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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6月27日 下午 12:45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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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谈“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 短史记

严汣霖 短史记 昨天

李约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疯狂拥趸。


在他看来,自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这段时间里,中国始终“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后来却迅速落后了。


所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图:李约瑟


1953年4月23日,爱因斯坦在给J.S.斯威策的回信中,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括号中的文字系信件原文)


在爱因斯坦看来,近代科学的诞生,依赖于两大基础,即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比如《几何原本》中的演绎逻辑),和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以实验寻求因果)。这两大基础是“令人惊奇”的伟大成就;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这两大基础,是正常现象,“用不着惊奇”。


李约瑟后来获悉了爱因斯坦这封信的具体内容。1961年的牛津科学史讨论会上,这封信获得了与会的多数科学史学者的认同,但却引起了李约瑟的极度不满。他在会上激烈批评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已于6年前去世)


“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批评。


李约瑟的恼怒在于,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个基本论断,即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里遥遥领先西方,但这个论断并不被与会的多数科学史学者所认同。而且,爱因斯坦信中那句话——“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还被与会者拿来反驳李约瑟的上述论断。所以,他激烈地指责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并无研究,“几乎毫无所知”,强调爱因斯坦的话不具备任何说服力。


但是,李约瑟仍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关于“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见地的。他在批评爱因斯坦“几乎毫无所知”的时候,用括号补充了一句——“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


图:爱因斯坦


1974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去世近20年后,中国学术界首次通过李约瑟著作中的引用,了解到爱因斯坦曾回答过“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问题。


可惜的是,最早的译文出现了错误。据《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许良英回忆:


“我从1962年开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过程中并未发现这封信 ,1974年哲学研究所的胡文耕同志在李约瑟的著作中发现此信 ,我即请他译出。当时我把‘these discoveries’误解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 ,于是译文中加上‘〔在中国〕’。”(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因为这种想当然的误解,1976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 第1卷》里,信的最后一句,被翻译成了爱因斯坦在赞叹中国的古代科技: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商务印书馆,第574页)


图:1976年版《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 第1卷》第三次印刷时,最末一句被修改为“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许良英意识到了“这些发现”指的不是“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而是前文提到的“these steps”,即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2005年,他遵从原文句式,又将最末一句的译文修改为“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对许良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如此说道:


“我1978 年结束20年农民生活回到科学院开始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 ,即以此(注:爱因斯坦的论断)为指针。从大量的史实中我们认识到,近代科学虽然是古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科学,包括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和中世纪的阿拉伯的科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阶段,主要是以直觉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而近代科学则把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使爱因斯坦终生感到惊奇的两个伟大发现相结合的产物。”(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其实,近代科学的诞生,除了受制于爱因斯坦所提及的两大学术基础,也与社会基础密切相关。


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社会必须要有充分的自由度。


首先,没有社会自由度,就没法给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


朱元璋以“知丁法”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洪武时代,就是一个严重缺乏自由度、扼杀科学发展的典型社会。


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里,朱元璋规定,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不在这四业范围之内谋生者则属于“逸夫”、“游民”,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毒瘤,必须消灭。朱元璋要求,市井村镇中的民众,对自己的邻居,必须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了解他们家里几口人、几人务农几人读书,几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读书者在哪里上学以谁为师,做老师者有几个学生姓甚名谁……如果邻居中存在“逸夫”、“游民”而不向官府报告,除了“逸夫”、“游民”会被处死,里甲与四邻全家,都将被流放化外。


为了配合“知丁法”,朱元璋还制定了严苛的“路引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都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多少、货物轻重、所行远近、水路旱路,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才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元璋的高压下,“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在洪武时代得到了严厉执行。比如,据《大诰.续编》,朱元璋曾一次性惩治苏州、松江两府“游民”2871人,使之亡身破家;据《大诰.三遍》,镇江坊甲邻里因未主动捉拿“奸民”,被“尽行责罚”,全部发配去砌成墙,空家身死者不计其数。


显然,在这种社会里,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是没有政治空间(被定性为不务正业)和经济空间(养不活自己)的——洪武时代的社会状态,虽是极端案例,但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政权稳定,却是自秦汉至明清所有帝制政权的共同手段(欧洲古代的很多政权,其实也是如此)。


其次,没有社会自由度,就没法造就科学共同体,没有科学共同体,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诞生。


近代科学诞生于16世纪,与科学共同体是同步出现的。


比如,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于1560年在那不勒斯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学者们定期在他家中聚会交流。“自然秘密研究会”被当局定性为巫术团体而遭取缔后,波尔塔又寻求到了凯亚公爵的支持,在罗马成立了新的学术组织“林琴学院”,伽利略也在该组织之中。再往后,伽利略的学生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成立了“齐曼托学院”。英国也于1640年代出现了由科学家约翰.威尔金斯倡导成立的“哲学学会”。哲学学会后来发生了分裂。1660年,该学会的部分成员在格雷厄姆学院召集会议,倡议建立一个新机构,以促进学术信息的更新和交流,两年后,该组织获得查理二世批准,即是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


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与欧洲社会的自由度得到了扩张,有直接关系。


遗憾的是,同期的中国,并无产生“科学共同体”的土壤。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重申了朱元璋的“祖制”,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不许民间开设书院讲学,违者抓起来流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毁天下书院。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上述政策,顺治九年(1652)的政策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编成,皇帝钦定明朝亡于门户,而“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书院的命运如此,依赖“科学共同体”才能存在的近代科学,自无可能出现在明清两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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