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真国学与假国学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前头刚传出，歌手孙楠举家自北京移居徐州，租住在每月700元的房子里，只为了让孩子在当地的“华夏学宫”接受“国学教育”；后脚又有人翻出，孙楠早就做起了国学生意，正致力于打造各种各样的“国学IP”。
正所谓，别人笑我被洗脑，我已悄悄赚到饱。
图：国学商人，是歌手孙楠的另一个身份
“国学生意”这种事情，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说一下什么是真国学——我个人并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但它既已广为流传不可能被消除，则不如严肃地来区分一下真伪。
“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清末民初。当时的学者，对何谓国学，已有过很充分的讨论。
其中，以邓实和黄节说得最明白。在他们看来，传统国学的对立面，不是洋学，也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学”和“官学”。
比如，先秦的孔孟，“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可以算作国学。秦汉之后，伪儒纷起，致力于为皇权提供合法性，“只知有君”，已非国学，只能算作“官学”。两千多年帝制王朝，庙堂之上，一直是为强权粉饰辩护的“官学”当道；国学的一线命脉，只能在江湖之远存身。
这种区分，并不是民国时期才有。
早在西汉，儒学就已经有了真伪之争。在扬雄看来，孔孟才是真儒，其后多是伪儒。当时虽然没有“国学”这种名称，但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显然，他的学说更接近“民学”、“国学”，而非“君学”、“官学”。
可惜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伪儒当道，国学（主要是儒学）遂被刻意塑造成了近代文明的对立面。
比如，1870年代，郭嵩焘出使欧洲，赞誉“英国行政，务求便民”，不但优于大清，即便是儒家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也无法与之相比。结果被国人群指为汉奸。名儒王闿运责备郭撒谎，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西洋人属于“夷狄”， “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气”后懂得了诈伪的“物”，不可能创造比大清更优秀的行政体系。
与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刘锡鸿，一面大骂郭是汉奸，要与之划清界限；一面又在笔记中承认英国确实没有残暴不仁之政。为弥合这种矛盾，刘给出了一种诡异的解释：欧洲的近代文明之所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乃是他们曾来过中国，“得闻圣教所致”，而且他们学到的只是“圣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强，完全不必向他们学习，只要恢复“祖宗旧法”即可。
图：郭嵩焘
当然，近代史上也有致力于贯通近代文明与传统国学的真儒。
比如，谭嗣同在《仁学》里说：孔子的儒学，传至孟子时还在“畅宣民主之理”，可惜之后就失传了。后世儒者自荀子开始，冒儒学之名败坏儒学，以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与乡愿以儒学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国两千年的漫长专制。
梁启超也持类似的观点。梁说：议院虽是泊来之物，但儒学的“五经诸子传记”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张，可惜君主专制统治太长，无人敢于阐发这些思想。梁还说，孔教以平等为宗旨，孟子全书皆言民权，可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
孔孟的“民本”，自然并不等同于近代的“民权”，二者毕竟相差了数千年。不过，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无疑是共通的。
这种共通，不独谭、梁二人有所体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严复等，也都深有体会。再往前追溯，明末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等，从未听闻近代“民权”之说，却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贼”、用“众治”取代“独治”的主张。黄宗羲甚至尖锐指出：专制政体的本质，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会，应该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状态。这种对公权力的批判、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与清末谭、梁等人的思想，与近代“民权”理念，显然也是相通的。
显然，王闿运、刘锡鸿所宣扬的，乃是一种“官学”、“君学”；黄宗羲、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与梁启超，所接触到的才是真国学。
厘清了国学的对立面其实是官学，也就不难发现：当代“国学生意”最热衷讲授的《弟子规》、《女诫》之类，并非“传统国学”，而是典型的“传统官学”。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作者是清初秀才李毓秀（1647~1729），经贾存仁（1724~1784）修订后，改名《弟子规》。迟至清朝后期，才开始广泛流传，成为私塾中常用的儿童教材。
该书宣扬的理念非常陈腐。比如，书中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所有行为都须向父母请示取得同意，还说“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劝谏父母时即便被暴力捶打，也不可以心有怨言。显然，这是要摧毁孩子的自主意识，不承认子女可以拥有独立的理念与兴趣，不承认子女与父母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这些陈腐理念，实为皇权在家庭关系中的一种折射。雍正时代，有臣属在奏折里写有“君恩深重，涓埃难报”八个字，皇帝以朱批训斥：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可以觉得不必“涓埃难报”？这种训斥所显示的君臣关系，与《弟子规》所致力构建的父子关系，是完全共通的。
图：当代国学生意常拿孔子为《弟子规》背书，但根据《论语》所体现的师生关系，孔子必然反对《弟子规》。
至于当代女德班的核心教材《女诫》，它的诞生，恰恰源自东汉皇权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严厉打压。班昭在书中自述，自己饱受这种打压，出嫁后在婆家“战战兢兢，常惧绌辱”生活了四十余年，熬到姑、舅、丈夫全都死了，“乃知免耳”，生活才算稍稍放松了下来。班昭无法改变皇权对女性的压迫，她只能把自己在婆家躲避夫权侵害的各种经验，写成一本血泪斑斑的《女诫》，留给自己的女儿，作为一种无奈的“生存指南”。
所以，凡传授《弟子规》、《女诫》这类东西的当代“国学班”，都是骗子，都是在反国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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