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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破格录取钱钟书?没有这种事 | 短史记

谌旭彬 短史记 2019-04-02

文 | 谌旭彬


中文世界流传着许多关于“破格录取”的鸡汤。


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罗家伦破格录取数学考15分的钱锺书、胡适破格录取数学考0分的张充和、闻一多破格录取数学考0分的臧克家。


这三个故事,都是假的。


钱锺书误以为自己被破格录取



“罗家伦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之说,流传甚广,经久不息,而且得到了钱锺书本人的“认证”。


按钱自己的说法,1929年,他报考清华大学,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1979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美,被人问及此事,曾如此作答:


“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①


针对钱的这番“自我认证”,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纽约大学历史博士汤晏为钱作传,正文采纳钱说,注释中则做了很长一段补充说明。


汤在补充说明中指出,钱的数学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当时清华的录取标准是“(国、英、算三门主科)有一科目考分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合乎入大学标准,也能录取”。钱本身就符合这个录取标准,用不着校长罗家伦来为他“破格”。


汤还举了其他人例子来说明当时清华的录取标准——比钱低一班的季羡林,1930年考进清华外文系,入学考试的数学分数不到10分,结果被正常录取了;1940年级清华外文系毕业的陈慈女士,数学也是考砸了,她被录取,是因为当时的录取标准是“评审委员是先把国、英、算三科的分数拿来平均,如果及格,才继看理化、史地等的试卷”,她英语好、中文也好,所以三科平均分数可以拉升到及格线以上。


基于上述史实,汤晏觉得钱锺书“要惊动校长破格录取,我百思不得其解”。②


图: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


上述质疑,是有道理的。


查1928年9月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关于入学考试仅规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③并无某科目不及格则不得入学的相关字样。周培智、季羡林、陈慈等校友的经历,也证明当时确实并没有“数学不及格则不予录取”之说。


罗家伦是清华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的首任校长。入学考试制度,是他极为重视的改革措施之一。1929年9月,罗在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曾重点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入学考试制度:


我希望此后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④


1956年,罗家伦在台湾撰文回忆清华往事,将制定“严格而公平”、“绝对不做人情”的入学考试制度,视为自己执掌清华期间极重要的改革贡献:


“我认为大学招收学生,应该重质不重量,做大学校长对于教授的职位和学生的学籍两项,是绝对不做人情的。入学考试一定要严格而公平。我对清华大学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般的大学,学生人数不过二三干人,可是这种精而不多的队伍,却产生了许多学术的贡献。”⑤


如果“破格录取钱锺书”一事是真,自然,也就意味着罗家伦利用校长权威,自己破坏了自己制定的“严格而公平”、“绝对不做人情”的入学考试制度。而且是在执掌清华的第一年,就破坏了自己刚刚亲手制定的招生制度的公平性。


鉴于清华入学考试并不存在“数学不及格则不予录取”的规定,问题显然出在了钱锺书本人的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钱的国文、英语考试成绩甚佳、数学甚差,总成绩在被录取的174名学生中名列57名,已按规则正常录取。罗家伦注意到了这位新生科目成绩上的巨大反差,遂召其谈话。谈话中提及其数学成绩很差,也提及其已被录取,从而令钱产生了一种“自己属于破格录取”的错觉。


罗家伦以拥有钱锺书这样的学生自豪,但他从来没有说自己“破格录取”过钱锺书。


图:钱锺书的清华毕业证书


张充和进北大只是“试读生”



“胡适破格录取数学考0分的张充和”这个神话,则与当事人的语焉不详及坊间的以讹传讹有关。


张充和自己的回忆,提到了“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这个情节,至于是否属于被“破格录取”,意思其实很模糊。


其回忆原文如下:


“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后来生病了。打仗的时候就开始做事情了。我考大学时,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糊里糊涂就进去了,算学零分,但国文系坚持要我。我怕考不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张旋’这个名字。最好玩的是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他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都考进来了,还怎么补呀?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不用学数学,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⑥


但是,以上面这段回忆为蓝本,坊间却演绎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破格录取细节”。


比如,有文章说:


