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的庚子赔款，是如何摊到民众头上的？ | 短史记
《辛丑条约》赔款，以当年中国人口数(4.5亿)为准每人摊派一两, 定为海关银4.5亿两（这种做法相当于一种政治惩罚），以39年期、年息四厘的方式清偿，本息共计9.82亿余两海关银（又称关平银，一两约合37.7993克）。再加上地方赔偿教会、教士、教民损失的2000万两，整个庚子赔款共计海关银10亿余两。
这10亿余两白银，在列强中的分属额度如下：
图片来源：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
此外，据王树槐的计算，1903-1905年的“付金付银”交涉（清廷欲按条约规定用关平银交付赔款，因银价下跌，列强强迫清廷以各国货币交付赔款），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法、比、意三国原定用法郎交付赔款，但法郎在一战后大幅贬值，三国强迫北洋政府用美元交付，段祺瑞选择妥协），共计使中国在庚子赔款一事上需要再多支付1.68亿两白银。
如何凑足这笔巨额赔款，清廷与列强都很焦虑。
1901年，各国公使与清廷代表谈判时，曾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时为该年旧历三月初一，中方代表是徐寿朋，那桐，周馥，列强代表是法国公使毕勋、德国公使穆默、英国公使萨道义、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
会上，毕勋开门见山，问那桐等三人中国有什么办法缴足赔款，徐寿朋回复：可以提高“海关进口货税”。
毕勋认为，这部分已经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还远远不够，要求清廷从“盐课”中再拿出钱来，徐寿朋回复：“只可挪出四百万作抵”。
毕勋和萨道义又问漕粮和崇文门税卡能否拿出钱来，徐寿朋回复：崇文门每年只能收到70万两税银，对完成赔款无济于事，希望列强不要动这个地方，“为中国略存体面”。
毕勋又问能付征人丁税，按他的计算，每人每年征收5分银子，一年可得两千万两。徐寿朋回复：清廷从前是征人丁税的，后来把这部分税并入了田赋，如今再征人丁税，那等于是重复征收。毕勋说，那不如就增加田赋。徐寿朋回复：这样贫民的日子会更惨，社会可能会不安定。
萨道义提议说，你们不如搞个“房捐”，征房租税。徐寿朋回复：这事我们以前在部分省份干过，没成功，我们一收房产税，那些店家就关门歇业，那些民众就哭天喊地，地方官员束手无策。
萨道义又提议说，你们的自产鸦片比进口鸦片多出三倍，如果每担鸦片征银六十两，不就可以得到一千余万两吗？徐寿朋回复：自产鸦片的生产地散布内地各处，没有可以控制它们流通、用以征税的核心关卡，税征高了，只会促使他们偷税漏税，损失更大。
萨道义说，那你们可以征印花税。徐寿朋回复：这个办法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但只能在通商口岸先试着搞一搞。
毕勋又提议，你们不如向愿意缓期要求赔款的国家求助，请他们借钱给你们。徐寿朋回复：我们不愿借债，还是希望能够将赔款摊到若干年，慢慢来还。……（以上对话，参见《总署与各使会议赔款事宜述略》，《清季外交史料 6》第2788~2791页）
图：法国公使毕勋（Stephen Pichon）
简言之，列强为清廷出的主意是：（1）间接摊派，提高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2）直接从民众身上榨取。
清廷的实际筹款方式，也正是从这两处着手。
当时，清廷本拟将进出口税率提高到10%，但它已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因英日两国反对，最终的关税标准是5%。
海关之外，剩下的就是直接盘剥民众。这种直接盘剥，由清廷拟定具体数额，分别摊派到各省，共计每年1880万两库平银（一两等于37.301克），由各省官员负责具体执行。
各省每年的具体摊派数额如下：
这种盘剥严重到何种程度，可以参见浙江巡抚任道镕1902年4月3日给清廷的汇报。任在汇报中写道，为了筹措赔款，浙江目前已经采取了如下手段（序号系笔者所加）：
