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称慈禧在1900年曾一怒之下“向全世界宣战“,亦即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匈、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共计十一国同时宣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既高估了慈禧的“勇气”,也低估了她的“理性”。
支撑“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之说的,是她曾下达过所谓的“宣战照会”与“宣战诏书”。但只要细读这两份文件,就不难发现,照会并不是什么“宣战照会”,诏书也不是什么“宣战诏书”。自始至终,慈禧在庚子年都未曾正式向列强宣战。
图:慈禧
所谓的“宣战照会”,指的是清廷于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各使馆的一份文件。
文件内容如下:
“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152。)
清廷文件中所谓的“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指的是同日送达慈禧之手的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一份照会。在照会中,杜士兰要求中方交出“大沽口各炮台”,否则将以武力强占。
也就是说,事情是这样子的:先是列强送来了一份照会,以不相信清军能保护其驻北京使馆之人免遭义和团伤害为由,向清廷索要大沽口等各处炮台。清廷不愿敞开门户把军事重地交给列强,又不愿与列强开战,于是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希望列强将驻京使馆之人暂时撤到天津,由列强自行保护。
通观清廷发出的这份“照会”,当中并无一字半句涉及“宣战”。而且,按照国际法,两国宣战必互撤使团。清廷仅提议列强将驻京使馆之人撤至天津,并非要将使团驱逐出境,显见这份照会,并无意要与列强断绝邦交,更无意向列强宣战。
事实上,接到这份照会的列强,也未将之当成“宣战文件”。
图:大沽炮台示意图。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19日清廷才发出所谓“宣战照会”
再来看所谓的“宣战诏书”。
该诏书由清廷在6月21日颁布。原文较长,照录于下(不耐者可跳过,看后文的解读):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162-163。)
诏书是下发给内阁的。内中虽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与其屈服,不如对抗)之语,但核心内容,仍是号召“尔普天臣庶”,也就是所有的大清人,都站出来为保卫爱新觉罗而战。
显而易见,这份诏书,是在做“内部动员”,而非“对外宣战”。
在清廷内部,诏书只传达到了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至于列强,他们从未收到过这份文件。
此外,诏书中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名字。若为“宣战诏书”,这是不可能犯的错误。
图:1900年7月13日,日军攻入天津南门。此时,清廷仍未对列强宣战
这份“内部动员诏书”,仅能证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在6月21日确实一度有过与列强一战的冲动。
慈禧的冲动,甫以“内部动员诏书”的形式传达下去,就受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督抚的抵制。
所以,8天之后,6月29日,开战冲动已荡然无存的清廷,再下谕旨给清廷驻各国使臣,向他们强调此次战事,决非朝廷所愿。谕旨写道:
“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不料……(6月17日联军)先开炮击(大沽炮)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军机处寄出使俄国使臣杨儒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202。)
图注:八国联军攻陷紫禁城后,在乾清宫内合影
事实上,直到6月29日,列强已对清廷开战逾半月之久,清廷仍在幻想泯灭战端,故始终未曾正式宣战。
也因为始终没有正式宣战,清廷没有召回驻各国使臣,且命令他们,须将清廷不愿与列强开战的立场,向各国外交部门“切实声明”,遇有交涉事件,也仍须“照常办理”。
稍后,在7月份致日、英、法、德、美五国的国书中,清廷再度重申了两点:
(1)清廷没有对列强宣战。
(2)战端乃列强攻占大沽炮台引起。
早在1860年代,总理衙门已组织学者翻译了《万国公法》。按照国际法,如何才算对外宣战,朝廷非常清楚,甲午年的对日宣战诏书就是一种应用。清廷在给列强的国书强调自己没有对列强宣战,是有国际法为依据的。
简言之,所谓“慈禧向全世界宣战”、“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实是中文知识界脑补出来的论断。
1900年的慈禧虽然昏聩,但并不是一个疯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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