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个在饥渴时代努力提供优质精神食粮的人 | 短史记
2021年1月10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去世，享年90岁。
在出版与学术领域，鲜少有人不知道沈昌文。但沈昌文在时代变迁中留下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对普通读书人而言，与其说沈是一位出版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在“阅读饥渴年代”，极尽辗转腾挪之能事、努力提供优质食粮之人。
一、阅读饥渴年代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各地新华书店被要求投放《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与《水浒传》，以显示图书市场的繁荣。
叶圣陶后来在家信中谈及此事，如此说道：
书店如此这般，实是无奈之举。
当时，这四部书的总存量，人民文学出版社加上北京新华书店，仅有3800余部。北京、上海与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700部与400部后，其他15个城市各仅能分到20~50部。资源如此有限，只好出台规定“只卖给外国人，不供应国内读者”②。
只摆不卖引起了很不好的观感。作为补救，这几部小说启动紧急重印。到1972年4月，《红楼梦》《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重印了20万部。到1972年底，四部书共计重印了137万部。1973年，《红楼梦》又加印50万部③。
频频重印成就了“四大名著”之说，但仍远不足以满足饥渴已久的市场。那时节，只要听说有新书出版，书店外马上就会排起长龙。用叶圣陶的话说便是：“久不出书了，一见出书，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抢着买”④。
不独休闲类图书，学习类、学术类著作也同样如此。
1972年10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节目《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60万册教材一上市，便被北京市民抢购一空。很多人写信乃至寄钱到电台，只为求一套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厂只好连续加印三次，共计120万册，也很快全部售光”⑤。1979年底，经济学家薛暮桥出版专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结果“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⑥。
单部书巨大的印刷量，往往意味着读者可选择的余地有限。有人做过问卷调查，请读者选出1978-1984年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图书，结果排在前五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水浒传》⑦。这一结果，恰与当时图书市场品类的单调情况合榫，背后潜藏的是读者巨大的“阅读饥渴”。人们渴望在这几本经典读物之外，能够有更多元的选择。
进入八十年代后，这种“阅读饥渴”，很快就与市场发生了共鸣。
1980年的下半年，全国十余个省、市出版社竞相重印《三侠五义》，总印数高达446万套。而在1949-1979年间，这部书总共只印了36.8万套。同期被疯狂重印的旧小说，还包括《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侠女奇缘》《侠女风月传》《济公传》《施公案》《呼延庆打擂》《西游补》等。其中，《封神演义》印了300多万套，《杨家将演义》印了250多万套。⑧
欧美侦探小说与文学作品同样走俏。群众出版社自1980年1月至1981年9月，共计出版国外惊险、推理和侦探破案二十五种，总印数达到了1200多万册。其中最受读者喜欢的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印了430余万册⑨。其他出版社的情况也差不多。截至1980年5月，《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浙江印了124万册；译林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印了76万册。文学图书方面，《飘》印了65万册，《基督山伯爵》印了47.5万册⑩。
那是一个充满了阅读饥渴的时代，也是一个读者饥不择食的时代。任何新鲜图书，只要能够出版，便几乎不愁销量。难的是如何冲破阻碍，提供有质量的精神食粮。沈昌文1980年成为《读书》杂志的负责人，1983年成为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1986-1992年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恰好身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
二、《宽容》与《情爱论》
沈昌文生前曾言：
三联版《宽容》出版于1985年，至1998年共计重印了11次，曾入选“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图书”之一。据沈昌文自己讲，改革开放后，他很想在出版这一块做一点事情，然后得到了李慎之的指点“向后看”，也就是“想办法了解外国的过去，重找外国书”，其中“特别得意的一个例子”便是找到了房龙的《宽容》。
沈寻找旧书，怀揣的心思，是找那些“能启发人的材料，让读者看，让读者产生一种观念”。具体到《宽容》，便是“因为人们都想不到，历史上都已经有那么多的宽容不宽容的历史了，而最后都是宽容得胜了”，这对刚刚经历、乃至尚在经历不宽容的读者而言，很容易产生启发与共鸣，“于是这一下就轰动了，这本书一出版就印了十五万册”。⑪