（1）一曰粮捐，无论新旧，一律按照实征之数每两加捐钱三百文，随粮带征。——按固定比例增加“粮捐”，以前征1两银子的，一律再加收300文。
（2）一曰盐斤加价，按现收价值每斤加钱四文。——每斤盐加价4文钱。
（3）一曰盐引加课，每引由商加课银四钱，随掣带缴。——每张盐引加价0.4两银子。
（4）一曰房捐，各属城乡市镇，凡系铺户、行店所居房屋，于逐月租值十成内捐缴一成，房主、租客各半分出。——按月租金的十分之一收房租税，房主与租客对半承担。
（5）一曰膏捐，洋药、土药熬售清膏所在，皆是各属城乡市镇，无论土店、烟铺，售膏一两收取捐钱二十文。——卖出一两钱的鸦片，收税20文。
（6）一曰酒捐，查明酿酒缸数，再以缸计坛，给以印花执照，每年酿至五十缸者，缴纳照费洋十元，于售销时分别本庄、路庄两项，粘贴印花，本庄售诸本地，每百斤捐缴洋银二角，路庄运往外路，加缴二角，免其完厘。——收酒税，酿够五十缸酒得缴纳“照费洋”10元；在本地卖，每一百斤酒收税两角洋银，运去外地卖，收税加倍，变成4角。
以上这些，只是浙江在赔款初期紧急推行的一小部分盘剥政策。在奏折里，任道镕向朝廷承诺，浙江还将出台其他搜刮措施，比如“钱铺、典当、牙帖、契税，现并饬司分别筹办”。在清廷存在的最后九年里，浙江民众共直接负担了1227.6万余两白银的辛丑赔款（未计入关税等其他间接负担）。（《庚子赔款浙江知多少》，《浙江档案》2003年第4期）
图：《辛丑条约》签订现场。1902-1938年，中国共计支付庚子赔款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实际支付数额共5.76亿余两。
对各省官员而言，庚子赔款既是政治负担（要完成摊派额度），也是致富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制造新名目敛财）——1901年5月，内阁中书许枋曾在奏折中坦言，延庆被摊派了庚款13万，但当地政府实际摊派给民众的数额，“已派至20余万”。
但清廷无意查办这类敛财行为。对爱新觉罗皇室而言，竭力凑足给列强的赔款，以延续大清政权，才是首要之务。在1902年12月给各省督抚法谕旨里，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严厉写道：
“此次赔款载在条约，必须如期筹偿，万不可稍涉迁延，致失大信。着各直省将军督抚……按期应付不准丝毫短欠，……（否则）定惟该将军督抚等是问！”
一切都得为完成偿付赔款这一性命攸关的政治任务让路。各级官员的贪腐，在这一政治任务面前，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在敛财这一动力的驱使下，食盐加价这类“常规手段”，可以一用再用。户部已经加了一次（各省每斤一律加价四文），省内不妨再加一次（比如湖南、江西、河南）；省内加了一次，也不妨碍县内再加一次。（参见：马长伟，《从辛丑到辛亥：庚款摊赔背后的官民博弈》）
苛捐杂税，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福建的丁漕每两加征200文“丁漕捐”；江西的漕粮每石“按粮输捐”160文；四川每年按田亩征收“赔款新捐”100万两；南京对小推车收税，必须凭照上路；苏州对驴和马每匹收洋银2角，没有执照的驴子和马不许接生意上路；奉节在原来的屠宰税之外，每杀一头猪加收200文税，叫做“新加肉厘”，后来又再加收一次，叫做“续加肉厘”……
光绪三十二（1906）年九月，文摘类媒体《华字汇报》摘录了一则陕西新闻，其中写道：陕西省将摊派下来的庚子赔款“全数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陕西农民头上，“百姓久已敝困”。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铁路，社会上出现传言，说这笔钱也要按田亩加派，于是，“渭北各州县人心惶惶，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甚至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甘心送人耕种者。”
残暴的庚款摊派，将农民们吓得连地都不想要了，宁愿免费送给他人耕种。当日民不聊生之状，可见一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