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在中国，是如何彻底解禁的？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在中国，多达一万个公司发行了股票，现在上海、北京、沈阳以及其他省会城市都有了股票市场。中国的一位著名的经济改革提倡者预言：‘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国营公司都将发行股票，而这些股票将公开地在中国各地的交易所上买卖。’”①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89年9月2日，对中国“股票热”的一段描述。
图：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的注意
“多达一万个公司发行了股票”的说法有些夸张了，实际数量大概只有6000家，且90%属于债券化股票。但1989年的中国，“股票热”已初见端倪，确属事实。
在深圳，这年2月，万科企业面向社会发行的2800万元普通股票被一抢而空，其中有1000万“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
在上海，这年7月，号称“中国第一散户”的杨怀定首次进入股市，从静安证券门市部买入了2000股真空电子，每股面值100元，实售91元；约一年后，真空电子每股最高价涨至500.19元，“杨百万”的绰号开始在江湖上流传。②
图：1986年特批成立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柜台，主要办理“小飞乐”和“延中”两只股票的交易
不过，这种热度，仅限于少数几个改革前沿城市。
在江苏淮阴，1989年获准发行的3000万元铁路股票，陷入了无人购买的困境，政府连续三年“广泛发动群众”，也只卖出了半数。
在辽宁沈阳，金杯汽车发行的1亿元股票，同样乏人认购；1988年9月，公司出奇招，派人跑来北京，把招股章程贴到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国家体改委大院，希望体改委的干部起示范作用，提升民众对金杯股票的信心，结果仍以惨淡告终。
据参与其事的李幛喆回忆：
“发行工作不理想，其原因一是机关干部都不懂股票……我和发行人员对每一位过来看的人和不过来看的人打招呼，反复解释，希望他们买点。现在想，有点像地摊上的小贩。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是少得可怜。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2000元，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叵测的‘纸’，还真得掂量掂量。我还算懂点股票，当时却因这原因没买，更何况那些不懂得股票的人呢。……到下午三点左右，股票总共没卖出多少股。我和两位发行人员无精打采地瞎侃，消磨时间。就这样，整个发行工作基本上是在冷冷清清中收盘了，总共约卖了2.7万元。”③
图：1988年公布的金杯汽车股票招股书
北京体改委大院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再往前回溯。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发行股票79.5万元，推销员们必须手持股票，拿着半导体喇叭上街拉人：
“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透着底气不足的嘶哑，自个儿听着都觉得别扭。好像鼓动人家买股票是想着法算计着人家的钱包。”“在别人眼里，那仿佛是一场逼人跳楼的阴谋……”
最终，这79.5万元股票，在“响应组织号召”的悲壮气氛中，由党员、干部“带头牺牲”，才勉强认购完毕。④
民众的犹疑，与没有钱、担心赚不到钱自然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对政策的担忧。
图：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约翰·凡尔霖。
1986年，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约翰.凡尔霖（John J. Phelan, Jr.）来华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获邓小平接见。
凡尔霖送给邓小平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贵宾徽章，拥有者可以畅通无阻、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地方——按照美联社1986年11月16日的报道，在此之前，“里根总统是唯一一个持有此类通行证的人”⑤。
礼尚往来，邓小平回赠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的股票，使凡尔霖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外国股东”。
图：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公司股票样式
因为股票上的名字是周芝石（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凡尔霖特意更改了行程，决定率助手和媒体记者，先从北京飞往上海，将这张股票过户到自己名下，然后再从上海飞回美国。
为营造新闻效果，将这张价值50元人民币的中国股票，与“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市场化”这一主题连结起来，这位“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总裁”，自费2000美元，在上海租用警车开道，前往“世界最小的证券交易场所”静安证券业务部，用一种非常高调的方式，办理了过户手续。⑥
图：1986年11月，约翰.凡尔霖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过户手续
但即便是这种示范效应，也尚不足以消弭民众对股票与证券的政策忧虑。
1988年，杨怀定发现，因银行间的信息不同步，从合肥购入国库券，再携至上海卖出，可以赚取相当可观的差价，遂借钱走上了买卖债券的“杨百万”之路。
这种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投资方式，让杨怀定提心吊胆，挣得越多就越惶恐，越担心被归入“投机倒把”。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跑去圆明园路的人民银行直接询问：“现在开放国债交易，我到外地去收购国库券拿到上海来卖掉，这样可以吗？”银行不置可否，反问他：“你觉得呢？”
杨怀定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回复。无可奈何，只好拿《金融时报》上登载的“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句子给自己壮胆。⑦
图：1993年，《扬子晚报》关于“杨百万”的报道
也是在1988年，沈阳金杯公司在国家体改委大院兜售股票以惨淡收场后的第三天，即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们的兜售活动，文章称：
“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有买过的东西——股票。”
但只过了三天，1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重要更正”，强调之前的新闻“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经查，中南海国务院大院没有允许任何企业前往出售股票，中南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务院工作人员购买股票。（笔者注：国家体改委大院与中南海很近，但确实不在中南海内）”
