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盗慈禧墓逃脱惩罚，与“赠宋美龄夜明珠”无关 | 短史记
图：1943年5月宋美龄访问旧金山
文 | 谌旭彬
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用炸药盗掘了清东陵的慈禧、乾隆墓，引发举国哗然。
事后，孙殿英并未受到任何惩处。坊间传言，乃是因为孙携带盗墓得来的珠宝，分送南京政要，宋美龄亦收了孙赠送的一颗“慈禧夜明珠”作为鞋饰，故蒋介石对孙网开一面。
这种说法，乃是无稽之谈。
源头乃文强晚年所撰文史资料
1940年代，文强曾在军统局先后担任过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办事处处长、本部第三处处长、中美特训班第三班副主任等要职。
1949年后，文强留在大陆，为“文史资料”撰有《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详述了自己与孙殿英的交往。其中写道：
“1943年3月2日，我与孙殿英一道启程到陵川。……窟窿岩一宿，原想好好的消除疲劳，不料孙睡到三更半夜睡不着，把我从梦中叫醒，要聊天。……孙谈得兴高采烈，又将东陵盗墓的事，全不隐讳地向我谈出。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就多得记不清楚。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有便请代我打听，但也不必当面去问雨农，不然，会显得我太小气了，千万千万，拜托拜托。’”①
文强此文，是“宋美龄收了孙殿英赠送的一颗慈禧夜明珠，故蒋介石对孙网开一面”之说的唯一史料源头。
图：原军统干部文强晚年照片
一个微妙的时间问题
假设孙殿英确实在1943年3月“半夜睡不着”主动跟文强说了自己向蒋介石、戴笠、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夫妇行贿之事，文强1949年后写“文史资料”时的转述也完全忠实于孙殿英的原话，那么，一个微妙的时间问题就出现了。
按文强所转述的孙殿英的说法，其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行贿，全部通过戴笠这个中间人来操作，“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是孙、戴二人初次相识，故孙又赠了戴笠一把“九龙宝剑”作为“见面礼”。
孙殿英盗挖清东陵，时间是1928年7月；同年8月，事迹败露，其部下谭温江被捕，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军事审判法庭；至1930年中原大战，孙殿英投靠阎锡山、冯玉祥一派参与反蒋，谭温江等人被释放，案件不了了之。
至于孙殿英与戴笠初次相识，却是在1933年。具体的相识经过，戴笠曾告知过文强：
“1944年春，戴笠到河南临汝风穴寺主持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第三班(戴笠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开学仪式时，在一次闲谈中，他谈到他与孙殿英的结识：是执行老头子(指蒋介石)的密令——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戴说，他曾经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见过面，……孙了解到戴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连说……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孙还曾鬼头鬼脑地向戴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当时答应收下，回南京后交给蒋介石了。他俩这次见面是痛快的，戴说孙老殿确有江湖上的豪气。”②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举事，自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南京看来，这是欲借抗日之名行割据之实。孙殿英是冯玉祥的重点拉拢对象，也是南京方面的重点策反对象。据孙部中校参谋王任之回忆，“何应钦三次派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来沙城游说孙殿英。”③查台湾“国史馆”所藏戴笠档案，内中有多封戴笠与蒋介石往来电函言及如何拉拢孙殿英。均可证戴笠与孙殿英的结识，确系始于1933年。
也就是说：孙殿英从东陵盗宝案中逃脱法律制裁，是在1930年。他和戴笠初次相见并赠宝给戴，是在1933年。“怕崩陵案重发”几个字，也说明赠宝之时，孙已从东陵盗宝案中脱身。简言之，按文强所转述的孙殿英自己的说法，他从盗墓案件脱身在前，向宋美龄赠宝在后。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很清晰了：
1、1930年，孙殿英究竟是怎样从盗墓案脱身的？2、1933年，孙殿英究竟有无向宋美龄赠夜明珠？
图：1933年4月16日，戴笠致电蒋介石建议拉拢孙殿英以制约冯玉祥
蒋冯阎桂勾心斗角，孙殿英获利
