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恢复听歌剧可以扔臭鸡蛋的古老传统 | 短史记
文 | 乐正禾
提到歌剧院和音乐厅，你很可能因此而产生应激反应：“歌剧院和音乐厅我去过，那是高雅场所的代名词”。是的，无论歌剧、芭蕾舞剧，人们的欣赏环境都是很特别的，与其说那是礼貌、安静，不如说是拘谨。
首先观众们在现场并不是绝对安静的，他们既有鼓掌的机会，也有叫好的机会。然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喝彩相比，多数观众都有一层隐隐的顾虑，甚至恐慌，那就是“谨慎喝彩，谨慎鼓掌”……
没错，在当下的歌剧院和音乐厅，鼓掌是有规矩的，在一部多乐章的作品中，只有整部作品结束后才可以鼓掌，如果你在不恰当的时候鼓掌会被周围的人鄙视，甚至被视为没有素质。
然而作曲家们很坏，他们会用一种称为“伪终止”的东西造成你拍错手。喝彩亦然，当你确认这里该喝彩时才能够喝彩，听到此起彼伏的bravo已经响起时，你才敢跟着喊bravo。多数人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一个段落而由衷喝彩，而是跟随一些“喝彩的领头羊”而行动。
一场音乐会结束时，观众们会爆发出持续数分钟的鼓掌，期待指挥返场加演曲目，每到这时所有的男朋友会面临所有女朋友出的难题：
“返场的这个曲子是什么呀？”
男朋友们支支吾吾无法回答，非常尴尬，毕竟加演曲目是不会写在节目单上的。
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加演曲目和数量是指挥根据现场热烈情况决定的。但有趣的的是，音乐厅内的极少数人会在最为恰巧的时机站起身来开始撤退，当这些人开始这些动作时，后面肯定就不会再有加演曲目了。
他们是演出的相关人士或专家，只有这些人知道本场演出早已安排好的的返场曲目究竟有多少。他们起身离去时的样子简直可以被称作“在最风雅的场所做出了最潇洒的动作”。
整个现场的氛围与其说是充满观众投入感，不如说是仪式感。
所有这些规矩的产生理由也会被人们确认为：这些都是传统。
但是如今歌剧院和音乐厅的这些仪式真是古老而光荣的传统吗？
大肆喧哗、随意迟到才是真传统
于是乎，我们当然就要好好追溯一下，在古典音乐最繁盛的年代，剧院现场的传统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用文字还原一下现场吧：大约18世纪的四十年代，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里正在上演歌剧大师佩尔戈莱西的名作，剧院中间一排排的座位中人们正在放声闲聊，他们甚至没有用交头接耳的姿势来交流，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大家讨论的内容和演出无关，大都是在谈生意。
只有第一排的几位先生例外，他们放肆的高抬起右手指着台上演员大声品头论足。
旁边不远处是观众席中央的过道，中间一位士兵在往来巡视——对你没有看错，这不是剧院管理人员，是士兵！他所警戒的不是放肆或不礼貌的行为，而是随时准备制止现场发生斗殴。
从士兵身旁穿过一位体格壮硕的女人，她在贩卖手托盘子上的甜酒或咖啡，当然她必须小心不要把东西打翻，因为另一位兜售橘子和小吃的小贩正在风风火火地往来大声吆喝，随时可能和她撞个满怀。
以上内容并没有任何臆测，而是我根据十八世纪反映剧院场景的写实画，以及确凿的文字记录描述的。
然而这些写实画并没有把古典主义时代剧院中最混乱的一面表现出来。
比如，剧院包厢里那些贵族要人小圈子没能在写实画中展现给我们，他们常年包租这些昂贵的位置，是剧院生存的基石，于是放肆也就成为他们的固定行为模式。
在19世纪初的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歌剧院二楼包厢中的贵族不但喧闹放肆，还随时会悄悄瞄准楼下的某个观众吐口痰，然后再把狂欢节的面具戴回。
被击中的普通人并不会愤怒的破口大骂，反而遥指楼上包厢做一个滑稽的鬼脸：“哈，真是个臭家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关于迟到。假如你在今天的剧院中来晚了，那么为了不打扰他人，必须等待幕间休息时才能准许进入。但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年代，演出开始前准时入场被视为没有面子的事情。大家一般会事先询问最精彩的地方出现在哪一幕哪一景，所谓最精彩也就是出现芭蕾舞或是阉伶歌手和明星女高音的花腔咏叹调场面。然后他们在演出进行中大剌剌地入场就好了。
