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中,为何会有“娃娃兵”? | 短史记
相信很多人对上面这张“娃娃兵”照片不会陌生。①
近些年来,这张照片已经成了“远征军”的标志性影像。在与远征军有关的活动中,几乎都能够看到这张照片。
问题是:史迪威控制下的中国远征军,当年绝不会招募未成年儿童入伍。所谓的“远征军娃娃兵”,究竟从何而来?
远征军不接受“娃娃兵”
在史迪威的策划下,中国远征军分配得到了当时的美国援华陆军装备的绝大部分。
据统计,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机关枪,远征军获援663挺,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351挺;迫击炮,远征军获援284门,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30门;山炮,远征军获援302门,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96门;步机枪子弹,远征军获援1.64亿粒,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0.5亿粒。②
1944年远征军及知识分子从军征集,其伙食费标准为每人每月2100元,而国内一般普通士兵每月副食费仅190元,前者每餐可以四菜一汤,后者每日里青菜也未必能吃得上。③
如此精心打造的一支部队,史迪威自然不可能允许在兵源上出问题。当时自国内运往印度蓝姆迦的兵员,必须经过两次严格体检。第一次由中方执行,第二次由美方执行。这两道体检程序,都不容体格羸弱及未成年者混入其中。
中方之所以重视对远征军兵员的体检,是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此事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观感;若兵员不合格,恐影响中美、中英关系。比如,1943年9月15日,蒋指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必须对远征军兵员进行严格体检,不合格者绝不能运往印度,若出纰漏将付诸军法审判。蒋的这份指示,全文如下:
美方的体检,对具体兵员拥有最后的否决权。中方体检侧重体格,美方体检除重视体格外,还格外在意兵员的健康,许多在中国军医看来无足轻重的“小疾”(如红眼病),美军军医是无法接受的。
比如,1943年6月2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在上一批1800人中,68%的预定兵员未被(美国军医)接受,主要是由于结膜炎和皮肤病。”7月份某日的另一次体检,史迪威又在日记中写下结果:“答应由200人中选派155人(去蓝姆迦)。大约65人被中国医生剔除,95名被美国医生剔除。去了印度的只有35人。”⑤美方体检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
自1942年9月起,中国利用输送援助的美机返航,“逐日向印度空运官兵450至600人。由于美方体检时淘汰较多,至年底仅有3.2万人运至印度。”⑥据此推算,淘汰率至少达到了50%。
这两道严苛的体检程序,使得远征军成为当时体格最为健壮的中国军队。
简言之,无论是蒋介石主导的中方体检,还是史迪威主导的美方体检,都不会允许远征军的兵员中,出现未成年的“娃娃兵”。
图:Lee Lew Bell,12岁,云南人。Amer拍摄于1944年9月12日。据拍摄者写在照片后的信息,Lee Lew Bell隶属于国军第54军14师42团,已入伍一年。这位Lee Lew Bell,应是14师驻扎云南期间所收容的难童。14师1944年入缅时,也将其一并带了出来——很难想象有部队会愿意去抓11岁的孩子来当兵。
“娃娃兵”实为部队收容的难童
但是,美军通讯兵拍下的照片中,确实有不少身穿军服的“娃娃兵”,且与美军士兵相处融洽。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查到了国民政府中央社刊发的一篇关于驻印军中“娃娃兵”的报道,似可解答上述疑问。
报道刊发的时间是1944年4月。报道的内容,是介绍“驻印军中最小的弟兄马国光”。这位“娃娃兵”,乃是中国远征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败退途中收容的孤儿,后一直由军队抚养,在军中也帮助做一些事情,但并不会上前线。报道全文如下:
图:中央社关于“驻印军中最小的弟兄马国光”的报道,马是一位11岁时被远征军收容的难童
军队收容难童,是抗战时期的常态——国家严重缺乏社会组织能力,没有能够对难童实施有效救助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军队不得不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宋美龄的难童救助运动,也高度依仗军队)。
蒋介石勒令各战区收容难童,至晚始于1939年末。阎锡山、李宗仁、顾祝同、卫立煌、蒋鼎文、张发奎、马鸿逵、石友三、孙连仲、沈鸿烈、傅作义……等战区长官或军队长官,都曾于该年12月向蒋呈报过各自战区、防区所制定的难童收容计划。⑧
1940年2月25日,第二集团军长官孙连仲向蒋报告,称该部之前已“收容难童五百八十余名,在河南叶县成立第二集团军难童教养院一所”,最近又“由各师旅陆续在战地抢救难童共计一五零零余名”。