1987年，沈昌文遇到哈佛哲学博士赵一凡，问他如何评价房龙和他在中国极为畅销的《宽容》。赵一凡的第一反应，是美国文化思想史里没有这号人物。再查，便了解到房龙其实是一位活跃于1920-1940年代的通俗作家。他的写作面向的不是学院，而是大众，也就是走畅销书的路子，并成功实现了财务自由——这大约也正是《宽容》能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引发强烈共鸣的另一个主因。在那个时代，较之晦涩的高头讲章，中国知识界更需要这类具备普及功能的通俗著作。
《宽容》写于1925年。房龙说，自己写作该书的动机，是目睹世界进入20世纪后，“现代的不宽容，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作为抵抗，1937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后，他针锋相对写了一本《我们的奋斗：对希特勒的答复》。1930年代，《宽容》被引进中国。房龙给翻译者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特别留意书中关于“宽容”问题的讨论，因为现实世界的状况“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沈昌文“向后看”寻找旧书，找到的便是这一版。⑫
1998年，三联版《宽容》第11次印刷，总印数达到了35万册，影响力则及于整个知识界。
《情爱论》的出版，也是基于相似动机。沈昌文说，他是在1982年读到《情爱论》俄文版的，读完之后便有了要将之引进出版的冲动，因为这本书里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就是“说任何爱情都离不开肉欲”，如果“不敢讲肉欲，只敢讲精神的爱，这本身就是唯心主义”⑬。沈认为出版这样一本由苏联出版的俄文学术书籍，很具有现实意义。
但要将一本“谈爱情和肉欲”的著作正式出版，并不容易。书中关于性爱的具体描述被全部删除，有些章节甚至被全部拿掉。书名也做了改动，原书名仅一字《爱》，翻译者建议使用《论爱情》，沈昌文将之改为《情爱论》，目的是“带点学理气，也许销路小一点，但安全感强些”。编辑删稿时，沈还有一番关照：“不要太干净，多少在不严重的地方留一点”，理由是“留一些不删，是为了以后有检讨的余地……如果哪天出了问题，必须有次要‘错误’可供他检讨”。⑭
1984年，三联版《情爱论》初版，印了27万余册。之后的十余年里，该书持续畅销，到1998年第12次印刷时，已攀升至121万余册。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但该书的主要购买者，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读者。
经历了漫长的“不敢讲肉欲”的时代，急于重塑情爱观念和获取两性知识的男男女女，已是饥不择食。1980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性知识漫谈》，至1988年共计发行了280万册；六十年代禁止发行的《性的知识》于1980年重印，至次年3月共计发行了560余万册⑮。《情爱论》流行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程度，实可谓情理之中。
三、《金庸作品集》
除了最得意的《宽容》与《情爱论》，沈昌文还出版了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巴金的《随想录》、《傅雷家书》、蔡志忠的漫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诸多“解读书人之饥渴”的人文著作。
武侠小说的解禁，也与沈昌文有关。
1982年4月出台的政策规定，“鉴于近年来侠义、言情、公案等旧小说的出版已经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许继续出版”，相关的缩写本和连环画，也按同样的规定处理。但有市场，就有供给。1984年，上海的《文学报》增刊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发行了100万份；福建《海峡》杂志也增刊连载《射雕英雄传》，同样卖出了100万份。⑯
1985年上半年，武侠小说的出版量达到了一个高峰，与旧小说合计共有四千多万册。于是，政策再度强调“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随后，新华书店基本停止购入新武侠小说，已购入的也不再摆出来销售。次年，全国只出版了4部武侠小说。
当时的一种忧虑是：我国纸张资源奇缺，如果“过多地出版新武侠小说, 势必影响其他方面优秀图书的出版”；且读者的购买力有限，花钱买了这本就没钱买那本，读者“弃好书于不顾，将钱用于购买武侠小说上，长此以往，将会殃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⑰
改变武侠小说尴尬处境的推手之一，便是沈昌文。1991年，他通过罗孚，成功促成了金庸与三联书店签订了10年的版权合同。为何能成功出版？沈昌文有一段简短的披露：
原本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如此这般一番包装，便显得“高大上”了。1992年8月，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将“新武侠小说的专题审批权”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安排出版”。武侠小说自此解禁。1994年，三联版《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问世。
1979年，《读书》创刊号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沈昌文后来说，“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实则，李洪林的期望需要有人去实践，沈昌文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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