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评价袁世凯称帝失败：除非他能带领中国打赢对日战争 | 短史记
本文节选自徐国琦著、尤卫群译《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第四章，已获授权。
1915年8月30日，蔡廷干通知古德诺，袁世凯送给他一对清雍正年间的花瓶，向他致意。①
1915年8月31日，袁世凯的内务总长和复辟骨干周自齐便写信给古德诺，称“因为您对我们国家做出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因为您对我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美好友谊 ，谨代表所有签名者（签名谨附另页），为您再次来我国访问，特向您赠送此纪念品”。签名者包括梁敦彦、汪大燮、梁启超、伍朝枢、梁士诒、周自齐等人。②
在古德诺之前和之后，有很多美国人都曾做过中国顾问。例如，1919年，芮恩施卸任美国驻华公使之后，中国政府曾聘请他担任顾问，合同期为三年（1919—1922），并且他是居住在美国为中国工作，年薪20000美元。他的职责是，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中国方面向他提出咨询时，都要为中国政府或其代表提供意见。如果需要的话，他还会返回北京当面咨询。③
由于同袁世凯帝制运动的联系，古德诺好像是这些外国顾问当中最有名的。然而，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在中美史话当中的贡献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有许多人，包括古德诺自己，都没有把做中国顾问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古德诺的朋友、也为中国政府工作过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曾经写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位。政府的掌权者只是想利用古德诺博士这类人的声望，来支持他们在咨询意见之外就已经自行实施的政策”。④
古德诺自己对此也并不抱任何幻想。1914年2月16日，他致信巴特勒，解释自己为什么急于离开中国，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任：
“[中国]对我[担任总统顾问]的任命显然没有向国会征求过任何意见，国会负责起草宪法的委员会就宪法的审议要么故意不让我们知情，要么忽视我因而不向我征询意见。”
古德诺意识到，“采纳西方模式的宪法的指望，已经被耽搁了将近二十五年，实际上这样的宪法可能永远也不会被采纳”。
图：古德诺
古德诺告诉巴特勒，卡内基基金会提名顾问人选的时候，时间和当时局势都证明基金会的看法是对的，即这是为一个需要听取公正意见的国家提供益处。“随着这个国家掌权者势力的变更，目前的情况已经改变。”他进一步观察到，“由卡内基基金会所任命的人，很可能正面临一个危险，即沦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既定财政项目支出而已，却没有任何用处。”
在另一封给巴特勒的信中，古德诺宣称做中国政府的“顾问一职的重要性”被基金会和其他人“严重夸大”。中国人“从没有打算认真听取顾问的意见，除非这些意见同他们自己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实际上他们把顾问完全当做摆设，很少让这些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写一些文章，再被翻译成中文，而这些文章以后怎样只有天知道”。
古德诺向巴特勒透露，他“对于中国不久的将来感到十分悲观……这里完全缺乏法律观念”，并且“除了人治，中国人似乎什么都不懂，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责备他们的态度，因为他们比任何外国人都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古德诺并不责怪袁世凯：
“或许我的看法有误，但是我认为他是真心实意地想要挽救他的国家。他认为这只有通过实行独裁统治才能达到，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对的。”⑤
巴特勒似乎被古德诺说服了，承认基金会实际上可能过于乐观了。1914年3月31日他写信给古德诺：
“我敢说，某种程度上在艾略特先生的意见和影响下，我们高估了您继续留在中国的重要性……事实上我并不确定，中国能否朝着以民主代替专制的方向往前走。”
不过，古德诺仍然在美国出了名。
1929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二十五周年年会专门为古德诺举行的午餐聚会上，古德诺过去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优秀的历史学家毕尔德发表特别致辞。毕尔德称赞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伟大学者，并列举他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但对他在中国的工作却只字未提。⑥
事实上，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他同中国的关系。难怪一位学者总结说古德诺在中国的使命是一个失败：
“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在他担任顾问期间，建立立宪政府的希望几乎破灭。由于无意中允许他的名字被利用来支持反动的帝制运动，古德诺使这一失败显得更为突出。”⑦
的确，古德诺的名字将永远与中国现代发展中奇特的一章联系在一起，但是很多批评者忘记了，作为一名顾问，古德诺必须履行职责。他的备忘录公正地反映出他对中国和中国政治的看法。1915年，新任驻美公使顾维钧对美国报界指出：
“即便古德诺博士可能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充其量也仅仅是建议而已”，而且这反映出 “一个［社会］科学家对中国国情做出研究之后的观点”。⑧
我们不能因袁世凯复辟而归咎于古德诺，古德诺的影响事实上要广泛得多。
首先，作为中国顾问，古德诺在中美之间、尤其是中美知识阶层之间起到了信使的作用。他不仅将美国的法律知识传递到中国，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向美国政府和精英组织通报中国的最新情况。
其次，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及政治学领域的领军学者，古德诺持续教育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一切。他在1914年底写道：
“我发现这个国家对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兴趣，随时随地都有人请我介绍中国局势和那里的情况。”
从1913年直到他1935年去世，古德诺一直在就中国问题做演讲和接受采访，并且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文章。他的讲座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主题，甚至包括关于汉语语言的题目。
192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解析中国》（China: An Analysis）。古德诺在序言中写道，在华期间他“对中国人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美国后，他“继续保持着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并且，由于经常受邀做关于中国问题的讲演，使我不得不感到有责任将我的印象和总结系统明确地做一个表述”。⑨
这本书根据古德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讲演汇编而成，全书共有八章，题目的范围颇为广泛：自然环境特征及文明之起源、中国的经济、中国人的智识、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现代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古德诺指出中国人渴望多子多福，极其注重农业，这两大因素是中国人口众多和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根源。他还指出，中国人在获取知识方面受到几个不利因素的阻碍，一个就是汉语，因为它使得只有少数人能受教育，另一个因素就是广大的老百姓（就像欧洲曾经有过的那样）就像地里的牛那样愚笨沉默。中国人缺乏科学能力。