事实上一直到19世纪晚期，福楼拜还会在作品中揶揄包法利医生，说他看歌剧居然准时到场，仿佛宴会中第一个出现在席位上的傻瓜。
巴黎皇宫歌剧院中烟雾弥漫，因为在没有电器照明的年代，剧院的华丽吊灯上遍布着数量骇人的蜡烛，前排观众也会让仆人们手擎烛台。
而台上的演员是在呛人的烟雾中强忍着进行演唱的。这同时意味着每一位剧院经理心头的噩梦：一切随时可能彻底烧光。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奥斯卡最佳电影《莫扎特传》在摄制过程中，就因为还原度极高的老式吊灯而引起火灾过。
至于楼上楼下、面对面的两个包厢互相飞吻抛媚眼，这简直算是最文明的行为了，完全不值一提。
以上这些场景就发生在我们今天最熟悉那些世界名曲们诞生的时候，不知你看到这里作何感想？
如果说人要以旧时代为传统的话，那么这些传统真是太刺激了。于是我们自然要问：如今一本正经的欣赏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怒骂退场和暴力抗议也是传统
一般认为，至少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剧院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每当欧洲各地贵族眼见所向披靡的法军呼啸而至时，他们会选择逃跑，比如法国人会往维也纳跑，拿破仑打到维也纳那他们就和维也纳贵族一起继续往东跑。
这样一来，从巴黎到维也纳的歌剧院会不会被穷人们占领呢？
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剧院的观众是法国军官和士兵，随后拿破仑的军功集团会被提拔为新贵族，这些新贵族和商业精英会成为剧院包厢里的新客人。
正像前面所说的，本来音乐欣赏者都是一个个贵族的私人小圈子，剧院音乐厅是他们娱乐和交际的场所。既然包厢都是整年包租的，那么演出时的剧院好比熟人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当然欣赏环境也就比较随便了。但旧贵族没落了，新贵族也随着拿破仑的战败而没落。
于是势力并没有那么雄厚的落魄贵族、中产阶层和企业主组成了小小的生人社会，比如一个包厢里可能出现两拨甚至三拨不同的人，生人之间见面最起码言行要客气一些，于是正规社交场合的礼节开始被考虑了；既然大家没有那么熟悉，那干脆我们把精力放在表演本身好了，于是剧院和音乐厅才有点像欣赏艺术的地方，而不是社交、娱乐、撒泼的场所。
在艺术上，贝多芬和他之后的浪漫主义音乐也推动了这种改变，人们开始不再把作曲家视为贵族的仆人或匠人，而是艺术家。这种趋势在理查德·瓦格纳时代达到了顶峰。
但是，假如你认为仅仅这样就能让音乐厅变成寂静的殿堂，那就太天真了。
拿破仑并没有让他们的礼貌维持多久，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吐痰射击游戏”被著名英国政客格莱斯顿视为“吐痰文化”，可见直到1830年以后这也并不是个例，只能说大部分人来到剧院的目的开始从社交活动转为欣赏活动。
既然音乐本身是重点了，那观看演出的老爷们当然要把邪火调转到舞台之上。在十九世纪的音乐回忆录和传记里你经常会看到“演出大获成功”“首演失败了”这类描述，所谓演出失败并不仅仅是票卖的略少或者事后评价不太好，而是艺术家的尊严在现场确实受到直接的打击。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曲家的作品如果脱离了观众的预期，那么大家会用一边怒骂一边退场的诚实方式表达抗议。
比如说俄国作曲大师普罗科菲耶夫在巴黎首演第三交响曲时，充满现代感的曲调很不容易被接受，现场不少观众纷纷抗议和退席，女士们大嚷着：
“这是猫在钢琴上乱爬发出的声音！”
一些有身份的人会相对文雅些。比如在1910年的一次马勒第二交响曲演出中，德彪西拉着身旁的保罗·杜卡（著名法国作曲家，他就是40年代迪斯尼米老鼠动画“魔法师和徒弟”所选用标题音乐的作者）突然站起身，然后一脸不屑的扬长而去。德彪西是现场的重要焦点，他对马勒作品的反感众所周知，此时可怜的马勒已经病入膏肓，几乎处于人生的最后时期，而德彪西如此决绝的做法让马勒的妻子阿尔玛大怒，于是阿尔玛也在回忆录里大骂德彪西是个虐妻家暴男作为报复。
再严重些就会直接发生暴力行为了。《春之祭》骚乱是最著名的例子，现场发生严重骚乱，惊动了巴黎警局，原因是观众无法接受斯特拉文斯基的诡异音乐和尼金斯基的原始野兽派编舞。