这份“重要更正”，吓得几位购买了金杯股票的体改委干部，立即退回了股票。⑧
图：《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南海里购股票》
这种政策上的模棱两可，有着经济学方面的考量。
1985年夏，一批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长江三峡的豪华客轮“巴山轮”上，共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计，史称“巴山轮会议”。
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James Tobin，极力主张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却也强烈建议“中国在20年之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理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资本市场有很大的风险”，不可对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看法，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的认可。⑨
图：经济学家James Tobin（1918~2002）
1989年9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评论中国的“股票热”时，也曾援引剑桥大学经济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者希望通过股票市场，将资金“引导到那些能最充分地利用这些投资的公司”，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蹩脚的主意：
“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一厢情愿……引入股票市场并不能达到改革者们希望的目的，它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毕竟，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此时启动全国性的股票交易市场，相当于早产。
不过，真正有力量的反对意见并不在此。
据龚浩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披露，1989年决策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时，主要的反对力量共有四种：
“第一，（有人认为）证券交易所的建议是把公有财产分散了，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
第二，银行有意见。……银行方面认为，原来的企业存款和人民群众的存款都是集中在国家银行，……如果建立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人民群众的存款就都拿去买股票了。……
第三，有人反映证券买卖像赌博一样，运气好，一夜成为富翁；运气不好，股市跌下来股民承受不了打击可能就跳楼了，因此证券买卖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有些同志认为搞证券交易买卖就是培养新一代的资产阶级。……总而言之，这些方面给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⑩
而最终之所以能够顶住这些压力，在市场经济尚未成型之前，于1989年着手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如龚浩成所言：
“必须承认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非常明显，通过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表明我国要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 ⑪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中国首次有了自己的股市。
图：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
不过，对散户杨百万来说，1990年仍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年份。
他曾回忆：
“因为姓社姓资没解决嘛。……当时有人要打击我，有人要支持我。……所以，1988年到1992年，我在上海是敏感人物，虽然我上了福布斯，上了《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但是国内报纸没我。”⑫
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此谈及股票：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⑬
杨百万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大体放了下来。
图：1992年，上海股民挤爆了证券公司营业厅的柜台
也是在1992年的春天，受股价持续上涨的刺激，沪深两地股民总数，终于来到了百万级别。
稍后的5~12月份，上证指数将从1429点暴跌至393点。
在这场“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熊市”里，他们将首度体验到财富瞬间暴增又瞬间蒸发、如同“过山车”般的剧烈刺激。
图：截至2016年1月底，中国股民已突破1亿人
注释
①《共产党人应当有一个股票市场吗？》，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9年第37期。
②蒋铁柱、朱海根/编，《股票上市公司：上海、深圳最早上市公司介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第72~74页。
③李幛喆，《终于成功——中国股市发展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105~107页。
④刘宏伟，《股票来了》，《炎黄春秋》1992年第8期。
⑤https://www.joc.com/maritime-news/deng-gets-honorary-pass-unlimited-wall-st-access_19861116.html
⑥龚浩成/口述、陈岱松等/整理，《上海金融改革往事》，中西书局，2013，第42~45页。
⑦姜文泽，《改变：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第149~150页。
⑧李幛喆，《终于成功——中国股市发展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108页。
⑨吴敬琏，《吴敬琏文集（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965~966页。
⑩龚浩成/口述、陈岱松等/整理，《上海金融改革往事》，中西书局，2013，第51~52页。
⑪同上，第51页。
⑫《“中国第一股民”杨百万：改革开放最大好处是有了证券》，收录于：新京报，《日志中国：回望改革开放30年》（第3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第29页。
⑬邓小平，《证券、股市这些东西要坚决地试》（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收录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融工作文献选编 1978-200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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