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2：“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3：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譬如慈禧与恭亲王）。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士绅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他们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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