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中的大侠，为什么让人觉得恶心？ | 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侠”，古人在不同时期，有着大相径庭的阐释。韩非、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以武犯禁”、“不轨于正义”，是一股体制外的力量。到了清代，侠义小说中的展昭、黄天霸这类侠客，却变为“以武护法”协助朝廷消灭绿林的体制中人，完全丧失了桀骜不驯的游侠本性。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侠客在清代小说中的沦为“朝廷鹰犬”，乃至面目可憎呢？
清代小说中的“侠”，往往也是奴才
传统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清代合流，成为“侠义公案小说”。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
它们的特点，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这些小说中的侠客，通过追随某一位清官，为朝廷办案立功，获封官职。①
以下几个例子，颇能看出侠义精神在清代小说中的失落：
1、黄天霸给人当奴才
在《施公案》中，豪侠黄天霸为给江湖朋友报仇，刺杀江都知县施仕纶，失手被擒后，表示希望“投到老爷台下，少效犬马微劳，以报饶命之恩”，并同意改名“施忠”。
一次，黄天霸、关小西捉拿匪徒乔三失败，他们：
“霎时下马来到，急忙至公案下跪，称：‘恩主大人在上，我二人身该万死。’忙将走脱乔三之故，细细回禀。言罢，二人叩头在地。施公闻听，座上着忙，心内暗暗自语：好两个该打的奴才！有心归罪，内有天霸奉旨朝见升官，因此不肯定罪。迟疑多会儿，叫声天霸、小西：‘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劳有功，立刻归罪。仍罚你二人速去捉拿。拿住乔三恕罪，如若拿不住恶奴，决不轻恕。”二人答应，叩首爬起，回身出棚上马，到各处访拿。”
黄天霸曾多次救施仕纶脱险，甚至打死自己的结义兄弟武天虬，但在这位施公眼中，他也只是一个奴才罢了。
后来，康熙封黄天霸为漕运副将，情节是：
“单说当今皇上在宝座上往下观看，见黄天霸跪在亭下……望下叫道：‘黄天霸，朕见你武艺精通，本领不弱……并非朕偏袒于你，寡人爱你武艺高强，少时朕加封于你。第一要野性收起，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第二食朕之禄，须当报效尽忠，莫负雨露之恩。’嘱咐天霸已毕，天霸叩头谢恩。”
图：黄天霸故事改编的连环画
2、徐胜立功没能封官，怒盗皇帝宝物
在《彭公案》中，“粉面金刚”徐胜帮助钦差彭朋剿灭宋家堡，立下大功。事后，彭朋将一干有功侠客保举了守备、参将等职，单单忘了徐胜。徐胜一怒之下，盗走康熙皇帝的珍珠手串，并留下字条：“民子余双人，叩见圣明君；河南曾效力，未得沾皇恩。”康熙皇帝知道后，不仅要召见徐胜，还下旨：“徐胜赏赐千总之职，留京补用。”
徐胜这才罢休，复见彭朋，要继续为朝廷立功。书中写道：
“刘芳出去不多时，与徐胜进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往哪里去的？皇上要汝见驾，汝为何不见驾呢？’徐胜说：‘我在店中病了，不能起床。’彭公说：‘你好好给我当差，不须他往，我还要提拔你呢。’”
3、皇帝说展昭像“朕的御猫”，展昭当即跪倒叩头
展昭号称“南侠”，是《三侠五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受包拯举荐，在宫中为宋仁宗表演轻功，并接受有侮辱性的“御猫”绰号。书中写道：
“单说展爷到了阁下，转身又向耀武楼上叩拜……展爷显弄本领，走到高阁柱下，双手将柱一搂，身体一飘，两腿一飞，嗤、嗤、嗤、嗤顺柱倒爬而上……天子看至此，不由失声道：“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
“当下仁宗天子……立刻传旨：“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就在开封府供职。”包公带领展昭望阙叩头谢恩。诸事已毕，回转开封。包公进了书房，立刻叫包兴备了四品武职服色送与展爷。展爷连忙穿起，随着包兴来到书房，与包公行礼。”
图：《三侠五义》连环画中，展昭获封“御猫”
不依附体制，本是侠客的处世之道
1、古书中的侠，乃是扶危济困、违法乱纪之徒
有关“侠”的定义，最早见于韩非的名篇《五蠹》，他将侠和儒并列，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韩非看来，侠的特征是：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游侠们带着武器，聚集人手，通过扶危济困、重信守诺等行为，树立名声，蔑视政府法度。显然，游侠在战国时代处于政府的对立面，游走在体制外。
到汉代，游侠的处世之道，仍与战国时代相仿。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到的朱家、剧孟、郭解都是“布衣之侠”，他们的特点是：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上面这段话的大意就是，游侠行事虽然不守法度，但信守承诺，为解救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功成之后，游侠也耻于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德性。
美国学者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总结侠应有的信念是：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足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其中，“自由”指的是：
“他们反对任何严格的管束，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藐视国家制定的法律，鄙薄公认的行为规范，只承认他们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②
2、清代以前小说中的侠，也多与体制保持距离
现实世界中的游侠、豪侠经过汉武帝的残酷镇压后，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几乎绝迹。但后世小说所塑造的侠，依旧遵循着原有的行为准则。如唐代传奇《虬髯客传》，主人公虬髯客慷慨大度，不肯依附他人，最终自立一国；又如《兰陵老人》中，老人身怀绝技，戏耍京兆尹黎干。即使是为节度使效命的红线女、聂隐娘，也保持有相当的独立性。
宋代的侠义小说大都脱胎于唐代传奇，多是行侠仗义和展示剑术的故事。涉及官府的为数不多，《秀州刺客》中，南宋大将张浚欣赏刺客，希望留他当差，刺客回答：“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汤某》中，王小官人帮官府找到失窃的金银后，飘然而去。
明人小说《张二郎》的主人公是一名乞丐，善于泅水，他应募参军，在平定倭寇的战争中多次立功，但不要赏赐，也拒绝受官，表示“惟愿乞食”。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出彩人物，如鲁智深、武松等，都是蔑视法度、快意恩仇之辈。③
图：戏耍高官的“兰陵老人”，图片引自《三十三剑客图》
清代小说中，“侠客”们变了