孙殿英盗发慈禧、乾隆之墓被媒体报道之后，举国哗然，要求严惩的舆论极盛。因案件主犯乃是现役军人，非普通法院所能审理，故逊清宗室、文化名流以及北平总商会等机构，均曾请求组织特别法庭，且要求参加陪审。
最终，因孙殿英的身份颇为特殊，牵涉到诸多政治派别的利益，决定组织封闭的“高等军法会审处”审理此案。
一方面，孙殿英部名义上乃是蒋介石的部属。
孙部原属张宗昌的直鲁联军。1928年夏，孙选择向北伐军“投诚”，接受了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番号，但孙对蒋的观感并不好。蒋在该年7月倡议整理全国军队，欲将现有的200个师减至50个，遭到了来自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极大阻力。按计划，孙殿英部也将裁员过半，由军改旅。孙对整编极为抵制，但蒋派在北平的代表何成浚立场强硬，对孙明言：若不整编裁兵，则中央将停发粮草、饷弹。这也是孙铤而走险去盗发皇陵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另一方面，当时主政北平的乃是阎锡山（北平卫戍总司令）、冯玉祥等人，盗墓案发后，阎、冯均有借此案攻击蒋介石的用心。
这种勾心斗角，充分体现在特别军事法庭对审判官的选择上。
组织特别军事法庭，乃是阎锡山的主张。代阎锡山坐镇北平的朱绶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最初拟定的审判官人选，如杨杰（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冷遹（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部总参议）等，全是蒋介石第一集团军中之人。若审判结果对孙殿英有利，阎、冯等自会大造舆论攻击蒋“徇私”；若审判结果对孙殿英不利，阎、冯等亦乐见孙因此衔恨蒋，与之分道扬镳。南京方面洞悉此中奥妙，故在接到朱绶光关于审判官的人选报告后，迅速指示必须“由各集团军派员充审判官”。最终方案，乃是蒋、冯、阎、桂的第一至第四集团军，各出一名审判官；至于审判长，则由阎锡山派系的商震担任。⑤
另据丁治磐（曾与孙殿英同属直鲁联军）披露，1928年6月份蒋介石派何成浚与徐源泉（直鲁联军高级将领）接触，徐已决心接受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投入蒋的阵营；但为求自保，同时还曾与孙殿英等人一道“暂时先接受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的番号”。1928年7月何成浚抵达北平后，丁、孙所部，才又转而接受第一集团军第六军团的番号，被置于徐源泉麾下。而盗墓案的审判，则令孙殿英再次倒向了阎、冯。
丁治磐回忆：
“孙殿英虽是老粗，但心思很活，常与外界联络，十七年七月初他盗慈禧太后陵墓后，珍奇珠宝送给冯玉祥、阎锡山颇多，但有无送给徐源泉，因我在军中带兵，并不清楚。……据说冯玉祥还对孙盗宝表示同情，他说：‘我们把他们（清皇室）活的赶走了，你把他们死的拿走了。’由于孙盗宝的事，使得他与徐源泉心存芥蒂，孙认为徐源泉未尽力保护他，所以虽然徐源泉待人宽厚大度，孙仍存离心。……我部在北方过冬后，就于民国十八年春调回南方，……由于孙殿英仍存离心，我们对孙殿英部严加注意。……当时我们和孙部分东西两路走，令孙从东路走到山东禹城附近渡河，意思是说你若愿意跟我们到南方来就渡河，不来就算了。结果孙就停在山东平原不渡河，双方即在此分道扬镳。”⑥
孙殿英认为“徐源泉未尽力保护他”。事实上，徐源泉身为孙的上司，当日曾对外界多次替孙辩解，声称孙的宝物乃是“剿匪所获战利品”。不过，徐也曾令孙向北平卫戍部交出“金银器物珠玉玩具等二十七包”，这或许是孙不满徐的主因。⑦
孙最终从盗墓案中全身而退，实是当日各派系政治力量勾心斗角的结果。
徐永昌曾言，中原大战爆发前，“最反对中央的是孙殿英、高桂滋”。⑧1929年6月，“高等军法会审处”预审终结，卷宗及判决书被送往南京政府军政部。此时，“中原大战”即将爆发，南京不欲刺激孙殿英，故迟迟未对判决书出具意见；及至1930年，孙殿英在中原大战中倒向反蒋的阎、冯、桂阵营。被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的孙部盗墓军官谭温江等，也得阎、冯等人默许而被释放。一场轰动全国的盗墓案，就此不了了之。⑨
图：丁治磐将军耳闻孙殿英向阎锡山、冯玉祥送了很多珍宝
无法证实宋美龄收过孙的夜明珠
至于1933年孙殿英有无通过戴笠向宋美龄赠送夜明珠一事，笔者倾向于无。
原因有三。
其一，孙有吹嘘自己与戴笠、蒋介石存在亲密关系的强烈动机。
文强乃是军统派至太行山游击区“监视”孙殿英之人，孙也了解文强的身份与来意。1943年2月底，孙派代表参加日伪召开的“璐王坟会议”，消息走漏后，孙有必要用言词安抚心存疑虑的文强。吹嘘自己与戴笠、蒋介石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其二，孤证不立。
迄今为止关于宋美龄收了慈禧夜明珠的唯一可称之为“史料”的依据，只有文强对孙殿英之言的这段转述。其余坊间材料，或与此说抵触，或不过是这段文字的衍生物。
其三，从孙殿英的仕途起伏中，看不出蒋宋夫妇乃至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对他有所“照顾”。
1934年孙殿英全军覆没，实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结果。
