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第一伪娘”的无奈与恐惧 | 短史记

活跃于曹魏时代的何晏，被今人戏称为“三国第一伪娘”。

何晏字平叔，祖父是谋诛十常侍失败的大将军何进。父亲早逝后，母亲尹氏被曹操收纳为妾，何晏做了曹操的养子，与曹丕等人一并长于魏王宫中。成年后，何晏“尚公主”，又做了曹操的女婿。

据史书记载，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喜欢穿女性服装，日常生活中脂粉不离手。

何晏之所以如此，与其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且面临来自魏明帝的高压打击，有直接关系。

作为一个官二代，何晏在仕途上并不得志。他的曹操养子身份，不为曹丕所喜，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未能进入官场。魏明帝时代，又因政治主张与皇权相左，“颇为冗官”，只担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

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乃开魏晋玄学之先河的人物。其政治旨趣，按顾炎武的说法，是“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简单说来就是：曹魏以法家权术为治国的根本手段，辅以儒学礼教作为粉饰；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则尊孔子为圣人，且援《老》《庄》之说入儒，试图用自然秩序来规范政治秩序（本质上仍不脱董仲舒用“天意”来约束“皇权”的思路），主张君主抛弃严刑峻法、退而拱默无为，将治理天下的责任交托给官僚集团。这些人没有“忠君思想”，见到皇帝有难，如同见到路人遭厄。

这种主张，自难为曹魏皇权所容。

太和四年（230年），魏明帝下诏，严厉警告“浮华交游”之风，即是针对何晏、夏侯玄等人。太和六年（232年），又有司徒董昭上书魏明帝，请求皇权对“浮华交游”之徒采取惩治措施。

董昭在奏章中攻击何晏等人，说他们不用心钻研学问，专爱交游，聚在一起褒赞彼此，批评他人（主要是批评朝政）。在董昭看来，“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随后，魏明帝下诏，“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

知识分子旨趣相投，彼此来往，交流议论时务，并无任何过错。给他们扣上一顶“浮华交游（会）”的罪名，不过是曹氏打压舆论的惯用名义。建安年间，孔融对曹操执政多有批评，曹操即写信恐吓孔融，说自己“破浮华交会之徒”的办法，也就是镇压异议者的手段，相当之多。信件原文如下：

“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据《三国志》中残留的蛛丝马迹，魏明帝“反浮华交会”后，诸多与何晏旨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如邓飏、李胜、诸葛诞、夏侯玄等，“凡十五人，……皆免官废锢。”所谓“废锢”，即免除官职、监视居住——魏明帝本有意如曹操杀孔融一般，制造文字狱。李胜等人已遭逮捕，后因“其所连引者多”，牵涉名士太多，内中还有夏侯玄、何晏这样的“官二代”，为免造成政局震荡，才改以“禁锢”作为惩罚。

因“尚公主”等原因，何晏未被列入禁锢名单。但现实的高压，也让他不得不屈服——魏明帝“破浮华”的同一年，巡幸许昌，大兴土木修筑景福殿，命何晏作《景福殿赋》。文末，何晏不得不特别赞誉了一番魏明帝“破浮华”破得好、破得对：

“圣上……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

“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云云，即是指“破浮华”这场思想禁锢与言论打压。

大略同期，何晏爱穿女人衣服、喜好涂脂抹粉的“特殊癖好”，也传入了魏明帝耳中。为验证真假，魏明帝还做了一次实验：

“何平叔（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世说新语》中，载有何晏的一首诗，内有“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之语，这当中的惴惴不安至为明显。

图：民国月份牌里的潘安

由何晏开端，两晋南北朝时代“娘化之风”盛行，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转走阴柔路线，蔚为潮流。

比如，西晋的潘岳“妙有姿容”，与夏侯湛合称“连璧”；裴楷有“玉人”之誉；卫玠号为“璧人”，他从豫章入建业城，“观者如堵”；王夷甫也以手润如玉而知名——“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东晋的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羲之见了赞叹不已，说他“真神仙中人也”；王恭以身材闻名，时人赞叹他“濯濯如春风柳”……

较之两晋，南北朝的男性以阴柔为美之风更盛。何炯“白皙，美容貌”、韩子高“容貌美丽，状似妇人”、谢晦“眉目分明，鬓发如墨”，获皇帝赞为“玉人”……均闻名于世。《颜氏家训》中有言：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个体在审美上异于常情，很可能是个体喜好方面的原因；但一种异于常情的审美成了一种社会风尚，背后一定会有特殊的社会背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娘化之风，正是如此。

这当中，最核心的社会背景，是宫廷、朝堂与地方政治的腐朽黑暗。

比如，司马炎称帝后，封皇族二十余人为拥有独立军权、财权、人事权的诸侯王，直接造成其死后，太后、皇后、皇子之间争斗不休，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与诸侯王之间彼此攻伐。发展至内有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外有“八王之乱”屠杀数十万无辜军民。整个国家，成了丛林社会。

这样的社会，既不足以承载任何正常理想，自会将有志之人首先逆向淘汰。这些人或选择不合作（如嵇康），或选择放浪避祸（如阮籍），或选择自我麻木（如刘伶）。

于是乎，留下来的，则往往是甘受权力摧折者。或如何晏那般以女装自污（示无大志，让皇权放心），或迎合权力的特殊癖好，成为“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群体的一部分。关于后者，《晋书》说得很明白：

“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

非但两晋如此。南北朝时代“男宠大兴”的风气，也同样始于权力集团的特殊嗜好。比如，北魏汝南王元悦，“绝房中而更好男色”。北齐文宣帝高阳，曾“剃（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梁太子萧纲的《娈童》诗艳帜高扬，公开大赞自己的娈童“娇丽质”，“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陈文帝喜欢“容貌美丽”的韩子高，将其置于后宫，“未尝离于左右”。

作为个体的性取向，同性之爱是无可厚非的。有问题的，是包括性取向在内的社会审美取向，为迎合权力的喜好而异化。南北朝的名士群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大规模女装化、女性化，不过是在呼应“权力市场”的审美需求罢了。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有问题的不是“细腰”，而是“楚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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