侠义小说发展到清代，发生一大变化。即前文所说，产生了《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一批所谓“侠义公案小说”。这类小说中的主人公，虽名为侠客，实已沦为体制中人。
这种变化，与清代控制思想言论、厉行禁书的国策有直接关系。
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朝，曾多次大规模禁毁各类含有“违碍字句”的书籍、淫词小说、邪说传奇等。违反者会被判杖责一百，及流放三千里等重刑。仅就被禁毁小说的种类而言，其中既有《灯草和尚》《肉蒲团》《品花宝鉴》等艳情小说，也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龙图公案》（《三侠五义》前身）等其他世情、演义、侠义、公案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④
禁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廷的统治。如《水浒传》曾多次遭颁诏查禁，理由是该书被定性为“教诱犯法之书”——乾隆十九年（1754年），有官员上奏说：
“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⑤
乾隆遂在奏章上批示，要求各地将《水浒传》“一体严禁”。
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廷禁演“好勇斗狠之杂剧”，理由也是担忧民众“目染耳濡”：
“至民间演剧，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斗狠各杂剧，无知小民，多误以盗劫为英雄，以悖逆为义气，目染耳濡，为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该管地方官，务认真禁止……”⑥
同治七年（1868年），为了打击民间“任侠”之风，江苏巡抚丁日昌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禁书活动。丁说：
“《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⑦
略言之，那些蔑视法度、快意恩仇的传统“侠客”，在清代已丧失了生存空间。侠义小说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另辟蹊径。
图：丁日昌下令禁毁的部分小说，取自《清代禁毁戏曲史料编》
“蹊径”就是将“侠客”们统统收编，让他们进入体制，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往往起源于说书，或直接由说书人整理而成。与上流文化界的“自觉”（如清代书商们在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光阴里，从未刊印过文天祥的文集）相比，以说书人为代表的底层文化市场，在规避“文字狱”方面做得更加到位——如王汎森所言，“在乾隆朝，最常见的受害者是下层的识字人。在社会各地游走的识字人，算命的术士或走方的医生，受祸的频率较高，他们经常游走各地，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比较容易在语言文词中惹下麻烦。”——说书是一种公开的商业行为，说书人面对的是流动频繁的陌生人，惟有将书中的“侠客”统统收编，使之与官府成为一体，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
曾在礼王府“供奉”、常到各王公府上表演的石玉昆，之所以要改订《三侠五义》，编出一堆侠客为朝廷镇压反贼的故事，正是这个原因。⑧
乾、嘉年间出现的“侠义公案小说”，其叙事无不遵循上述生存逻辑。《龙图公案》被改编为《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问竹主人在序言中说：
“兹将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
其续书《小五义》前，有文光楼主人序言：
“此书虽系小说，所言皆忠烈侠义之事，最易感发人之正气。非若淫辞艳曲，有害纲常；志怪传奇，无关名教。”
至于《施公案》、《彭公案》，更是直接歌颂清代帝王、贤臣。如《彭公案》一书作者自称：
“余著此《彭公案》一书，乃国朝之实事也，并非古词小说之流，无端平空捏造，并无可稽考。此书中如彭公、黄三太、李七侯诸人，忠臣义士也。”
于是，清代流传至今的侠义公案小说，就成了开篇举例中的那样，书中“侠客”面对皇帝、官员时卑躬屈膝，口称奴才，全无独立人格，严重背离了“侠”的原有精神，读来让人觉得颇为恶心。
图：《三侠五义》连环画插图
清亡后，民众期望的侠客形象再现
两千多年来，民众对侠客的期望，大多数时候，都缘于对官府的失望。在民众的想象中，当官府不能维持正义时，还有侠客能来帮助他们。
明人陈子龙认为，如果世道太平，就不会有侠出现，所谓：
“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
近人江子厚亦有相同总结：
“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也，乃归之侠也。侠者以其抑强扶弱之风，倾动天下。”⑨
梁启超著有《中国之武士道》，他认为民众在不能得到政府及士大夫保护的情况下，就只能求助于侠，从而使侠的势力坐大：
“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厉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平之事且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故游侠者，必其与现政府常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其始也所有行动皆起于不得已，及其习焉，养成一种沉郁恣睢之特质，而势力复足以盾于其后，则可已而不已者有焉矣。”
但在《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成了体制的一部分，民众原有的期望也无处安放了。
好在清朝灭亡后，侠义公案小说随之寿终正寝，新兴的武侠小说，又寻回了“侠”原有的独立人格。尤其是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小说，“重新高扬游侠狂放不羁的独立个性和自由精神”，可谓幸事。⑩
图：清末，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重新发掘“侠客”精神
注释
①冯媛媛：《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②刘若愚：《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7页；③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108页；④孙文杰：《中国图书发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5—448页；⑤⑥⑦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8、441、539页；⑧纪德君：《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⑨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9页；⑩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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