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何没有通知杨虎城？ | 短史记
图注：张学良（中）
文 | 谌旭彬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安全抵达南京。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落幕。
迄于今日，对于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仍未有定论。
就大背景而言，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群起谴责张学良。
比如，当日影响力最大的私营媒体《大公报》，于12月13日在要闻版将事变定性为“叛变”；次日，该报国内新闻版几乎全部是社会各界对张、杨的声讨之声；17日，该报社论主张中央军迅速西进平定叛乱；20日，该报社论公开称呼张为“叛逆”，指责他“搞糟了这一切，……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12月15日，以北大校长蒋梦麟为首的北平各大学校长，亦曾联名致信张，劝其“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①
其二，预料中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流产。
1936年5月12日，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第二次延安会谈”，曾确认“以兰州为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苏联）”为主要内容的“西北大联合”构想。会谈决定：
（1）9-10月，由两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国防政府；（2）由张学良安排邓发经新疆赴苏联，联系援助事宜。②
当时，张学良的联俄愿望非常强烈。7月份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期间，张获悉蒋介石正在谋求联苏对日，心急如焚，归来后即接见潘汉年，主张提前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抢在南京之前实现联俄。③
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想法与张并不合拍。8月15日，共产国际指示“把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12月16日，共产国际电报指责张学良的行为损害了抗日统一战线且刺激了日本侵略者。同期，斯大林亦有密电给延安，不支持“西北大联合计划”且主张释放蒋介石。④
其三，苏联在宣传上，故意将张学良与汪精卫捆绑在一起。
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际舆论，均猜测事变背后有苏联在秘密策划；国民政府也有同样的怀疑，故曾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
作为应对，苏联公开否认与张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更于事变次日在真理报上刊文指责张的行为属于“叛变”，认为是“（汪精卫）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
苏联故意把本拟高举“抗日大旗”的张学良，与标榜“对日和平”的汪精卫捆绑在一起，对张的刺激很大。地下党人、张的亲信高崇民后来回忆说：
“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⑤
张后来自己也说，之所以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动机之一就是“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可以撇清苏联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与“亲日派”的关系。
如时人所公认，张个人的实力、经验、智慧，均不足以解决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局面。张自己也承认，因个人智力有限，事变发生后不得不依赖周恩来为“谋主”。当“和平解决”已成定局，为个人名声计，选择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无疑是自证清白的最有效手段。当然，在去南京前，张已得到了各方所承诺的的安全保证，并天真地以为蒋会与他唱一出互相释放的“千古美谈”。张从未意识到：是否对其实施军法审判，非止与蒋介石的个人好恶有关，同时也是一件攸关国体尊严的事情。
图注：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上述背景之外，在护送蒋介石返京一事中，尚有诸多细节谜团未解。
其中最大的谜团是：张学良12月25日送走蒋介石，为何没有事先告知周恩来与杨虎城？
按一般说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曾遭杨虎城反对，多亏周恩来从中斡旋并说服了杨。
据蒋介石日记，因杨反对，张曾计划独自护送蒋秘密离开西安。据宋子文日记，当时，西安及附近地区，张、杨二人所驻兵力约为1:9，故张曾和宋讨论过让宋美龄一行先走，再“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因宋美龄拒绝单独离开，蒋介石也表示“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故宋曾请周恩来说服杨，以便蒋氏夫妇同日离开西安。据张学良回忆，因放蒋一事，张曾与杨言辞冲突，几乎“决裂”，周恩来在座，劝张回避暂去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⑥
综上，三方说法，均认为周恩来起到了说服杨虎城的作用。
但按杨虎城的说法，张在12月25日放蒋，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甚至连周恩来也不知情。在张护送蒋离开的当晚，杨曾对部下发牢骚称：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⑦
杨的这一说法，也能得到延安方面档案的印证。
12月25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内称：
“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⑧
可见张学良与延安虽一致同意要释放蒋介石，但在具体释放时间释放条件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周恩来也是在事后通过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才得知蒋已被释放。据孙回忆，他当日去找周恩来，情形如下：
“当时周先生正好在，我便问：‘副司令送委员长去飞机场了，您知道吗？’他一听，也很着急，马上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才来告诉我？’我说：‘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急忙又问：‘有没有汽车？’我连说：‘有车，有车！’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我们两人很快就跳上一辆汽车直奔飞机场。”⑨
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与杨虎城，没有顾及杨和延安的某些政治要求尚未达成，即释放了蒋介石。做出这一决策时的张学良，当时究竟抱持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这是一个相当值得细思和揣摩的问题。
注释
①《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P166-167。②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P96-98。③同上，P149。④孙果达，《西安事变斯大林“密电”考》，《史林》2013年第2期。⑤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收录于《高崇民诗文选集》。⑥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⑦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收录于《西安事变亲历记》，P167。⑧毛泽东，《关于释放蒋介石的情况》，1936年12月25日，收录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9，P171。⑨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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