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煟，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南宋知县 | 短史记
南宋人董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这位1193年的进士，只做过知县之类的小官，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可供后世流传。
但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处理灾荒的专著《救荒活民书》。
书中，董煟将救荒的核心政策总结为五项。前三项相当常规，分别是：国家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官府强制民众做的粮食储蓄）之米；劝有米的大户卖粮。后两项却与当时官府的一贯做法完全相反——第四项是“遏籴有禁”——遇上灾荒，各地州县就“环视壁立”，禁止本地粮食出境，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只会加重灾情。第五项是“抑价有禁”——遇到灾情，官府就出面压制市场上的粮价，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粮价，这种事不能干。
图：《救荒活民书》封面，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抑价有禁”一条，可谓洞彻世情。对于为何不能压制市场上的粮价，董煟有这样一段解释：
大意是：以前的为政者不懂，认为民众没钱，须由官府出面压制粮价。却不知官定粮价后，别处粮价高，此处粮价低，商人自然不愿意再将外面的粮食运来。外粮不再进来，境内就会缺粮。境内越缺粮，家中有积蓄的富户为求自保，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于是，饥民们手里拿着钱，却找不到可以买粮食的地方，要么饿死，要么去抢劫。反之，如果不抑制粮价，外面的粮食不断进来，境内的富户也敢把粮食拿到市场上，粮价就会很自然地降下来。
董煟还说，自己走访底层时，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饥荒年份，有余粮的富户，并不愿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反与“外县牙人”（外地的粮食收购商）做生意。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上面对米价的压制。政策的本意虽是“存恤细民”，想要帮底层民众一把，但却造成周边地区米价高于本地的状况，有粮的富户不愿贱卖粮食，民众找富户加价购粮，富户又怕违反政策被人告发。所以，最后只有外地来的粮商能从他们手里买到粮食，本地民众反陷入更深的饥荒。董煟说，如果我们不压制粮价，考虑到运费、人情等因素，富户们自然会优先选择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
为了增强说服力，董煟还举了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例是范仲淹做杭州的地方官，当地出现饥荒，市场谷价涨至每斗120文，范仲淹更进一步，将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粮食源源而来，市场粮价也随之下落。另一例是包拯做庐州的地方官，当地发生饥荒，包拯“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
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粮食的总量比较充裕、商业信息的传播比较充分、交通便利），是董煟提出上述主张的时代背景——在他之前，已有零星的相似做法见于史册。除了董煟书中提到的范仲淹与包拯，还有唐代的卢坦，他治理宣州时，江淮大旱，导致米价大涨，有人劝卢坦用政策压制米价，卢坦回应说：宣州本地产米不足，主要靠外地运米进来，如果压制米价，米商就不会运米进来了，如此，“价虽贱则无谷奈何？”，市场上无米可卖，米价低又有何用？而不压制米价的结果，是“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粮商纷纷涌入。卢坦的政策能够奏效，同样与唐代中后期的宣州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有直接关系。
用现代市场经济学来审视，董煟所说出的，乃是一个基本常识：市场的归市场，道德的归道德，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救荒本是官府的义务，以道德为说辞（比如“为富不仁”之类）、以政策为准绳，强迫粮商和富户低价卖粮，看似是在做一件极好的事情，但实际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洞见本该成为常识，因为它早已见于《吕氏春秋》。在其“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意是：鲁国出台一项政策，为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赎身，可以用赎身凭据去官府报销拿钱。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给奴隶赎了身，却不去官府拿钱。孔子批评了这种做法，理由是：该拿的钱不拿，看似品德高尚，实则破坏了政策定下的契约。有子贡这种先例在前，其他人在给奴隶赎身时，就难免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报销拿钱，会面临遭到鄙视的道德压力；不去报销，又会面临损失金钱的经济压力。为逃离这种两难，他们的选择将会是不赎人。流落在外的鲁国奴隶的命运，也就随之变得更糟。
《吕氏春秋》里的这则孔子故事，未必是真事。但撰写这个故事的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将政策契约（商业契约）人为抬高至道德高度，变成一种道德压力，往往并不可取，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麻烦。董煟在《救荒活民书》里反对压制粮价，与孔子反对子贡不去报销，本质是相似的，都是基于对世情的深切洞察。
遗憾的是，此类洞察并没有随着《救荒活民书》的发行与出版（该书也呈送给了南宋朝廷），而成为宋元明清时代的一种常识。乾隆二年，清廷出台了一项救灾政策：由官府为粮商的运米船指定具体的销售地点，运米船经过税关时上报前往何地，抵达指定地点后找当地官府盖章，再拿盖了章的文件给税关核查。户部的文件称，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奸商偷运它处，漫无稽查”。在礼部做官的方苞知道此事后，深感不妥，赶紧给朝廷上了一道劄子。劄子里说：
大意是：粮商们追求利润，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米价的贵贱，又与灾情的深浅直接相关，灾情轻的地方米价比平常贵，灾情重的地方则尤其贵。运米沿途出现米价更贵的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此地的灾情更严重，但粮商已由官府指定卖米地点，不敢违法卖米给他们；这些灾民嗷嗷待哺，为求活路定要强买，武力冲突必然层出不穷。其实，米价高涨之地，粮商蜂拥而来后，米价必然会降低。这里粮价降低了，粮商又会跑去别的地方。官府不强行指定地点，让他们自己干，效果会更好。如今的政策，导致粮商在粮价上涨之地不敢卖粮，在粮价下降之地不得不卖粮。粮商们是拿着本钱去求利的，如此两难之下，他们的选择将会是观望不前、不再从别处买粮食运过来；灾民的状况也就会更惨。
方苞的意见未被采纳，后续发生的事情则如其所料。乾隆三年十月，苏州织造海保上奏称，朝廷的政策公布后：
参考资料
①董煟，《救荒活民书》，中华书局，1985年。
②邓海伦，《干预抑或听其自然：南宋和盛清荒政中的市场意识倾向》。
③《吕氏春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④乾隆实录卷之七十九，网址：
http://www.cssn.cn/sjxz/xsjdk/zgjd/sb/jsbml/qslqlcsl/201311/t20131120_8481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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