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晚年，为何敢于长期不在克里姆林宫？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职位与权力于一身。按常理，其工作量必然相当庞大，难有闲暇。

但斯大林不然。

据文献统计，1950年，斯氏休了四个半月的长假；1951年，又休了半年的长假。1950年，斯氏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天数只有73天，1951年只有48天，1952年是45天。

元首做得如此悠哉，与斯大林已届70高龄，健康每况愈下无疑是有关系的。

问题是：如此长时间地远离政治中心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要靠什么来维系其最高权力的安全呢？

众所周知，斯大林晚年对个人权力极度敏感，时刻担心被人暗害。用餐时，须由人为其试菜；出行时，车队须听从坐在车里的斯大林指示，随意绕拐，出发前绝无人能知晓其具体路线；为其诊病的医生，更是斯氏高度怀疑、警惕的对象，乃至发展到不让专家为其看病的程度。

斯大林还常拿自己的健康问题来测试党内干部们的忠诚度。据谢皮洛夫回忆，1952年十月全会期间，他曾故意提出自己的退休问题：

“斯大林说起他……力不从心：‘年岁不饶人啊，感到很艰难，精力不济，连个报告都作不下来，算什么总理？’斯大林一边说，一边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与会者的面部，仿佛在研究全会对他关于退休的表态将作出何种反应。”

结果当然是：

“大家本能地感觉到，斯大林自己也并不希望他关于退休的这番话付诸实施。”

于是，马林科夫等人发言表态：

“斯大林同志应当留任……，这点无需证明”。

对权力如此敏感的斯大林，当然会构筑一套特殊的权力游戏模式，来保障自己远离克里姆林宫时，仍可以将最高权力牢牢控制在手。

该模式有两大特点。

特点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斯大林的刻意引导下，最高领导层的派系内斗从未休止。

当日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高层干部，大概言之，贝利亚、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结成一派，赫鲁晓夫亦与之亲近；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柯西金等结成另一派。

在斯大林的纵容和鼓励下，两派斗得相当厉害。苏联克格勃头目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如此理解这种派系斗争：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权力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自己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作者来替换他们。”

特点之二是：为构建内部的权力牵制，不惜牺牲行政效率。

鉴于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斯氏于1940年代末，“在自己下面增设了各‘部（机关）’领导机构。在他领导的部长会议中，成立了所谓的‘局’。每个‘局’负责几个‘部（机关）’。每个这样的机构均由领袖的一位忠实战友负责，对其所分管的领域进行监督，并向领袖汇报。”

这些“部”和“局”的职务功能，存在着严重的重叠和交叉。

“部”领导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局”领导也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局”名义上对“部”存在横向管理、监控关系，但“部”可以向斯大林直接汇报，实际上也形成对“局”的隐性监控。

如此布局，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

“每位近臣都无法完全控制每个工作领域。近臣没有独立性并受到他的监督，这样他就可以高枕无忧，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安排劳逸结合。”

（完）

（参考资料：述弢：《看苏俄领导人如何“为国操劳”》，《同舟共进》2013年6期。述弢：《斯大林之死》，《北京档案》2002年12期。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东方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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