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版“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 | 短史记

近年来，杜钢建、诸玄识、李国防等人提出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语起源于中国”之说，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

其实，他们不是“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的发明者。

以康熙皇帝为首的清代朝野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这个不得了的“惊天之秘”，而且一本正经地做了非常多的的所谓“论证”。

在康熙之前，“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只是一种零星的见解。

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明代，西方传教士传入了毕达哥拉斯定理，黄宗羲发现其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于是认定是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显然，黄宗羲忽略了“各自独立发现”这种可能。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方以智和王锡阐。

方以智认为，西方的历法虽然精准，但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皆圣人着急所已言”——圣人们早就说过了，只不过后人不争气，“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们这边失传了，西方人却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捡了起来，还进一步将之发扬光大。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优异之处，“悉具旧法之中”，全在中国老祖宗的旧法当中，“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西方人不过窃取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并没有超出中国固有文明的范畴。

但黄、方、王三人的影响力，在当时颇为有限。真正让“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成为举国知识分子皆知之显学者，乃是康熙皇帝。

众所周知，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学之人，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不过，康熙的“好学”，并非真的对知识本身存有兴趣，而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为的是折辱汉人知识分子，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对满洲所拥有的心理优势。

故此，康熙从传教士那里学了天文历法，转头就会把李光地等人召来，要当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的；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了如何用数学计算河水的流量，也会转头召集群臣当场示范，使群臣们“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而达到折服汉人知识分子的目的。其结果，则如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所总结的那般：

“至康熙后期，……学术领域中的领袖，也只有玄烨一人。他自恃周知万物，又无书不览，学术已凌驾汉人之上，意得志满之态往往难以掩饰。……玄烨虽不承认自己生而至圣，但学而至圣，他是当仁不让的。”

借传教士之学问以打击当代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之说来打击传教士。

康熙曾写过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西历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们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现在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他还宣称数学也起源于中国——“夫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西方的算法，全部出自中国的《易经》。

图：康熙像

康熙负责给结论，下面的知识分子负责“论证”该结论的正确性。比如，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得李光地开示，热烈歌颂了康熙的见解，是此前历代学者“皆所未及”，然后“全面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且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在这场所谓的“论证”之中，梅一再表态，称自己对康熙所提出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之说，拜服得五体投地：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

同样必须拜服得“五体投地”的，还有宫中的西洋传教士。康熙御制《数理精蕴》里说：

“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

大意是：汤若望、南怀仁这些人很懂历法，也很懂算学。问他们这些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说是从中土流传过去的。

内有“学术界”的拥护，外有传教士的认同，“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之说，遂成为了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思想，且代代皆有“创新”。

比如，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阮元，曾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

“张子平有地动仪，其器不传。就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

大意是：张衡（字子平）的地动仪没流传下来。我认为，所谓地动仪能测知地震的说法是不对的，地动仪应该是一种“地动天不动之仪”，和传教士蒋友仁带来的“地动说”是一回事，后者可能源自前者，或者独立发明彼此暗合。

活跃于嘉庆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了“西学源出墨子”的结论：

“西人天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墨子》俱西洋数学也。……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

邹伯奇的这一“发现”，俘获了众多的晚清知识分子。

比如，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曾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围。此外，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源自中国的《尧典》《周髀》，西方的火轮船，是中国的“木牛流马之遗法”。

大略同期的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等人，也均曾宣扬过“外人晚于中国，必定食我之牙慧”“西法固中国之古法”“西学窃我余绪”“西法之本出乎中”等论调。他们进而认为，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没什么大不了，并不构成对华夏文明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嘉时代，所谓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这个层面。进入道咸同光时代之后，“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这种论调，开始涉及思想文化。

比如，出使日本的黄遵宪，虽也同样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不止于科学技术，而是：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大意是：根据我的考证，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西方讲人权，源自墨子的“尚同”；西方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西方讲上帝和灵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再如，薛福成出使欧洲，对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有直接的了解。他在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的中国古代传说，即“今之民主规模也”；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存有中国的“三代以前遗风”；上下议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总之，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频生。

1895年，严复撰写了《救亡决论》，对上述种种“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的论调，做了辛辣的讽刺。

他说，现在有一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不真的了解，只凭着一些转述耳闻，然后再从中国的古书中搜猎相似的言辞，就敢于放言，说什么“西学皆中土所已有”。这种人，实在在是“其语近诬，诬时讨厌”，非常可笑。严复进而感慨道：

“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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