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这么白，为什么被称为“黄种人”？|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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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霆锋唱过一首名叫《黄种人》的歌，里面有这样几句歌词：
“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生活在亚洲的是黄种人，在欧洲的是白种人，在非洲的是黑种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能被称为黄种人，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黄色”不仅代表了黄帝、黄河、黄土地，还是被帝王们长期垄断的高贵颜色——我们从电视剧里也能看到，明清时代的龙袍都是黄色的。
于是，我们从来都不会看着自己的肤色，怀疑一下——这怎么能算是黄色呢？
美国学者奇迈可的著作《成为黄种人》，解释了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被称为黄种人的原因。他在书中指出，西方人定义人种时，只有白色才是高贵的象征，至于分配给东亚人的黄色，其实意味着疾病，甚至死亡。
由此，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黄种人这个概念的出现，充满了西方人的种族偏见。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在七八百年前，西方旅行家刚刚登陆东方时，东亚人一度被他们称为“白人”，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东方日益落后于西方，我们才一步步被丑化成所谓的“黄种人”。
和黄种人所指几乎相同的“蒙古人种”一词，包含了更多的歧视意味。在西方人眼中，蒙古人种不仅有着丑陋的外表、残暴的本性，还会出现“蒙古褶”“蒙古斑”等人类返祖现象。
让人惊奇的是，这种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种族划分，却让近代中、日两国精英深信不疑。很多时候，这种划分甚至成为他们发起救亡运动的驱动力之一。
诞生于种族歧视下的“黄种人”
本书简体版的副标题是“亚洲种族思维简史”，显然是借鉴了前些年在罗永浩推荐下，风行一时的《美国种族简史》，但其实台版副标题更切合主题，就是“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
在《成为黄种人》中，作者首先就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在早期西方旅行家的观察中，东亚人是“白皮肤”的。比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游记中，称中国人和日本人是“白色的”；14世纪，另一位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来到中国，记录下，中国人整体是“貌美”的，中国南方人的肤色是“苍白的”。
一直到16世纪，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依旧是说，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和琉球人也同样是“白人”。那时，东亚人被看作唯一能和欧洲人相媲美的人群。
单纯从肤色看，东亚人的皮肤虽然不是黄色，但也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白色，那西方人为什么要称东亚人为“白人”呢？事实上，这种描述针对的不单单是肤色，也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西方人对自己白皙的皮肤感到自豪，在他们看来，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只有信奉基督的人才会被赐予白皮肤。
而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东亚的人们，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东方基督徒。早期的西方旅行家们，都希望能找到这些基督教友。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让欧洲人满怀信心——16世纪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开始信奉基督教，日本人成为西方人眼中“被发现的最好的人”，以及比中国人更“白”的人。
此外，如奇迈克解释的那样，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还处在世界前列，两国人被称为“白人”，也代表了西方人对东方财富的赞扬和羡慕。
但是，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发展，上面这两点原因很快就都消失了，东亚人失去了作为“白人”的资格。先是西方人的传教活动遇到重重阻力。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经过整整15年的努力，广东全省还是只有100名中国基督徒，他对中国人肤色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失望地写道，中国的小孩儿刚生下来时都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肤色会越来越暗，同时变得丑陋、肥胖。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1614年，德川幕府对基督教发出禁令后，日本人的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被改写，成为橄榄色和黄褐色。至于文化和财富，东亚很快就完全落后于西方，不可能再得到什么称赞了。
17世纪后，东亚人的肤色在西方人笔下，变得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又暗又深的颜色，比如棕色、红色、黄褐色、古铜色、深绿色，甚至黝黑色。华盛顿的一名助手，在看到中国水手后，觉得他们在肤色、外貌、头发，以及身体特征上，都很像北美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是所谓的“红种人”。
这些表示颜色的形容词，通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不同语言的相互翻译，更是多了一半以上含义，以至于东亚人的肤色，成了一个没人能说清的视觉难题。西方人需要一个统一的颜色，来为东亚人的肤色定性。
