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吹捧的“瓷母”，不配称为国宝 | 短史记
图：有“瓷母”之称的“各色釉大瓶”
文 | 杨津涛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自开播以来，以其所选取的珍贵文物、新颖形式和众多明星，收获观众颇多好评。
通过综艺的形式推广文博知识，确是极好的尝试。不过，在文物的选取及解读上，仍存在不少问题。“瓷母”就是其中的一例。
徒有虚名的“瓷母”
1、工艺成功率极低，严重依赖偶然性
在《国家宝藏》第一期中，故宫博物院选送了有“瓷母”之称的“各色釉大瓶”。
该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瓶身纹饰繁复，“将红釉、青釉、钧釉、各釉、窑变等几种颜色釉和釉下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等不同的彩绘集中装饰于一身”，其使用的16道纹饰和17种釉彩，囊括了历代的瓷器烧造技法，被认为是中国工艺最复杂的瓷器。①
按照节目中的介绍，“各色釉大瓶”每一种釉层烧制成功的平均概率是70%，那整体成功率就是70%的17次方，约0.23%，即：仅考虑釉彩一项，窑工就至少要烧制500次，才有可能烧制成一件“各色釉大瓶”。②
传世的“瓷母”只有两件。一件在故宫博物院，另一件2014年以1.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被某内地买家拍下。由于其烧制极度依赖偶然性，并没有形成可控的工艺技术，今人除非如当年的皇室那般兴师动众大耗民脂民膏，否则很难仿制。
也就是说，烧制“各色釉大瓶”使用的，都是前代已有的制瓷技法，然后依赖极其之低的偶然性，并没有总结出什么成熟的烧制经验。亦即，“瓷母”不能证明中国的制瓷工艺如何如何高超——判定一种烧制水平的高下，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这种工艺是否在技术上有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出的样式能否支撑产品的批量生产。依赖极低的偶然性，烧制出一两只“各色釉大瓶”，在制瓷工艺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节目称赞这件瓷瓶“反映了清代国力昌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自信”——严重依赖偶然性而成，技术从未被总结出来供后人复制的“瓷母”，何来“自信”可言呢？
什么样的工艺，才能被视作有代表性呢？仍以瓷器为例，晚唐时期专供皇室使用的“秘色瓷”，釉色晶莹、清澈碧绿，烧制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仅法门寺即出土了14件。这说明“秘色瓷”在当时可以批量生产，其工艺已经成熟。
图：节目将“瓷母”对偶然性的高度依赖当成“亮点”进行介绍
2、没有艺术性可言，代表的只是乾隆朝粗暴的权力美学
同时，“瓷母”本身也无艺术性可言。收藏家马未都曾经在博客撰文称：
“这类瓷母不宜提倡，各门类釉彩优缺点淹没其中，好不显好，坏不显怀。这是艺术之大忌，艺术无需搞平衡，艺术强调个性。”
对于“瓷母”真正的历史涵义，马未都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这个风范是清乾隆鼎盛期的华丽奢侈，无所不用其极，以文化的强势忽略美学的含蓄，注重表而不注重里；这个心态是炫耀，以我朝之力达到古人未曾有过的高度……”
也就是说，这个大瓷瓶，反映的只是乾隆朝粗暴的权力美学。
有意思的是，节目中，演员王凯扮演的“乾隆”，也有这样一句台词：
“我就是在炫，我炫的是景德镇的匠人，我炫的是大清的盛世。”
深陷在“偶然性依赖”的泥坑中的景德镇匠人，如果听见这话，大概死一百次的心都有了吧。
图：“瓷母”各釉层的扼要说明
肆意挥霍民脂民膏
1、大量烧钱，是乾隆朝“瓷器盛世”的基础
这件“各色釉大瓶”出现在乾隆时期，有其必然性。
因为只有像乾隆皇帝那样，为得到符合自己个人审美的瓷瓶，完全不计成本地耗费民脂民膏，才有可能制成此瓶。
雍正时期，御窑的花费“岁不过八千余两”。乾隆即位后，这项开支急剧增加，仅乾隆二年即花销二万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受乾隆厚待，兼管九江关，一年能拿到的养廉银超过一万两。为满足个人的审美喜好，乾隆多次 50 30490 50 15232 0 0 1650 0 0:00:18 0:00:09 0:00:09 2815旨要求唐英烧制新式瓷瓶。
唐英为乾隆发明出了“玲珑瓶”。所谓“玲珑瓶”，包括转心瓶、转颈瓶和交泰瓶。大体来说，此种瓶由内外两个套叠在一起的瓶身组成，转动外瓶，就能通过镂空看到内瓶图案的变化，犹若“走马灯”，设计相当巧妙。③
烧制这种玲珑瓶耗时费力。不仅要控制好温度、釉色，还必须计算好镂空尺寸，稍有差错即告报废。乾隆二十二年，“洋彩旋转瓶”在押运进京途中，不小心被磕坏两处，负责押运的官员被“重则四十板，罚钱粮一年”，可见玲珑瓶之难得。④
故乾隆中期之后，此类玲珑瓶再未出现过。
宫中用的普通瓷瓶，也同样所耗不菲。宫中只接受烧制完好的“上色”瓷器，略有瑕疵的“下色”瓷器，即被降价处理，产生了很多浪费。比如，烧制“天青釉四方象耳瓶”，“共造过胚胎五十六件，上色十件，次色三十四件，破损十二件”，也就是83%的淘汰率；又如烧制“娇黄暗龙中碗”，“共造过胚胎三十二件，上色十二件，次色十一件”，亦即63%的淘汰率。要知道，这还只是宫中所用普通瓷器。⑤
乾隆朝中前期，宫中对瓷器的需求量极大。如乾隆三年就往宫中运了“上色”瓷器9375件——参考上述淘汰率，仅这一批“上色”瓷器所耗费的民脂民膏，已可谓令人咋舌。到了晚年，乾隆对于瓷器的热情消退，又常将新烧制的“上色”瓷器随手赏赐给皇子、公主及阿桂、和珅、福康安等大臣，或直接要求拿到市场上“变价出售”。⑥
图：清乾隆粉彩暗八仙镂空转心瓶
2、御窑瓷器的“水准”，与民脂民膏的消耗呈正相关
嘉庆、道光即位后，无力维持乾隆年间对瓷器的巨额投入，拨给御窑的经费，骤减至每年2500两。咸丰年间御窑产量更少，太平军攻陷景德镇后，御窑停产。同治大婚时，要求御窑赶制瓷器，“共一万零七十二件，均烧制粗糙，不堪应用”。
光绪时期，慈禧喜好瓷器，前后“共用去白银二十万两之巨”。民脂民膏的大规模进场，让御窑瓷器恢复了“应有的水平”，重现了乾隆时期使用的刻瓷装饰，还发明了荷叶式盖罐、牡丹吸杯等新品。⑦
略言之，清朝御窑瓷器的“生产水平”，与民脂民膏的投入呈正相关关系。乾隆朝“瓷母”这类“国宝”，还是少一些的好。
图：节目中的“乾隆”及其台词
注释
①李文跃：《景德镇粉彩形成的原因及发展》，《景德镇瓷器》1999年第84、85期；②《国家宝藏》第一集，中央电视台第三套；③叶佩兰：《从故宫藏品看乾隆时期“唐窑”的新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④⑤傅育红：《烧造瓷器章程制定后御窑烧造经费的核消》，《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⑥⑦刘庆：《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及文化传承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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