1933年，冯玉祥欲拉拢孙殿英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南京对抗，孙则首鼠两端，一面敷衍冯，一面与南京秘密接触，借机自抬身价要求中央让自己“率所部移屯陕北、绥西边荒”去屯垦——孙本是没有固定地盘的游军，此举是要挟中央企图获得根据地。蒋介石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曾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但蒋此举并非出于真心，1933年9月1日，在给何应钦的密电中，蒋曾明确表示“孙部庇藏X党分子太多，愈行愈远，亦收拾更难，实有从详考虑之必要”；10月13日，又密电何应钦、朱绍良，明言“孙部无益国家，遗害地方，当然不能再有顾惜”；稍后因福建事变，蒋处理孙的步子放缓。1934年1月30日，福建事变已平，蒋介石再电何应钦，要求其与阎锡山商议，“对孙殿英应决心根本解决”，如阎锡山不积极，则中央军将前往晋绥“自行担任”这一任务。3月11日，晋绥军下达攻击孙殿英之总攻令。31日，傅作义向南京报告：孙殿英部三万余人已全部被缴械。⑩
1936年孙殿英再度出山担任“察北保安司令”，与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亦无关系，乃是宋哲元所委任（只是一个空衔）。蒋介石对孙殿英此次出山甚觉惊讶，曾于日记中写道：“（闻阎锡山释放孙殿英）此其为扰乱宋哲元后方之张本乎？”（孙长期被监视居住于晋祠）（11）
七七事变后，孙通过刘峙、戴笠的门路，要求抗战，与蒋介石有过一面之缘。蒋担忧孙重拾旧业在华北搞会道门，为日伪服务，故给了他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12）另据打入孙殿英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靖任秋披露，“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发表孙殿英为冀察游击司令，但对孙极不放心，特指定孙与戴笠建立经常联系，由戴笠派出军统特务严家诰带着电台常驻孙的司令部进行监视。我曾把这一情况，请示过恩来同志：如何对待他们？恩来同志指示：一定要跟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最好。……孙要钱、要东西，都通过戴，蒋介石深知孙殿英不好对付，只有用特务组织来控制他。”（13）
至于坊间传闻甚广的“乾隆九龙宝剑落入戴笠之手，戴笠坠机后在飞机残骸中被发现”，也只是捕风捉影之词。
其“风”“影”的源头是军统干部沈醉为“文史资料”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说，据他听闻，当年戴笠从北平动身，“在抄查出汉奸的财物当中选出了一些精品带在身边”，飞机失事现场，发现“有一柄古剑，虽经烈火烧过，剑柄剑鞘都烧坏了，但剑光仍闪闪逼人，为不曾多见的宝物”。按沈醉的说法：1、“剑柄剑鞘都烧坏了”，本无法判断这柄剑是不是所谓的“九龙宝剑”，甚至也无法判断是不是“古剑”；2、这柄剑更有可能只是戴笠的随身佩剑而已，沈醉自己就有过为戴笠准备配剑的经历。（14）
沈醉这耳闻而来的寥寥数语，后来被演绎成了“马汉三为九龙宝剑暗害戴笠”，自然更是荒诞不经。
图：孙殿英
注释
①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22卷 第64辑》。②同上。③王任之，《孙殿英与抗日同盟军》，收录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6 抗日战争（上）》。④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 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52-99。⑤《东陵案军法会审，将由各集团军派员充审判官》，《申报》1928年9月10日。⑥刘凤翰、张力/访问，《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 ，2013，P33-36。⑦《东陵文物一部交出》，《申报》1928年9月15日。⑧《徐永昌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4，P191。⑨中原大战期间，孙殿英仍有所反复。蒋介石日记1929年12月10日记载：下午，得徐克成电，称：“孙殿英在自由县，截我洛阳部队之归路。”1930年8月21日又记载：孙殿英派员谒投诚，蒋评价“匪性反复，姑试允之，以观其后”。⑩ 卢艳香：《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之重考——以“蒋介石档案”为中心》，《民国档案》2013年第3期。（11）《困勉記》，1936年1月27日。（12）王文亮，《抗战时期我党对孙殿英的统战工作》，王天中，《孙殿英与其冀察游击司令部教导大队》等。（13）靖任秋，《在华北敌后战上》，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 1981》。（14）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6卷 第2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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