同年5月3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第九集团军下辖第一挺进纵队,已“遵令在防区内收容难童五十七名,择定安全地点,拟定受教计划,派员负责教养。”⑨
第六十军自1939年起,在江西、湖南战场上,共收容了59名难童,“最大的14,小的只有5岁,女的占2/3”。这些难童一直跟随着六十军。直到1942年,六十军奉命返回云南,难童们才因路途遥远而被转移至其他收容机构。⑩
军队收容难童,所造成的一种直接现象,就是出现了很多十来岁的“娃娃兵”。
难童之所以会变成“娃娃兵”,有两种情况。
一种与人数有关。如蓝姆迦的驻印军,除了收容“马国光”这种近似华侨(父母在缅甸谋生)的难童外,没有其他收容难童的机会;难童数量过少,无法像孙连仲那样开设学校性质的“难童教养院”,“马国光”们只好在军队里充当“娃娃兵”。
一种与钱粮有关。难童的日生活费标准,比不上驻滇远征军,更比不上驻印远征军,让大一点的孩子随军吃饷,是一种更优的选择。美军通讯兵在云南、密支那等地拍摄的所谓“远征军娃娃兵”(12、13岁左右,个子明显矮于成年人一大截),多属于第二种情况。
少年兵乃“莫大之耻辱”
抗战期间,蒋介石力排众议,认为教育“不仅在战时,还要看到战后”,拒绝征召适龄大学生和高中生入伍,希望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待战后为国家重建出力。
受此政策影响,抗战期间“抓壮丁”虽极为普遍,但“抓学丁”、“抓童丁”之事,则绝少发生。在校中学生,反自1936年的48万余人,暴增至1945年的126万余人。⑪
如此,自不难理解,“娃娃兵”在各战区的出现,会令蒋介石极为不满。
1941年6月26日,蒋介石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传达指示,命其严加取缔军队中的“未成年兵”。指示全文如下:
但蒋的严令,无法阻止军队收容难童吃饷。
图:左,蒋介石命商震、贺国光取缔少年兵;右,蒋介石命何应钦取缔少年兵
同年8月29日,蒋再次向商震、贺国光下达严厉指示:
指示中“对于运输与交通机关,尤应严格告戒”一句,点出了所谓的“娃娃兵”在军中的主要“就业方向”,并不是上战场。
显然,蒋的这道指示,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否则美军通讯兵就不会在1944、1945年间拍下那些“娃娃兵”照片了。
简言之:
(1)国内部队,或难免存在少量征召未成年人入伍的行为,但远征军的兵员素质,被蒋介石视为关乎国家形象,史迪威也对其实施极严苛的体检,断无可能混入“娃娃兵”。
(2)远征军中的少量所谓“娃娃兵”,乃是其收容的难童。
(3)远征军之外的部队中的“娃娃兵”,不排除有强征而来者,但难童仍是其绝对主体。
(完)
注释
①据图片本身提供的讯息,该“娃娃兵”名叫Lee Chen-hon,13岁。这张照片一直被当成远征军的标志性影像,但有考据意见认为,该照片乃是F. D. Manwarren于1944年11月23日拍摄于贵阳附近。这位“娃娃兵”与远征军没什么关系。见:白冰,《远征军中那位娃娃兵:对一张历史照片的个人解读》。参照前述考据,以及该照片本身及同系列照片,均是逃难元素,笔者认为这位“娃娃兵”其实是一位被军队收容的“难童”——1944年11月,当军队撤退时,他没有和军队在一起,而是与逃难的民众一起后撤。
②陶文钊/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P317。
③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
④(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抗战时期”,数位典藏号:002-010300-00052-028。“□”符号,系笔者能力有限,未能判读出的文字。
⑤黄加林等人/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P186、P190。
⑥郭汝瑰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P1077-1078。
⑦《我驻印军佳话 多才多艺少年兵:十三岁的马文能说六处方言》,新华日报1944年4月18日第二版。“□”符号,系报纸损毁,字迹已难以辨识。
⑧以上诸人给蒋介石的复电,见“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之“领袖指示补编(三)(四)(十三)”。
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106-00004-024、002-090106-00004-019。
⑩徐汉君等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记》。
⑪《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
⑫(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07-067。
⑬(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70200-00011-050。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