图：《春之祭》已成为经典芭蕾舞剧
即使忠厚老实的布鲁克纳也会遭遇这种屈辱。他的《第三交响曲》演出时造成两拨不同艺术观点的观众暴力相向，作曲家西贝柳斯也被殃及池鱼，倒霉的他不幸受了点轻伤。
另外还有就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也经历了“首演失败”，勋伯格和韦伯恩的演出被飞身窜上的愤怒观众抽耳光，等等等等。例子太多了，实在是举不胜举。
其实，表演现场的混乱也许不光只有负面意义，有时甚至是很美好的。应该说这些行为是欣赏者与他们的艺术家交流互动的一种极端形式。当艺术家的作品和大众的接受能力发生脱节时，他们必须用各种方式寻求互相理解的空间，文艺从来都是在这种超越与批评中拉锯，从而不断前进的。
无论是听任艺术家拒绝与欣赏者沟通，一味坠入脱缰翱翔状态，或者强行划定标准强迫他们搞所谓“大众艺术”，都是不好的选择，允许双方拥有磨合的空间，这才是合理的关系。
观众在剧院文质彬彬的历史不足百年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文质彬彬、正襟危坐、循规蹈矩的剧院音乐欣赏文化才真的完全确立了。
引发这种潮流的推动者很可能和拿破仑时代类似，源自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德国。
比如在纳粹德国席卷下的欧洲，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歪曲理查德·瓦格纳的主张，首先他要让音乐史诗化，甚至神圣化，一切音乐要服务于一个宗旨，就是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伟大。
艺术和美学中最可贵的差异性也就这样被消灭了。
原本，艺术家和他们的欣赏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是现在二者间加入了一个绝对的中介，那就是纳粹党操纵的协会和审查机构。纳粹党决定了哪些音乐是“人民的艺术”，其他的作品则被冠以“堕落音乐”标签专门被人们批判。
这样一来，在音乐表演中的观众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和艺术家的关系被纳粹党这个“中介”切断了，既然什么是好艺术什么是坏艺术已经被政治权力规定好了，不好的艺术都被禁止了，那么在舞台上的自然就都是“好的艺术”，大家只要接受就好了。
与此同时，音乐的表演和欣赏日益殿堂化和仪式化，比如在巴黎德占区的音乐会中，整个景观中处于最核心地位的是纳粹党的军政要人，一个仪式感浓厚，整齐划一的环境被塑造起来。
当二战结束，希特勒与纳粹倒台后，音乐和艺术开始了新的阶段，文化的宏大叙事被反对，多元化成为新的政治正确，然而仪式感浓重的德奥欣赏方式却保留了下来。我们当然不能说今天的正襟危坐式欣赏方式完全拜希特勒与纳粹所赐，但，无可否认，凡事追求仪式感和宏大叙事的希特勒确实推动了殿堂艺术的形成。
仪式化的音乐厅，再加上二十世纪越来越晦涩的模糊调性和无调式音乐，艺术家和欣赏者开始放弃了沟通和互动，舞台上的人装作台下的人都理解了自己，台下的人则假装理解了台上的艺术家。
这是一种奇妙的景观，不由有些令人嗟叹。我们并不想提倡暴力和对艺术家的羞辱，但是只想提倡一点：请艺术家和观众们更少一些仪式和想象中的“传统”，更多一些磨合吧，否则古典音乐——或者说“严肃音乐”，就要死掉了……
恢复听歌剧可以往台上扔臭鸡蛋的传统，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图：1943年，为庆祝希特勒生日举办的古典音乐会，纳粹军官观看演出
参考资料：菲利普·唐斯《诺顿音乐断代史——古典音乐》，阿尔玛·马勒《回忆马勒》，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丹尼尔·斯诺曼《歌剧社会史》，亨利·雷纳《1812年以来的音乐与社会》，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史蒂芬·约翰逊《马勒传》，雷米·冈波斯公开课：《音乐学与19-20世纪的音乐演绎》
（作者系古典音乐专业人士及音乐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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