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治下的民众，生活相当悲惨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三国志.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愿意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乍看之下，这个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无双”，也无法驱动十余万民众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

其中，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攻击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诸多粉饰。

《武帝纪》对此事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陶谦传》则移花接木，说什么“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将屠杀民众与战争死亡相混淆。惟《荀彧传》里，留下了荀彧劝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透露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民众当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条残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未被载入史册。

这道法令见于《魏书.于禁传》和《魏书.程昱传》。

《于禁传》记载，建安十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程昱传》记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期间有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个广义概念，非仅指曹丕称帝后的政权），将军贾信等人平定此事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降，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干，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於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没什么意义。）

综合《于禁传》与《程昱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将领们长期认真执行。

根据《魏书.国渊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所针对的并非敌军首领，而是包括所有的投降者。

《国渊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后有余党，皆应伏法”等字样，清晰说明了“围而后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杀降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民众。与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国志》里以残暴著称的董卓，根本是小儿科。

荆州百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天晓得会不会有抵抗，会不会有围城，先跑了再说）。

曹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拥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中，未必有人愿意穿越到汉末，生活在曹操的治下。因为他（包括他死后遗留给曹魏政权的制度）是当时对民众最狠的那个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对外），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强、兴办屯田（对内）。

先说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对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种统称，带有浓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事实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其实只是鬼话。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与所依附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编户齐民，秦制政权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则形同给了编户齐民一种“用脚投票”的机会，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到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怀抱寻求庇护（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却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纵观汉末各路军阀，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者，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孙策兄弟。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者，对外扩张的欲望就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甚至近乎于没有，比如刘表、刘璋。

这自然是因为：对内“摧抑豪强”，将民众原子化，可以加重剥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军阀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如单骑入荆州、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与物力更少，“豪强”亦不愿牺牲人力与物力来支持对外扩张，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许多。

简言之，曹操摧抑豪强，其本质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剥夺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有史实为证：在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所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第277页）；所承担的田租达亩产的1/7强，较之汉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余（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

若放任“豪强”存在，编户齐民们用脚投票，这种剥削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再说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亦即：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张大可语）。

自然，这种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残酷。为了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为了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可见压榨之严重。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做自由民的代价，是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

当赵至成为“郡计吏”，得以前往洛阳，与屯田兵的父亲相见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希望儿子有个好的前程，对赵至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失，还告诫他不要再回家来。及至司马炎灭曹魏，太康年间，赵至再度以“良吏”的身份前往洛阳，才知晓母亲已逝。史书记载，本期望着自己提升了阶层身份、可以好好奉养双亲的赵至，获知消息后万念俱灰：

“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