当古德诺提出“美国人不应该因为中国人是亚洲民族而低估他们的能力”时，他显然是一个种族主义者。⑩他指出日本人同样也是亚洲民族，但是他们就能够吸取欧洲先进思想。在古德诺看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反映中国人家庭结构和农业生活的一面镜子。
尽管古德诺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所常有的态度和普遍存在的偏见，但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对他的书感兴趣：首先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思考；其次，这本书实际上努力想在历史和中外关系的脉络中，说明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看法。
他写道：在1914—1915年冬，西洋国家忙于欧洲大战而无暇他顾，日本政府趁机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明显证明其企图趁中国软弱无助而夺取利益。很多中国人都将这种无助归咎于共和制政府，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掌权的人则一心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在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当中，无疑大部分人都真诚地相信，鉴于目前的状况和传统，中国唯有在君主制度下才能走向富强，出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于是决定改共和制为君主制，自己来当皇帝。⑪
有意思的是，古德诺并没有多谈他自己在帝制运动中的作用。
“然而，看来中国人确实是反对君主专制的。1917年清皇室复辟的惨败证明，清皇室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彻底失去了地位，永远不可能再重占皇帝宝座。”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件事上，古德诺意识到，袁世凯的失败表明，一个汉人“自己当皇帝，会让人们想到，命中注定做臣子的不可能建立王朝。除非这个人能带领中国打赢一场对外战争，特别是对日战争，才有这种可能。”
古德诺在手稿里写道：“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国看上去会致力于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制’政府。”
但是在正式出版的书中，他对自己的看法做了一点修正，改称一个汉人在“以武力迫使对手完全屈服”⑫的条件下，也可以建立君主制。
古德诺又认为，“有很多事情使我们相信，一个合乎宪法的政府终将逐步建立起来，并且会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制政府”。⑬
关于中美关系的前景，古德诺写道：“中国人喜欢我们”，并且“我们也喜欢中国人……我们能够尽力帮助中国”解决问题，“这些巨大变革都是被迫降临在她身上的”！⑭
图：古德诺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
古德诺的讲演和文章，有时候会在旅美的中国共和派当中激起强烈反响。
宾夕法尼亚大学黎姓学生写信给古德诺，逐条驳斥古德诺在宾夕法尼亚讲演中的论点。他宣称古德诺“误解和歪曲了事实真相”，作为“一名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真正的中国学生”，他不得不对古德诺的解释“加以反对”。
他说古德诺在讲演中提出了以下论点：1、纵观中国的历史，实施改革的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甚至根本就没有；2、中国实行共和制完全是一个意外，而君主制则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因而君主制对中国最合适；3、中国人是不具备宗教信仰的“动物”，因此基督教对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帮助。这名学生写道，古德诺的这种言论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感情。
古德诺回复道：
在我们的历史中，共和制政府在此刻并不是中国所应拥有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实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恢复旧有的君主专制，那种制度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太长时间。再者，日本的经验又一次表明，在君主制度下完全有可能发展起一个大众政府。正如您可能知道的，日本宪法于1889年实施——而这仅仅是在二十六年前——而现在明显可以看出天皇政府在受到大众控制，并且其控制日渐加强而非减弱。⑮
可能恰恰因为古德诺是美国人，所以他的看法在中国和美国都引起了极大关注，他的想法实际上得到广泛认同。梁启超曾经抱怨，他在古德诺之前很早就提出了相类似的看法，而且更为透彻精悍，但是“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因此他的话没有人听。
①JHU Archives: Frank Johnson Goodnow Papers, box 3, folder 3: Goodnow, 1915, 1928-1929, incoming letters.
② Ibid.
③1919年9月15日国务院致外交部，聘请芮恩施为顾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部档》，03-01-001-13-001.
④ Columbia Libra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rrespondence vol. 124, box 469.
⑤Goodnow to Butler, February 16, 1914, Columbia Libra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 correspondence vol. 124, box 469.
⑥Statement read on behalf of Charles Beard, JHU Archives: Frank Johnson Goodnow Papers, box 1, folder 3.
⑦Kenneth Pyle, “Professor Goodnow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26-27, unpublished thesis, JHU Archives manuscript room.
⑧“Ship Line to Orient Financed,” Baltimore Sun, August 31, 1915.
⑨Frank Johnson Goodnow, China: An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vii.
⑩Ibid., p. 101.
⑪Ibid., p. 240.
⑫Ibid., p. 245.
⑬Ibid., p. 247.
⑭Ibid., p. 279.
⑮JHU Archives: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ollections, box 174.
⑯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ed. Robert W.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3, p. 296.
作者简介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多部专著，代表著作有：《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亚洲与一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何为中国》（Idea of China）。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简介
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