完成这一使命的人，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通行的动植物命名法——“双名制命名法”，就是给每种植物起两个名字，一个种名，一个属名。18世纪中期，林奈在他几经修正，从13页扩充至1300多页的名著《自然系统》里，形容亚洲人肤色时，用了一个表示黄色的拉丁单词，代表丑陋、死亡和幽灵。
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看作是黄疸病的病状。显然，黄色在这里不再仅仅是对肤色的描绘，还包含了对东亚人精神面貌的不良印象。
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完善了人种学说，率先使用“黄种人”名称，而且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了一个名词——“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里面。他宣称，白人是“最高等级、最为文明开化、最完美的人类”，东亚人和非洲人则被认为是“退化得最严重的种族”，和白人分别处在进化坐标的两端。
西方人对东亚人肤色的记录空前一致起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1834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史》里，就毫不客气地将中国人定性为“眼睛很小，鼻子扁平，肤色蜡黄”，一点都不好看。
几种被西方人胡乱命名的疾病
在讨论了东亚人是怎么从“白”变“黄”后，奇迈可还对“蒙古人种”的概念发展进行了梳理。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鲁门巴哈，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也提出一个人种划分法，即白种人是高加索人种，黄种人是蒙古人种，黑种人是埃塞俄比亚人种。
此外，有关人种数量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人说有2种，也有人说是11种，最多的有人划出了37种。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居维叶这个人种三分法被长期保留下来，至今还被津津乐道。
在这里，大多数中国人都忽略了“蒙古”一词在西方的特殊含义。西方人印象中的蒙古，包括了所有曾经侵入欧洲的东方游牧民族，他们席卷欧洲，带来巨大灾难。重创东、西罗马帝国的“上帝之鞭”阿拉提、缔造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以及大败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都是欧洲人最为惧怕的蒙古人领袖。当东亚人被和他们划上等号时，形象自然变为丑陋和残暴的。
或许唯一让人欣慰的就是，居维叶把黄种人的文明程度向上提了一等，使之成为白人和黑人间的“中间”种族。在他看来，黄种人虽然没有白人那么文明，但也不像黑人那样野蛮，最大的问题是文明长期停滞。
一种标准解释是，中国和日本曾在基督教地区发展之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在很多个世纪中都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表明，无论是在智力，还是能力上，黄种人和白种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在三个主要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受到上帝祝福。按照这个人种逻辑，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人，既然生来就在智力、能力上有着种种不可改变的差别，那么他们地位不平等，有的做奴隶，有的做奴隶主，也就理所当然了。
为了证明黄种人，或者说蒙古人种进化不完全，身体上存有缺陷，西方人通过一些有限地观察，命名了三种有着歧视含义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几个名词，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看看西方人曾有过怎样的种族偏见。
先说“蒙古褶”，它又被称为“蒙古褶皱”或“蒙古眼”，指一个人眼角皮肤生有褶皱，长着一双小眼睛。西方人很早就在各种旅行笔记中，提到东亚人的眼睛都是“又小又黑”，是狭窄或者凹陷的。
比如1687年，曾有中国人来到伦敦，他们被形容为“眨巴着狭窄眼睛的家伙”。葡萄牙传教士克鲁斯写有《中国志》一书，他干脆断言，如果在中国看见有长着一双大眼睛的人，那么这个人的祖先一定来自外国。最后，医学家们拿出了符合那个时代需要的“科学”解释：作为东亚人特征的小眼睛，是由头骨形状决定的，他们下陷的鼻子和突出的颧骨，使面部皮肤出现了多余的褶皱，这些褶皱从上眼皮垂下来，覆盖了内眼角。
对于欧洲人来说，只有在童年时期，或者患上眼部疾病后，才会出现这种褶皱。于是，西方人的“大胆假设”好像被证实了：蒙古人种的进化程度仅仅相当于高加索人种的“童年阶段”。
至于“蒙古斑”，是指一个人出生时臀部带有的斑点，提出者是德国医师贝尔兹。贝尔兹长期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还当过明治天皇一家的“御医”。他在日本工作期间，通过大量观察，发现所有日本新生儿臀部上都长有深蓝色的斑点。
索尔兹认为，欧洲白人是不会受到任何颜色污点影响的，于是发表论文，将这种斑点的意义无限拔高，作为蒙古人种和其他人种最重要的区别。不久，有人发现一些欧洲新生儿身上也有斑点。
为了维护有关“蒙古斑”的种族歧视理论，索尔兹等人立刻修正说：当年蒙古人西征，使部分欧洲人的血液受到污染，所以在这些人及其后代身上，也留下了“蒙古斑”这种返租现象。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蒙古斑”是非白人血液中多余的色素，是猴子尾巴退化后，残存的一点痕迹。
然而，最具侮辱性的不是“蒙古褶”，也不是“蒙古斑”，而是“蒙古症”。1866年，英国医师唐首次将先天痴呆病称为“蒙古症”，其患者被认为具有东亚人的典型特征：说着孩子般的语言，或者去模仿他人。中国人所说的汉语，确实被当时西方人看作是“缺乏语法形式”“像孩童或聋哑人的语言”。《成为黄种人》里特别引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说法，
“一些痴呆者也是黄色的，面如土色……而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确确实实是黄色的”。
于是，在几乎一百年时间里，“蒙古症”都被视为一种只有高加索人种，或者说欧洲白人，才会患上的“贵族病”——得病后，返租成为人类进化的上一阶段，即蒙古人种阶段。也许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当年所谓“蒙古症”，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唐氏综合症”。
