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书，阻止了日本在国际上洗白“九一八事变” | 短史记
图注：1932年李顿调查团在上海，图中心穿大衣者为李顿
文 | 杨津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倚重国联，以及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史学界对李顿调查团严重缺乏好感，如指责其报告书偏袒日本，“充分暴露出国联各列强极其卑劣的帝国主义嘴脸”等。
事实上，李顿调查团当年的那份报告书，内容是比较客观的，对向世界披露日本侵略真相，也曾起到很大作用。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两重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在中国政府请求下，派出由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远东调查团”（通称“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研中日争端及事变真相。
1932年10月，国联向各国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书。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长达270余页，共10章。前8章是调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几点事实：
一、“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预备的计划”；
二、“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
三、承认东北三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①
报告书这一部分披露了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径。
报告书后2章是李顿等人向国联提出的解决意见。
他们不主张东北恢复原状，而建议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治安等。此外，报告书称日本出兵东北，不止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还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报告书还认为，九一八之前，日本在东北拥有特殊利益，中国的反日行动损害了日本的利益。②
这些建议，是基于中日两国国力，以及东北的既成局面，而做出的妥协（相较于因东北军之不抵抗，日本已在东北实现了全面控制这一既成事实，报告书实际上是在要求日本“吐出部分到嘴的肥肉”）。
也就是说，在法理层面（原则），李顿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否定日军的行动属于“自卫”，否定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在现实层面（权变），报告书不认为可以单凭国联的裁决就使东北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而是建议设立一个有日本顾问参加的“自治政府”。
图注：李顿等正在调查柳条湖铁路的爆炸点
中、日两国对报告书的反应
1、中国政界对报告书的意见，可区分为两大阵营
围绕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当时中国国内形成两种对立意见。
蒋介石对报告书所提建议十分不满，认为“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承认“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因此决定对报告书“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院长，他公开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李顿报告书，赞成其所持态度，表示满意”。③
在国联主持交涉的顾维钧，同蒋介石看法一致，“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④
胡适则称报告书“代表世界公论”，李顿等人的建议“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在胡适看来，“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那么“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⑤
对报告书持全盘否定意见者，多为蒋介石的政敌。
比如，胡汉民说，报告书“几为自毁立场，而暴露其无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之能力”；冯玉祥、李烈钧称报告书“混淆真相，颠倒因果”，“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惟抵抗乃能表现民族求存之决心，惟决心乃能转移国际之视听，徒而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同时，其他党派所发表的《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也称“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而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完全同意接受的！”⑥
2、日本军政人士一致指责报告书
相比之下，日本国内对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较为一致，几乎众口一词指其“不公”。
日本政府发言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则绝无”。日本陆军对于报告书中的指责，表示“这是对皇军的一种侮辱，是越权行为”“要对该报告加以痛击，使至于体无完肤”。日本政府还起草了《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之意见书》，指责调查团“漠视日本所提之详细证明文件”，“不信拥护满洲国之人士”，而“对来历不详或不明之情报反予以不正当之信任”，因此报告书“有偏见”、“不可靠”、“无根据”。⑦
日本为维护其侵略利益，维持“满洲国”，拒不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威胁说，如果国联一味无视日本要求，通过调查书草案，那么“日本帝国必须断绝与国联的关系”。这种激烈反应，也从侧面说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确是倾向于中国的。
图注：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所收到的上百封民众来信（彭大伟 摄）
报告书使日本的国际宣传破产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所能选择的方针只有三种：一是对日宣战，二是对日交涉，三是依靠国联。
蒋介石当日忧虑：若中国先对日宣战，则“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使此等公约完全失其效用”，先失去了一个有可能制衡日本的国际渠道，而且“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言战事。同时，蒋担心被“任意要挟，恐失国权愈大”，也不愿对日直接交涉。故国民政府决定将问题提交国联。⑧
最终，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的决绝方式，拒绝了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国联决议，使国联要求日本限期撤军的决议未能生效。
这是一个三方皆输的结局：国联丧失了它的威信和影响力；日本失去了身为国联成员的一切利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走向孤立，日本公众舆论对西方的敌视加深，对军人集团扩张主义的支持更加顽固；中国亦未能依靠国联对东北问题有所挽救。
参与国联交涉的郭泰祺，事后曾如此感慨：
“外交无实力为后盾，求人之难，实难于上青天”；“（中国实力不足，）国联亦以空城无计，反遭暴日当头之棒喝，盖国际联盟会之本身，原为空虚之物耳”。
即使如此，中国也并非全无收获。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至少向世界申明了中国被侵略的事实。如胡适所言，当时的中国尚无做国际宣传的经验和能力，若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国恐将在国际宣传上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日本将甲午战争描述成了一场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的冲突），这是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最大功用”：
“因为厌恶中国近年排外的嚣张，因为日本宣传能力之大，因为中国自身政治之实在不满人意，所以同情于日本的议论在各国颇占优势。……我们虽用全力做宣传，终不能期望国外舆论的一致同情于我们。……止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⑨
1932年11月，曾任清华政治学系主任、军政部中校秘书等职的余日宣，发表演讲时，也讲了与胡适相似的意见。余说道：
“（有一个外国记者对我说）中国想要外国来帮着打仗，那是万不可能的，就是经济绝交的论调也决不会实现，因为如对日本经济绝交，本国的商业，一定会受到重大的损失，他们为中国来受损失的事情，当然他们不会做的。……（日本）常在各处宣传他们占东三省的理由是如何的充足，所以有许多国家因为听了日本一面之词，对于中日的关系发生种种误解，以为日本有理，中国无理，他们现在看了这个报告，至少对于日本的信任心总会要减少些。”⑩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依靠国联，有其无奈之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亦非如以往所言“偏袒日本”。相反，日本各界对该报告书极为不满。该报告书阻击了日本在国际上所造的种种关于“九一八”的舆论宣传，自有其重要价值。
图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入奉天
注释
①周美云：《重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②《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革命文献第40辑》，台北1978年；③洪岚《<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④《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55页；⑤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第51页；⑦张敬禄：《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⑧《蒋介石关于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资料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页；⑨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胡适文集》第11册，第273页；⑩余日宣：《李顿报告书的研究》，《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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