“那时候北京大学出台了一项规定,数学为零者一律不准录取。当时胡适已经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


按这些演绎出来的说法,胡适显然是一个无视入学考试规则、践踏录取公平之人。


图:胡适


胡适当然不是这样的人。


据胡的学生、历史学者邓广铭的记述,北大当时确实有“一门得了零分,其他各门无论考得多好,也不予录取”的规定,张充和也确实数学考了零分。胡适爱惜这名学生,“便想出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⑦


也就是说,入学考试之后,张充和虽然得以在北大读书,但并非被录取为正式学生,因为数学考试得分为零,她当时的身份,是北大的一名“试读生”。胡适并没有因为惜才,就是破坏北大的招生制度,造成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邓广铭的上述回忆是可信的,有陈平原的一段发现可资佐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陈平原曾试图找张充和来题写纪念书籍的书名,结果却没能在1934级的北大中文系系友名单中找到张充和;最后,是在1934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布告》的“试读生”名单中,发现了张充和的名字。


陈平原如此写道:


“可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当即心凉了半截。因为,1934级并没有‘张旋’(笔者注:张充和说自己当年报考用的名字是“张旋”)这个名字。系友录的本科部分,是从北大档案馆里抄录的,一般不会出错——除非当事人‘迟到’或‘早退’。张充和正是这种情况,1936年便因病回苏州去了。此后也没补念,故未见记载。好在找到了《北京大学周刊》第110号(1934年8月25日)上面有《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公布北平考区录取新生名单,其中理学院93名,文学院103名(含试读生二名),法学院30名(含试读生3名),共计226名:那两个文学院试读生,其中一个就叫‘张旋’。”⑧


显然,试读生是当时北大的一项制度,张充和以试读生身份入北大读书,并非“破格录取”。


“破格录取”是碗毒鸡汤



“闻一多破格录取臧克家”这个传言,同样与坊间的以讹传讹有关。


臧克家自己并未说过“被闻一多破格录取”之类的话。他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时,数学确实得了零分,据他自己讲,“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给他的国文试卷打分的人正是闻一多。不过,臧当时考入的是英文系,学了一段时间后,才转入闻一多的中文系。换句话说,即便存在“破格录取”,也应该是英文系,轮不到中文系主任闻一多。⑨


另据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杜光埙回忆,当年,该校“新生入学考试,至为严格,不只是所定录取标准极高,而且因为由新生考试委员会决定去取,也免去许多请托关说的毛病。”⑩


这个“新生考试委员会”的存在,对所谓的“破格录取”,也是一种障碍。


其实,臧克家与钱锺书的情况类似,都属于正常录取。


首先,国立青岛大学并没有某科目得分过低或无分数则不予录取的规定,如1932年有名为朱延蔼者被录取,他的英文仅得16分。


其次,1930年投考国立青岛大学者共计360人,录取153人,近一半的录取比例。这是臧克家数学考零分,仍能依靠国文98的最高分填平窟窿、终被录取的主要原因。⑪


中文知识界喜欢传播种种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鸡汤神话,大概与中文知识界缺乏对规则的尊重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鸡汤,看似美味,实质上是在粉饰对规则的践踏、对公平的藐视。其实是一碗有毒的鸡汤。


(完)


①汤晏,《钱锺书访哥大侧记》,原载(香港)《南北极》一九七九年六月号。转引自:范旭仑、李洪岩/编,《钱锺书评论 卷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P24。

②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92-93。

③《国立清华大学条例》(1928年9月通过),收录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该书收录时,错将“试验”写作“考试”。

④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收录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 (1928-1937)》,P201。

⑤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收录于: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商务印书馆,2013,P175。

⑥李怀宇,《张充和:.书法是立体的文化》,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12日。

⑦邓广铭,《胡适在北京大学》,收录于《邓广铭全集 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P257。

⑧陈平原,《校友与大学文化》,收录于:《大学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P152-153。

⑨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杜光埙,《忆国立山东大学》,收录于《山东大学校史资料 第四期》。“国立山东大学”于1930年改组为“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又改为“国立山东大学”。

⑪《山东考试通史 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P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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