通过医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4种所谓“内眦皱襞”中，只有1种在东亚人身上是常见的；“蒙古斑”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东亚婴儿身上，印第安人、黑人、白人都会有，在中国被俗称为“儿痣”；更不用说，所谓“蒙古症”不可能是白人“独享”的病症，只是一直要到20世纪前半叶，唐氏综合症和人种、肤色无关的观点，才被人接受。
但是，这些说法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讨论，进入了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早已深入人心，不再是科学结论所能改变的了。
简单搜索就能发现，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大量文章在讨论，诸如自己孩子身上有“蒙古斑”，是否意味着有蒙古血统这样的问题；以及求问自己是不是长着“蒙古眼”的人们。由此可见，当年人种歧视理论的影响之大。
被污名为“黄祸”的黄种人、蒙古人种
奇迈可《成为黄种人》的最后一章名为“黄祸”，讨论近代西方对黄种人的恐惧，及中、日两国由此产生的反应。这一章意义重大，内容却有些单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参考前面提到的那本《病夫、黄祸与睡狮》。
简单来说，在“黄种人”和“蒙古人种”这两个概念出现后，欧洲人被蒙古人侵略的历史记忆就被复活了，发展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
1895年，就是东亚发生了甲午战争的那一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让画师画了一幅“黄祸图”。在这幅画上，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和来自东方的敌人对峙。这些东方敌人，就是骑着龙的佛陀，龙代表中国，佛陀代表日本。“黄祸图”上面还写着一句很富煽动性的话：“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这幅画被威廉二世遍送欧洲各国君主，提醒他们要时刻防范东方黄种人的侵略。
近代欧洲人对于黄种人的恐惧，一是由于日本的极速强大，先后战胜中、俄两个领土广阔的邻国，其中俄国还是一个欧洲白人国家；二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让欧洲人看到了中国人在反对洋人时的爆发力；三是当时中、日两国都有劳工较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被认为挤占白种人的生存空间，造成人口上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如果不阻止东亚人的移民活动，那么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历史就要在19世纪重演。美国才长期实行排华、排日政策，也和“黄祸”理论的流行有关。
对于突然流行起来的“黄祸论”，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力驳斥，指出这种说法的荒谬；另一方面也尝试加以利用，希望能借此提升中国人的自信。
梁启超在1897年时说，黑色、红色、棕色等人种，他们血管中的微生物，以及脑容量，和白人相比，都相差悬殊。只有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差别最小，白种人能做的事，黄种人也都能做。至于所谓“黄祸”，梁启超更别出心裁地积极解释说，西方人很害怕中国人，以至他们经常要用“黄祸”两个字来相互提醒。梁启超将“黄祸论”解释为一种西方对中国实力的变相肯定。
同中国人的诉求不同，在变法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甘于和中国人一起被划为低等的黄种人。
日本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声称，西方人将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归为蒙古人种和黄色人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实上，大和民族和中国人是不同人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地的白人同种。欧洲各国对日本人一厢情愿的说法并不认同。
十几年后，到了“二战”时，日本改以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领袖自居，充分利用“同种论”，宣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解放被奴役的黄种人，为侵略战争寻求合理性。
由奇迈可《成为黄种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东亚人的思想观念。直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身边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黄种人自居，并感到自豪。
其实所谓“黄种人”概念，完全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的，如奇迈可反问的那样，“难道现在不该是停止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称呼某些人为‘黄种人’呢？”
不只“黄种人”、“白种人”不存在，就是“人种”“种族”概念都并不真实。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国博讲解员河森堡的著名演讲《进击的智人》中，他曾说到，全球各地肤色不同的人，都是同一种人。因为他们不存在“生殖隔离”，个体之间都能繁衍后代。
那为什么会有“种族”概念的出现呢？英国历史学家冯客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中的结论，很值得分享给大家。他说，“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事实上，基于生理特征所作的区分，并没有科学依据。因此
“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这一说法正同和奇迈可关于“黄种人”的研究前后呼应。
随着科学发展和政治观念的进步，现在西方人已经不太使用“人种”及其衍生概念了，那我们自己更没必要再去使用“白种人”“黄种人”这种伪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